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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文稿】| 辛德勇:天馬騰驤金褭蹏——談談劉賀墓出土的所謂“馬蹏金”

辛 德勇 深圳尚书吧
『旧时月色  新派书香


【编者按】

5月11日,辛德勇教授受尚书吧邀请在中心书城多功能厅举办《学人书影初集》新书分享会,与读者朋友们畅聊清代学术与版刻覆刻古本风气的关系。一个月过去了,辛德勇教授的新著《海昏侯新论》精装本即将出版,同时,《海昏侯刘贺》精装修订本也配合出版。


今天分享的这篇辛老师的文章主要谈论了新书《海昏侯新论》中的一个问题:“马蹏金”的正确称谓和象征意义。感谢辛老师授权转载。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朋友:


大家好。


這次來鄭州,正趕上我的新書《海昏侯新論》即將出版,舊作《海昏侯劉賀》也與之配套,即將印出統一裝幀的新的精裝本。所以,我就在這裏,和各位朋友談談即將與大家見面的這本《海昏侯新論》中論述的一個問題——這就是所謂“馬蹏金”(或是書作“馬蹄金”)


在海昏侯劉賀墓出土的大量物品中,黃澄澄的金子,最爲引人注目。一枚枚圓形的金幣,一片片矩形的金版,光輝燦爛,耀人眼球。這些文物在各地的巡迴展出,能夠吸引大批民衆前往參觀,我覺得首先就是因爲這燦燦金光。


不過在這各種各樣的黃金製品中,最爲特別的,應屬所謂“馬蹏金”。海昏侯劉賀墓出土文物在北京展出時,我特地到首都博物館,現場做了觀摹,親見諸多看客,在所謂“馬蹏金”的展臺前駐足不動,且指指點點,議論紛紛,興趣是相當的濃厚。這是因爲這所謂的“馬蹏金”不管是作爲一種貴重的貨幣,還是把它看作高級工藝品,形制和紋飾都非常特別,很精美。愛美之心,人皆有之,長得好了,看的人就多,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如此,文物也是這樣。


海昏侯劉賀墓出土所謂“馬蹏金”


問題是作爲一種古代的遺物,人們喜歡它雖然不需要任何理由,但專業史學工作者則有必要、更有責任和義務爲普通社會公衆提供更爲具體、更爲確實也就是更加符合歷史本來面目的信息。


在中國,作爲考古工作者、特別是各個地方的考古工作者來說,由於所執行的“任務”,頭緒繁多,並且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今年做的是夏商周三代,明年發掘的就很可能是唐宋明清不知哪一個朝代的遺址,這個工作是極爲艱辛、也極其雜亂的,因而很難靜下心來,從事某一特定時期、特定領域問題的研究,更不用說專注精力於某一特定的問題了。


但是,作爲利用各種文物所做的展覽,以及整個文物研究領域,相關從業人員,卻有責任、也有條件把工作做得更細緻一些,更周全一些;或者說,應該更加專業一些。然而,全面的情況,姑且不論,在所謂“馬蹏金”的稱謂這一問題上,實際的情況,卻很不理想;或者說距離可能做出的解說和社會公衆的殷切期望有很大一段差距。當然,在我看來,很多學者對整個海昏侯劉賀墓室這一重大考古發現和墓中文物的認識,同樣如此,所謂“馬蹏金”的稱謂問題,不過是其中一項特別“光彩奪目”的事例而已。


“馬蹏金”這一稱謂,見諸各種新聞報道,這當然首先出自發掘這一遺址的考古工作者。作爲一種俗稱,其來有自,至遲從唐朝初年人顏師古開始,就有這樣的叫法。如前所述,從事這一遺址發掘的考古工作者,面對出土的巨量文物,也是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對其一一加以詳細研究的,因而他們直接援依這一稱謂是很正常的,也是無可非議的。


同樣的西漢黃金製品,以往也有過零星的考古發現,而且不止一次;若是上溯到遙遠的歷史時代,在傳世文獻中最早述及這一點的人,便是剛剛提到的唐朝初年人顏師古。顏師古注釋《漢書》時,說當時人“往往於地中得馬蹏金,金甚精好而形製巧妙”。後來像北宋的沈括等許多人都談到過類似的情況。


