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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甫圣 | 字体与书体

卢甫圣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24-04-14

中国美术研究丛书

《中国书法史观》

卢甫圣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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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体与书体


【编者按】学书法的都知道“真书”“草书”“篆书”“隶书”“行书”的说法,那么这些概念里,哪些是“字体”,又有哪些是“书体”?由篆书至草书,是否就是那样条理明晰的依序发展而来的?在书法史的早期,文字自身的迭代对于书法的发展又有那些推动作用?且看卢甫圣先生为你揭示早期书法史中的“字体”与“书体”。


秦汉时期的书法发展史,至少蕴含着三组交错重叠的关系,即第一,与文字发展、字体发展、书体发展的关系;第二,与使用目的、使用场合、使用的价值观和物质条件所构成的关系;第三,与书法主体地位相牵连的关系,例如书写者阶层从贵族走向庶民,走向徒隶,其社会身份不同,会对书法发展产生具体而微妙的差异化影响。撇开后两组关系不论,仅就第一组关系视之,所谓书体凝固为字体同时又孳乳新书体,按理说应有一个由籀篆而隶变、由隶变而楷则的阶梯演进纵向历程,但证诸史实,却以共时的横向铺展为主,令人眼花瞭乱地集中表现在古今文字交替的隶变阶段。

西周 虢季子白盘铭


秦 始皇廿六年诏版(拓本)


战国 石鼓文(拓本局部)


春秋 侯马盟书(部分)


如果用最简略的办法区分隶变前后的字体与书体,不妨认为,前者的基本特点是以单一的线条范形构字,以篆书的称谓统辖不同载体、不同成字方法、不同形式效果的“多体”;后者的基本特点是充分依托毛笔的挥运潜能,探索和创造出更加适合生理要求和心理要求的“多体”,并根据点画与体势的不同,将之厘定为隶、楷、行、草种种称谓。可是,领略后者的“多体”,要比领略前者的“多体”繁难得多,况且其中还埋藏着不少剪不断理还乱的名实错杂陷阱。出土于东周晋国都城的侯马盟书,乃迄今可觌的隶变先声。结构由随体诘诎的长线条趋于部件化的短线条,笔法从平动移位的单纯笔画变成绞转提按的丰富点画,质言之,即通过体态与结构方式的变化,从间架的自由走向书写的自由,是隶变表现在书法形态学上的主要特征。这种乘借草率急就的实用性需要于于而来的创新书风,或局部或大体地日益侵蚀解构着篆引构字原则,到了战国中期,与之分庭抗礼的隶书雏形,亦即被后人称为古隶或秦隶的新体制,已登上历史舞台。


古隶成形后分别朝着正体化和草体化两个方向流变。正体化的一翼,既方折其点画,又绞转华藻其波磔者,发展为分隶,亦称分书、八分,即“八字分背”“势有偃波”的东汉标准隶书;而同样方折其点画,却以提按顿挫省改波磔、增加钩趯者,发展为今隶,后称真书、正书、章程书、楷书,汉末三国体制粗成,隋唐之际趋于定型。草体化的一翼,涵泳隶书而张扬波磔者发展为章草,多取使转而与楷书同一笔法机杼者发展为今草。


章草寝馈草隶,风行于新莽、东汉,而得名于晋、宋间;今草亦承草隶,其产生略早于楷书,初名稿书、稿草,或与章草同称草书,继而生发小草、大草之别,至盛唐又发越为不可端倪的狂草。正草两翼之间的关系复杂而微妙。作为书体形成的结果,彼此泾渭分明,各不相犯;作为书体形成的过程,则往往交错混杂,相反相成。一方面,草体的简捷化首开讹变之端,正体揽之为己有,同时又加以整饬和厘定,直至自成面目;另一方面,草体也从正体那里攫取某些形式特征,用以改造自己信笔而成的草率从宜作风,使之真正成其为体。


新莽 武威礼仪简(部分)


东汉 熹平石经残石(拓本)


汉 长沙五一广场汉简(部分)


空间上的穿插出没,与时间上的交递错落,组构成书法新貌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在大开大阖的正草两翼之间,还不断酝酿着中间状态的书体,从介乎隶书与章草之间,到介乎楷书与今草之间,它都以左右逢源的优势,行使着美与用的最佳组合。这种称名相闻、行狎书或行书,也细分为行草、行楷的书法艺术追求,在东晋南朝大行其道。


三国 钟繇 宣示表(拓本)


