《定位中国》(九)

2017-01-15 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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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有很多读者找智客君咨询关于读什么书、怎样更好的读书等问题，智客君也感受到了当今快餐文化下，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好好读一本书的。或许只是为了静心，或许是想成为一个有内涵的人，或许是要拓展知识面，甚至只是因为“一日不读书，便觉面目可憎”。无论为了什么，智客君都高兴于大家想要丰富的灵魂。

大多想读书而无恒心者，缺的是能陪伴的激励；想获取知识而无所得者，缺的是权威性的推荐；想交流心得而无对象者，缺的是可信赖的平台。

于是，智客君成立了读书社区，专门为大家挑选新版的书、经典的书、有趣又有料的书…只要是好看的，想看的，我们都将陆续为你呈现。此外，这里还有一大批跟你一起读书的朋友，所以不用再苦恼该读些什么，也不必再忧伤无志同道合的书友。有好书，又有陪伴，你，还在等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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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浮躁、迷茫的年代，房子、就业、物价、养老等不仅成为生活的困扰，甚至影响了一批人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认知。我们四处奔波，竟不知不觉中，在这个时代迷失了自己。童大焕编著的这本《定位中国（认清我们的时代和时代中的我们）》以时事热点切入，宏观的视角加之接地气的论述，不仅使读者认清了我们所处的时代，更具深刻意义的是，它建立了一个清晰的坐标系和原点，使我们能够找到自己所应处于的合适位置。本书是大众读者快速、全面读懂中国基本国情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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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实威胁是权力与民粹合流

今天，“一人一票”和底层革命并不是现实威胁，真正的现实威胁是权力与民粹的结合，大规模“杀戮精英”，形成了事实上的“一人一票”的幻觉和对有产阶层的现实“革命”。主要表现为四种形式：

一是国有幻觉。把贫富差距归结于市场经济，主张回到公有制。世界银行2012年2月27日公布了该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编著的《2030年的中国》报告，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对该报告进行解释的演讲稿中指出，敦促中国须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加强民营部门，开放市场以促进竞争和创新，确保机会均等。在报告中，世行提醒称，中国目前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须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如不进行深层次改革，可能会面临经济危机。报告敦促中国缩减庞大的国企规模，使之在运营模式上更接近商业公司。

自称“独立学者”的杜建国现场抗议这份报告，同时当场派发他的文章《世界银行，带上你的毒药滚回美国去》。21世纪网报道说国资委激烈反对这份报告，并称降低国企比例违宪，有颠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嫌疑，并要求与相关机构展开辩论。但这份报告却是由财政部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世界银行发布的。执笔学者亦为国研中心专家，且财政部部长谢旭人也出席了发布仪式。这说明，政府体系内部，对于国企改革的认识再次出现重大分歧，改革必将遭遇利益集团的坚决抵制。

二是调控迷觉。正因为贫富两极分化太大，所以大部分普通老百姓觉得物价、房价太高。但他们不知道物价高房价高是因为政府直接介入微观经济活动导致的，因为政府投资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节约也不讲效率，必然导致通胀、腐败和两极分化盛行且积重难返。但老百姓不懂这些或者不管这些，他们只要求政府加强管制以控制物价、控制富人投资等，结果是政府腐败机会继续增加，而权力的手在市场中摸来摸去，市场不像市场，权力不像权力。就跟楼市调控一样，目的达不到，却把市场搞乱了，与房地产相关联的上下游几十个行业都不景气，失业增加，房价却越调越高。这都是精英迎合民粹惹的祸。正如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所说：“房地产调控有两种方式，民粹主义（作秀）的方式和民生主义（做事）的方式。如果只是为了一时地讨好百姓，不择手段，实际上是一种民粹主义的方式，最终对老百姓有害无益。建立土地的现代产权制度，建构符合市场经济的中国房地产制度模式和发展模式，让老百姓最终享受实惠，才是民生主义的方式。”