古往今來,各方面學者對這些發現都發表過一些看法,晚近以來更做過很多研究,但在兩個重要的方面,似乎都還存在較大深入精準認識的空間。這兩個方面,一是所謂“馬蹏金”的正確名稱及其象徵意義,二是它在西漢黃金貨幣構成中的地位以及相關的歷史淵源。這次海昏侯劉賀墓室成批出土的所謂“馬蹏金”以及相關的黃金製品,本來爲人們進一步推進相關的認識,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可是,我們看到的實際情況,卻並不十分理想。


首先是關於這種黃金製品的名稱。不管是在南昌,還是在北京等其他地點舉辦的海昏侯墓出土文物展覽,直到中央電視臺拍攝的專題報道和記錄片,都是將其稱作“馬蹏金”。十幾天前我在深圳參觀我們河南的出土文物展(題作“大象中原——河南古代文明之光”),展臺上陳列的河南襄城出土的兩件同類黃金製品,也是標記爲“馬蹏金”。


深圳河南出土文物展上的“馬蹏金”


敝人在深圳河南出土文物展的“馬蹏金”展臺前


可是,它的實際名稱,卻應該是“褭蹏金”


那麼,“馬蹏”和“褭蹏”有什麼區別或是說用哪一個名稱究竟又有多大差別呢?答案是區別很明顯,差別也相當顯著,甚至可以說是“天差地別”的兩碼事兒。


說“褭蹏”同“馬蹏”相比,可謂“天差地別”,是因爲“褭蹏”之名得自一匹“天馬”


事情發生在漢武帝元鼎四年的秋天,有個我們河南南陽的人,名叫“暴利長”,他遭受朝廷的刑罰,被發配到敦煌去屯田,在一條名爲“渥洼水”的河邊,從成羣的野馬中逮住了一匹野馬。


當時的情景,大家不妨閉上眼睛想象一下:河南南陽從很早起就是一個很富裕、也很繁華的地方,這位老哥一下子被發配到那麼一個荒僻的地方,幹苦活兒,還沒什麼好玩兒的娛樂活動,而那一帶本來就出產野馬,於是寂寞難耐的他就去套匹野馬玩玩。這事兒本來平平常常,沒什麼大不了的。


可是我們這位河南老鄉沒那麼百無聊賴,他有很實在的目的:邊塞刑徒的生活,實在蒼涼悽慘——他是想早一點兒離開那個鬼地方,是想把這頭野地裏的畜生當做自己返回故里的“回鄉證”。


各位朋友可能感覺很奇怪,不就是一種平平常常的野生動物麼?長得雖然跟人工畜養的“家馬”有點兒不一樣,可也差不了多少。馬就是馬,家馬是馬,野馬終究也還是馬。所謂“白馬非馬”,那不過是吃飽了飯沒事兒幹的詭辯家的胡說八道。一個來自南陽的刑徒,又不是西域來的“大幻師”,怎麼就能把這麼一頭畜生變成“回鄉證”呢?


時也,勢也。人值非常之時,世逢非常之勢,就能夠創生連頂級“大幻師”也無法營造的人間奇跡。


那麼,我們這位河南老鄉遇到了什麼好時勢呢?


就在元鼎四年暴利長捕捉到這匹野馬的前一年,也就是元鼎三年,漢廷出現了一項亙古未有的大事件,這就是《史記·封禪書》記載說: 

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曰“朔”,四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附案以上文字經過敝人校訂,與今本《史記》原文不盡相同)。

即朝廷有關部門提議,紀年的形式,不能再像以前那樣用一元、二元、三元、四元的形式來稱謂已經過去每隔六年就改換一次的四個“紀元”,而是要用某種“天瑞”,把漢武帝即位以來的第一個紀元改稱爲“建元”,第二個紀元改稱爲“元光”,第三個紀元改稱爲“元朔”,第四個紀元改稱爲“元狩”。漢武帝採納這一建議,用以追記過往的四個“紀元”,所謂年號紀年制度由此進入萌生階段,但這時還沒有在現實生活中採用年號來紀年。