东晋 王羲之 丧乱帖(摹本)

西晋 陆机 平复帖


值得注意的是,诸如此类的书法丕变,尽管都处身正化与草化、字体与书体螺旋演进的矛盾运动之中,名实偏移、指谓交错的概念重构过程密集而芜杂,比如隶、楷二体,就承受过正书、真书、楷书、佐书、隶书、隶楷、楷隶、今隶、今文、八分、章程书、铭石书等等郢书燕说的尴尬语境;但毋庸置疑,文字作为书法的载体,而书法既受动又推动文字嬗变发展的奇异悖理,则是大张旗鼓、空前绝后地体现在隶变过程中的。与上古芸芸书体皆服务于篆之一种字体不同,隶变数百年来,竟然催生了隶、楷、章草、今草四种字体,倘再算上有嫌勉强的行书,其演衍化育之功,就更令人称奇了。


当然,从逻辑化的角度也可以将汉字厘定为篆、隶、楷三种最基本的字体,而每种字体又都可以有正、行、草三种书写方式,亦即广义上的书体,至于籀书、草篆、缪篆、八分、散隶、章草、小草、小楷、行楷之类不胜枚举的狭义书体,则无不依托于某一种字体或者某两种字体之间的过渡形态而成立。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对隶变历史效应重要性的充分认识。何况尤为不可思议者,乃经此之后,字体走到尽头,文字演化戛然而止,书法丕变或者说书体的发展,因此再也无法沾溉文字迭代的生命力了。


书法作为建立在文字载体上的二度文化创造,或者倒过来说,文字之所以成为书法的载体,自古以来始终提供着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书法赖以造型思维的内在依据,二是书法得以物化定型的外向表达。随着隶变结束,前一方面的潜能已全部穷尽,人们不得不转向后一方面投放心智。魏晋以还,书法前进的步伐由书体调整为书风,正是历史发展逻辑的体现。


以上图文内容节选自卢甫圣《中国书法史观》



中国美术研究丛书

《中国书法史观》

卢甫圣 著

定价:1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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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卢甫圣先生最新的书法史著作。不同于其他的同类型作品,本书不做一般意义上的史料铺陈和时间梳理,而是着重从三个维度揭示中国书法的独特价值


一,从语意到语境
艺术的发展自有其规律,而这种表现为规律的进程却是具体的人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完成的。通常的书法史会告诉你什么是“篆书”“隶书”“真书”“行书”“草书”,由篆书至草书,是否就是那样条理明晰的依序发展而来的?为什么作者会把它们具体区分为三种基本字体和三种书写方式?

二,从视野到视角
我们总是概略性地把南北朝书法归纳为“南帖北碑”,那在这种概略性的面貌下,为何西南一隅会出现极具北碑色彩的“二爨碑”?郭沫若用王丹虎墓志的浓厚隶意否认同时代的《兰亭序》高度成熟的楷化,那北方书坛与南方书坛是如何分别走向楷书的?

三,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
王羲之以降的以二王书法为核心、以历代名家为谱系的千载书统固然是美美与共的,那为何以傅山为代表的“宁拙勿巧”“宁丑勿媚”也具有不可取代的审美价值与书法史意义?这种清代盛行的崇碑趣味又是汲取了哪些散见在书法长河中的“原始性”片段?

卢甫圣先生梳理了书法史上的“历史文本”与“非历史文本”,雄辩地指出“以面对过去的方式把传统转化为当前的生活状态,是书法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最根本的存在依据……是美与用、专与泛、古与今的有机整合,更是历史文本与非历史文本的有机整合。”当我们将书法视为一种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艺术形式时,卢甫圣先生以带有哲学色彩的抽绎阐述了书法的“独一无二”,完成了从形态层面到思想层面的胜利会师。



全书分八个章节十余万字

精选配图三百余张

涉及作品兼顾代表性与偶然性,精英性与大众性,

既有让人耳熟能详的人与书,

也有让人拍案叫绝的“意外惊喜”,

文图相匹,当能让读者获得截然不同的书法精神之旅。


《中国书法史观》
卢甫圣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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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绘画史
卢甫圣 著