三是打黑错觉。重庆模式就是典型。名为打黑，但不排除黑打，甚至更多的可能是黑打（详见童之伟教授的重庆打黑专题报告）。采取类似“和珅一倒，嘉庆吃饱”的方式，把30年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积累的企业家财富，一夜之间搞“秋收”，用其中一部分来讨好民众。另一部分则组建国有大投融资机构，大肆向未来借钱。前者可以得一时好评，但不可持续，因为最具创造力的企业家要么出逃要么被关被杀。后者即组建超级国有公司则一开始可以作秀，但最终难逃腐败低效的覆辙，同时大量债务最终还是由老百姓背。个人认为重庆没有什么模式，都是前人失败的经验教训，无非是以高尚的口号行卑鄙龌龊之事，一开始会收到一些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不讲程序正义只讲目的正义的结果，只会导致大量社会精英或被消灭或被迫出逃，最终使当地陷于“死地”。而“重庆模式”之所以能够受到一些底层百姓的欢迎或期待，无非是因为贫富两极分化过大导致民间社会形成“天下乌鸦一般黑”的错觉。

四是以反腐败的名义进行劫掠。典型如吴英案和太子奶的李途纯案。吴英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的官方可以不经法律和财产拥有者本人许可，随便找一个莫须有的理由，就处置甚至瓜分公民的财产。吴英案，就是11个给她借款的人都不承认自己被骗了，但是地方官员却坚持吴英集资诈骗，先将其限制人身自由，然后在其被捕之后，她的巨额财产有相当一部分在没有得到本人同意和法院裁决的情况下就被强制拍卖了，而且是非常廉价的拍卖！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权力对公民财产的劫掠过程！不仅是对吴英这个“非法集资者”的劫掠，而且是对另外11个被吴英集资的“非法集资受害人”的劫掠！

打造太子奶品牌的中国乳酸菌行业标准制定者李途纯，比吴英幸运的是不仅没有被判死刑，而且近日摆脱了牢狱之灾。长达15个月的拘禁，换来了一纸“不起诉”的决定。但他与吴英同样不幸的地方在于，在其被拘禁无法行使原有大股东权益的时候，太子奶被破产重整，其一手创办的企业已与自己毫无关系，个人多年心血付之东流！

从吴英案，到李途纯的遭遇，说明一个相当严峻的中国现实——民营企业家辛苦经营螳螂捕蝉，往往有黄雀在后虎视眈眈！一旦发现企业有什么问题，甚至只要觉得企业做大了，有油水了，就会有人借权力之手，磨刀霍霍向猪羊，对民营企业实施“杀猪策略”，不经法院审判、不经财产所有者本人同意，首先把企业瓜分了，再来兴师问罪。

总之，对上述公有制幻觉、调控迷觉、打黑与反腐败错觉，不明就里的老百姓往往都在高声叫好，甚至不断呼吁官府“加大力度”。殊不知，达摩克利斯剑砍向的是整个社会；而且，这种权力与民粹的结合，带来的只是更多的腐败和社会更加快速地衰退。

如果民主没有市场经济做基础，没有完善的私人财产权利、自由市场权利等法律保护，一定会走向共同贫穷而不是共同富裕的道路。市场的还给市场，个人的还给个人，民主只能管公共事务。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时时提醒一下自己，要给权利和自由以足够的空间，要给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以足够的时间和机会。

房龙的《宽容》一开篇就说：在无知的山谷里，人们过着幸福的生活。愚昧无知的人总是一看到打黑、反腐、民主、正义、公有这些大词就浑身亢奋热血沸腾。古往今来，多少阴谋和邪恶假借这些高尚的名词大行其道甚至倒行逆施。

著名法学教授贺卫方先生曾在其《具体法治》一书自序中写道：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不，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中，我们什么时候缺过显示高远价值或宏大价值的口号？但是，口号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总像《动物庄园》里的“七条戒律”与动物们的真实处境一般，反差到令人不可思议的程度。为什么我们总是摆脱不了“播下龙种而收获跳蚤”的怪圈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我们不能把宏大的价值与不弃微末的具体制度与程序的建设之间结合起来。

法治建设方面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的法律，从宪法到行政法规，目前已经是洋洋大观。宪法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规定了“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规定了公民所享有的一系列权利，规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规定了法制统一原则，规定了审判权和检察权独立原则。可是，当我们对照当下法律生活的现实，就会发现，宪法和法律中所规定的不少原则和权利缺乏具体的制度和程序作为保障，从而流于“名归而实不至”的境地。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剧烈的社会变革和革命“洗礼”之后，我们终于意识到，宣言不等于现实；离开了具体的法治，那种宏大而高扬的法治只不过是引起空气振动的口号而已。

细节决定成败，唱高调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回到真正的技术操作层面，用细节铺路，才能更好地分析和解决问题。就像有的人实干，总是一步一个脚印奋力前行；而有的人却只会吹牛，实事什么也不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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