按照《史記·封禪書》上述記載,“元狩”這一年號的命名緣由,是漢武帝於其第四個“紀元”的第五年(也就是所謂“元狩五年”)在雍這個地方祭天時曾獲取一頭“一角獸”,而結合《史記》、《漢書》其他記載,可知這種“一角獸”是指“白麟”,也就是白色的麒麟(詳見拙著《建元與改元》)。這白色的麒麟是什麼,現在我們實在說不清楚,甚至究竟什麼是麒麟也沒有人能夠說個明白,衹是歷代相傳,都以爲它是一種神獸。根據古人對麒麟形態的描述,不妨把它想象成某種因基因突變而“白化”了的鹿類活物。


分明是地上跑的白麒麟,卻被漢武帝視作“天瑞”。這件五年前發生的事兒,顯然對我們這位河南老鄉捕捉野馬的行爲產生了重大影響。不難想象,他要是也能弄這麼一頭獨角白麒麟,漢武帝一定會對他大大地獎賞一番;至少將功抵罪,立馬會放他回家,與親人團聚。遺憾的是,這獨角白麒麟太稀少了,實在難得一見,着急也沒用。


其實我們這位河南老鄉可沒那麼圖樣圖森破(就是像現在很多城市小白領那樣,衹要你加上個什麼“麒麟”之類的商標,就能把他們忽悠了),暴利長心裏明白,“白麟”這種想入非非的東西在世上是根本找不到的,那不過是皇帝老兒自欺欺人的傳說而已,自己得動腦筋琢磨替代品。“白麟”找不到,野馬卻可以天天見。那麼,平平常常的野馬,怎麼能派上獨角白麒麟一樣的用場呢?也許是我們這位河南老鄉的名字起得太好了:錢財的“暴利”雖然不知道得到還是沒得到,好運卻真的緊跟着他“長”,結果,是他獲取了更大更實在的“利”。


《漢書·武帝紀》記載,在漢武帝獲取那匹“白麟”之前三年、也就是元狩二年的夏天,“馬生余吾水中,南越獻馴象、能言鳥”。這余吾水是北方草原上一條河。在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上,我們看到,它就是現在鄂爾渾河右岸的支流土拉河,漢代的單于庭、也就是今天蒙古國的首都烏蘭巴托就在這條河的岸邊。當時漢朝正連年出征匈奴,雙方打得不可開交,所以不會是匈奴像南越獻象獻鸚鵡那樣把這匹生在余吾水中的馬獻給了漢朝,衹能是這件奇聞引起了漢廷的高度重視,而《漢書》這一記載也顯現出漢廷對優良馬匹的熱切渴求。


在元狩二年“馬生余吾水”之後六年、我們這位河南老鄉在渥洼水岸邊捕捉野馬之前兩年的元鼎二年,張騫出使烏孫歸來,帶回來了幾十匹烏孫的良馬,而在張騫返回漢廷之前,漢武帝以《易》占筮,即已卜得“神馬當從西北來”。於是,在得到張騫帶回的那些優良馬匹之後,就把這些馬稱爲“天馬”(《史記·大宛列傳》。《漢書·百官公卿表》)。


余吾水中生出奇馬來的傳說,再加上張騫帶回“天馬”的事實,我們的河南老鄉暴利長應該都有所知聞,不然我們就很難理解他爲什麼會去捕捉渥洼水邊跑來跑去的野馬了。更爲不可思議的是,在逮住這匹野馬後,他還“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漢書·武帝紀》唐顏師古注引漢魏間人李斐說)。這不是在逢迎上意是幹什麼?清楚顯示出這位暴利長先生是在投當朝皇帝之所好,獻媚求賞。


兩年前,漢武帝本來就已經強指烏孫“凡馬”爲“天馬”,可這些馬畢竟衹是張騫從烏孫牽回來的,這不僅張騫知道,天下所有人也都知道。這些“胡馬”,種是比皇漢的“土馬”好些,可確實一點兒也不神異。雖然攝於前朝趙家人那裏傳下來的一尊淫威,子民們嘴上不敢說什麼,但大家心裏都明白,是鹿就不是馬,就像“胡人”不是“天人”一樣,“胡馬”也絕不是“天馬”。因此,漢武帝劉徹心裏也會有點兒囧。