卢甫圣先生的《海派绘画史》是迄今全面梳理海派各种绘画形式及其勾连共生消长规律的高屋建瓴之作。全书分八章,近200幅图片。时间上起清末民国下至21世纪的当下,涉及传统绘画、西画、版画、连环画、漫画、月份牌画、年画、动漫、电影、装置艺术乃至今天的新媒体艺术,体现了海派文化的包容性。此专著跳脱单纯的绘画史称述,立足社会史和人文史,以独特的角度和立场第一次对海派绘画做了最完整的梳理和论述,同时补充、完善、厘清了多条线索和人物事件史料,为研究中国美术变迁提供了其物质文化史、视觉形态史和思想观念史的多种演进信息,为美术史论专业人员提供了既宏观又深入,既复杂又有序的最新学术资源。

美术序跋集
卢甫圣 著

《美术序跋集》系“中国美术研究丛书”之一种,为卢甫圣先生近四十年撰述的各类美术类序跋的精选结集,涵盖了古体诗词题跋、美术史专题研究、断代史研究、个案艺术批评与艺术现象述评等多种内容,跨越了绘画史、书法史、艺术文献、当代艺术、艺术设计等多个领域,内容丰富,形式多元,涵盖面很广,既体现出作者治学思路的一贯性,也揭示了不同时期美术史学的一些前沿问题,具有很高学术价值。

《中国书法史观》
卢甫圣 著

本书是卢甫圣先生最新的书法史著作。不同于其他的同类型作品,本书不做一般意义上的史料铺陈和时间梳理,而是着重从三个维度揭示中国书法的独特价值。卢甫圣先生梳理了书法史上的“历史文本”与“非历史文本”,雄辩地指出“以面对过去的方式把传统转化为当前的生活状态,是书法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最根本的存在依据……是美与用、专与泛、古与今的有机整合,更是历史文本与非历史文本的有机整合。”当我们将书法视为一种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艺术形式时,卢甫圣先生以带有哲学色彩的抽绎阐述了书法的“独一无二”,完成了从形态层面到思想层面的胜利会师。

悦古:中国艺术史中的古器物及其图像表达
孔令伟 著

《悦古:中国艺术史中的古器物及其图像表达》关注的焦点是古器物的图像表达方式问题,包括版刻、手绘和传拓这三种基本形态,并探讨古物鉴赏所产生的历史感、历史知识与象征性含义以及古器物及相关图像研究的意义和价值。该书从应用、研究、鉴赏三个角度出发,重新梳理古器物与图像学,及其所对应的中国艺术文化史上的“文艺复兴”。

我用我法:石涛艺术与社会接受研究
张长虹 著

若要问中国古代画家之中,谁对近现代中国画坛影响最大,非石涛莫属。《我用我法:石涛艺术与社会接受研究》,为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史论系教授张长虹二十年来关于石涛艺术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全书亮点颇多,书名取自石涛的“我自用我法”精神,从历时性的角度论述了三百年来石涛艺术的社会接受过程,也伴随着石涛形象重构的现象,反映了清代中期以来艺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在史实考证篇中,作者考证了《石涛花卉册》(现上海龙美术馆藏)为石涛中年时期的真迹,创作于1687年至1689年间,与其他“广陵树下”时期的作品一起,见证了画僧石涛中年时期追求入世的积极心态。在艺术接受篇中,作者论述了陈淳与石涛的花卉合集《白阳石涛书画合册》的流传问题以及江氏家族的石涛收藏与江恂的画风问题;作者观察到20世纪末,以吴冠中为代表的中国当代艺术家通过对石涛艺术的重新解读和构建,重新思考了中国现代艺术的现实定位及其再发展问题。

画与绘:中国画笔墨生态
轩敏华 著

本书试图从笔墨传统入手演绎中国画形式语言的衍变历程,当笔墨作为绘画语言的物质承载,它所具有的表意功能因文化视角的设定而具有了全新的意义。


中国画重画(勾画)轻绘(染绘)的技法传统是如何形成的?从“彰施五彩而作绘”的唐虞时代到“水墨最为上”“运墨而五色具”的审美标准的建立,这其间绘画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又是哪些因素促成了这些变化?书中对这一连串问题的解答将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笔墨赖以生存与发展的艺术语境问题,扩展了中国传统绘画研究的方法和角度。


轩敏华在导论中提到,笔墨在新语境中的意义和价值被不断追加和纯化,其外延被不断填充和超越。对笔墨发展图景的全息展示,是一个牵涉到物/我、天/人、主/客、内/外等对偶范畴关系的复合链式结构。作者基于图像,从绘画材料、绘画观念、文献论证等多个方面,阐释笔墨在中国古代绘画中的重要性,讲述了中国绘画发展的生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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