就在這個當口兒,我們這位河南老鄉,帶着滿滿的愛國正能量,獻上了所謂“水生”的野馬。這事兒辦得真可心,真是正當其時,妥妥地維護了大漢天子的神聖權威。


於是,我們看到,緊接着,在這下一年的元鼎五年,漢武帝在這一年年初的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之時,“立泰畤於甘泉”,並於此親自祠祀“太一”尊神,下詔曰:

朕以眇身託于王侯之上,德未能綏民,民或饑寒,故廵祭后土以祈豐年。冀州脽壤乃顯文鼎,獲薦于廟;渥洼水出馬,朕其御焉。戰戰競競,懼不克任,思昭天地,内惟自新。詩云:“四牡翼翼,以征不服。”親省邊垂,用事所極。望見泰一,修天文䄠。(《漢書·武帝紀》)


漢武帝劉徹這回真的是拼了。爲了讓百姓子民瞧一瞧此馬非凡馬,他竟然大着膽子騎了上去。大家可千萬別笑話他這位真龍天子“戰戰兢兢”的慫樣子,那可是一匹剛逮到不久的野馬,把野馬馴化成任你騎、由你跨的家馬,不是那麼簡單的事兒。不管是誰,騎野馬都不是鬧着玩兒的事兒,要不是必須維護他這一尊天子的尊嚴,劉徹也不敢試。別以爲萬人之上的高位就那麼好坐,這不是事兒逼到那兒了麼,硬壯着膽子也得騎將上去。


請各位注意,漢武帝在這道詔書裏,還提到了“冀州脽壤乃顯文鼎,獲薦于廟”這件事情。“脽”字的意思,本來指人的屁股。誰都知道,屁股是鼓起來的一塊肉。由此引申開來,後來人們也用這個詞兒指平地上穹然凸起的低丘高阜。漢武帝在這裏說的“冀州脽壤”,指的是汾陰后土祠旁邊的丘阜。《漢書·武帝紀》在記載暴利長此番獲馬之事時,還先提到了后土祠旁獲得寶鼎一事,其文曰“(元鼎四年夏)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渥洼水中”。就是因爲這個“寶鼎”或是“文鼎”(實際上應該是一項上古文物的新發現,當地出土了一件古鼎),漢武帝後來沿用上一年確定的辦法,把這個紀元追記爲“元鼎”。由前面的敘述可以看出,他顯然也是把這次出土古鼎之事解釋成了一種和獲麟一樣的“天示瑞應”


正因爲如此,《漢書·武帝紀》在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洼水中”這一紀事的後面,緊接着又記述說,武帝隨即指令詞臣“作《寶鼎》、《天馬之歌》”。這當然是講漢武大帝爲后土祠旁新得之鼎和渥洼水中所生之馬而命人賦詞作歌。漢武帝指令詞臣寫下的這首《天馬之歌》,全篇見載於《漢書·禮樂志》,詞曰:

太一況,天馬下,霑赤汗,沬流赭。志俶儻,精權奇,籋浮雲,晻上馳。體容與,迣萬里,今安匹,龍爲友。

顯而易見,這匹出處神異的野馬,在漢武帝眼裏,已經幻化成爲一匹天馬;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漢武帝很願意相信它是一匹天馬。


現在我來解釋一下,“太一”是天帝的別名,唐朝人顏師古在注釋《漢書》時解釋說,“太一況,天馬下”,是講“天馬乃太一所賜,故來下也”,這就明確地把得自渥洼水中的野馬神化成了天帝賜下的神馬,而與其相匹配的生物,衹能是龍,故歌詞以“龍爲友”作結。這樣的神馬,也不妨姑且稱之爲“龍馬”。《天馬之歌》歌詞中的“籋浮雲”,曹魏時人蘇林釋之曰:“籋音躡,言天馬上躡浮雲也。”(《漢書·武帝紀》唐顏師古注)這是講天馬在雲上奔馳的生動形態。1969年甘肅武威雷臺東漢墓出土的所謂“馬踏飛燕”銅奔馬,其馬足下踏飛鳥,亦即猶如騰空躡雲,從中可以仿佛領略漢武帝令人歌詠的天馬形象。


衹有充分瞭解並準確認識這樣的歷史背景,我們纔能明白海昏侯劉賀墓室出土的這些所謂“馬蹏金”究竟是怎樣一種黃金製品,明白《漢書·武帝紀》中如下一段文字蘊涵的旨意究竟是什麼:

(太始)二年春正月,行幸回中。三月詔曰:“有司議曰,往者朕郊見上帝,西登隴首,獲白麟以饋宗廟,渥洼水出天馬,泰山見黃金。宜改故名。今更黃金爲麟趾、褭蹏以恊瑞焉。”因以班賜諸侯王。

這就是歷史文獻中關於所謂“馬蹏金”最原始的記載,而上面的文字,一清二楚,寫的是“褭蹏”而不是“馬蹄”。


那麼,究竟什麼是“褭蹏”、什麼是“馬蹏”,二者之間究竟又有什麼區別?翻檢閱常用的辭書,如《漢語大詞典》,我們會看到“褭”字的本義,是“以絲帶繫馬”,由此引申出來的語義,乃“代稱馬名”,亦即某一種馬的名稱,例如古有“要褭”一稱,指的是“駿馬”。儘管“駿馬”不能等同於所有的馬匹,但若是將這一稱謂稍加泛化,那麼,在今天,把“褭蹏”寫作“馬蹏”(或“馬蹄”),似乎也大致說得過去。


然而,東漢人應劭,在注釋《漢書·武帝紀》時,即曾描述“褭蹏”之上載負的“要褭”之馬說:“古有駿馬名要褭,赤喙嘿身,一日行萬五千里也。”(《漢書·武帝紀》唐顏師古注)一天跑上一萬五千里,這不是天馬,也是天馬;不是神馬,也是神馬了。上面講述的歷史背景更清楚告訴我們,渥洼水中“生”出的這匹“天馬”,是絕不能與普通的馬匹等量齊觀的。


前面引述的《漢書·武帝紀》,謂漢武帝在元鼎五年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祠祀太一時即已着重講述了寶鼎、天馬兩大天瑞的意義。現在,事隔十七年之後,太始二年陽春三月發佈的這道鑄造“褭蹏金”的詔書,更清楚宣稱“西登隴首獲白麟”和“渥洼水出天馬”都是上天難得一現的祥瑞,同時“泰山見黃金”也算得上是一大祥瑞,所以漢武帝纔會“今更黃金爲麟趾、褭蹏以恊瑞焉”。具體地說,就是漢武帝爲了向社會昭示上天賜予的這三大祥瑞特命鑄造了“麟趾金”和“褭蹏金”這兩種“特種紀念金幣”:以“麟趾金”來協和“西登隴首獲白麟”這一天瑞,以“褭蹏金”來協和“渥洼水出天馬”這一天瑞。理解這一點,就不難判明,“褭蹏”的“褭”,應是特指漢武帝所說的“天馬”,它和“麟趾”的“麟”一樣,都是上天賜下的祥瑞,絕不能混同於世間的凡馬。


由此可見,“褭蹄金”是一個特定的專有名詞,有着特定的象徵意義,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寫成“馬蹏金”(或“馬蹄金”)的。若是像現在這樣,將其隨便寫成“馬蹏金”(或“馬蹄金”),我們河南老鄉暴利長幫助漢武帝“製造”的這匹“天馬”,就淪落風塵,成了普普通通的“凡馬”,這不是“天差地別”是什麼?當然更重要的是,這樣也就完全湮沒了當時特定的歷史涵義,廣大社會公衆也就無法透過海昏侯劉賀墓室出土的這一大批“褭蹏金”實物來認識漢武帝其人和他統治之下的那一個時代,無以知曉在金光燦燦的“褭蹏金”背後我們河南老鄉暴利長還發揮過至關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說沒有我們這位河南老鄉就不會有“褭蹏金”。大家看所謂“馬蹏”與“褭蹏”這一字之差重要不重要。


元朝人洪希文,曾經隱栝這一典故,用“天馬騰驤金褭蹏”這樣的詩句,來形容趙孟頫墨跡的靈動姿態(《續軒渠集》卷五《題學士趙子昻近帖》)。總結上面的論說,我想,或許可以藉用此語來形象而又簡約地說明漢武大帝創製這一黃金製品的歷史緣由。憑藉這一詩句,大家也可以在觀覽海昏侯劉賀墓出土文物時更好地理解“褭蹏金”的歷史內涵。


至於“褭蹏金”在西漢黃金貨幣構成中的地位以及相關的歷史淵源,今天我就來不及講述了,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我即將出版的《海昏侯新論》。在這部新書裏,我嘗試對相關問題做了比較詳細的論述。當然書中還談到其他一些有關劉賀和劉賀墓出土文物的問題,希望能夠給大家提供一些有益的幫助。


敝人在深圳河南出土文物展正


最後附帶談兩句我老本行歷史地理學方面的事情——這就是關於河西四郡的始置年代問題


所謂“河西四郡”,是指河西走廊上的武威、張掖、酒泉、敦煌這四個郡。這四個郡,是漢武帝派遣張騫“鑿空”之後(所謂“鑿空”也就是給大漢帝國鑿開一個想方便就隨時方便的屁股眼兒,本來我想結合海昏侯墓出土的釭燈具體闡釋一下這個問題,遺憾的是一直沒有顧得過來),西漢王朝在這條臭哄哄的孔道上設立的一些地方政區。


這河西四郡並不是一下子同時設置的,關於其設置過程,晚近以來先後有張維華、勞榦、施之勉、日比野丈夫、周振鶴等人相繼發表了越來越深入的論證(相關情況可查看拙譯日比野丈夫著《論河西四郡的設置年代》、周振鶴著《西漢政區地理》,前者見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九卷),不過由於相關記載過於模糊,現在仍有很多可以進一步探索的餘地。


在河西四郡當中,酒泉郡設置最早,幾乎是絕大多數學者的共識,但酒泉郡到底始設於何時(這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意味着河西四郡始設於何時),不同學者之間,出入很大。有人說是元狩二年,有人說是元鼎二年,還有人說是元鼎六年,可又誰都拿不出“實錘”作證據,都是在做間接的推論。


現在我們通過河南老鄉暴利長在渥洼水旁抓野馬的事兒,可以確切證明:至遲在漢武帝元鼎四年的秋天,漢廷一定已經在河西走廊上設立了酒泉郡。不然的話,我們這位河南老鄉就不會被朝廷發配到那裏去屯田,他也就沒有機會給漢武帝逮到“天馬”了(雖然關於這個問題,全面的論述,還需要做很多工作,但我願意以此爲契機,切入其中,將來對此做出更爲深入的研究,或許能夠提出一個更加完備的解釋方案)。可見,並不像現在很多人說的,連“神馬”都是浮雲,往事並不如煙。追蹤我們這位河南老鄉的腳步,可以看到很多歷史的真實面目,並不僅僅是黃澄澄的金子而已。


好了,我的話,今天就談到這裏。謝謝大家。

2019525日下午



作者介绍


辛德勇,1959年生,辽宁铁岭开原人,哈尔滨师范大学地理系77级本科毕业,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81级硕士毕业、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85级博士毕业,师从史念海与黄永年先生。1985—1991年,先后任陕西师范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1992年转调北京,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后任历史地理研究室主任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兼任社科院研究生院历史系主任和《中国史研究》主编。自2004年起,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主要专著

(1)《隋唐两京丛考》,三秦出版社(1991)

(2)《古代交通与历史文献研究》,中华书局(1996)

(3)《读书与藏书之间》,中华书局(2005)

(4)《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中华书局(2009)

(5)《建元与改元》,中华书局(2013)

(6)《石室賸言》,中华书局(2014)

(7)《旧史舆地文编》,中西书局(2015)

(8)《制造汉武帝》,北京:三联书店(2015)

(9)《海昏侯刘贺》,北京:三联书店(2016)

(10)《中国印刷史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6)

(11)《蒐书记》精装,九州出版社(2017)

(12)《史记新本校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13) 《发现燕然山铭》,中华书局(2018)

  (14) 《学人书影初集》,九州出版社(2019)





辛德勇|清代学术与仿刻覆刻宋元古本的风气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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