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动计划”虽告终，疑云未散恐难抚平华裔学界不安
* “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是由复旦发展研究院和丰实集团共同打造的中美关系研究的学术平台
摘要
当地时间2月23日，特朗普时代的遗留政策 “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在各方争议中被正式终止。司法部方面承认该计划的命名方式会加剧种族歧视现象，亦有损美国科学界开放合作的良好传统和对全球人才的吸引力，表示未来仍将关注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行为，但会进行程序改进，提高起诉门槛，更加慎重地对待涉及到科研人员的案件。随着美方的国家安全对外政策转变为采取更广泛的方式来维护国家利益，“中国行动计划”阴云未散，使华裔群体和学界人士陷入持续性恐慌，未来中美科技交流形势仍不甚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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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始至终，争议重重
“中国行动计划”是特朗普执政时期的产物，于2018年11月1日由首任司法部长塞申斯提出，其目标被明确为反制“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根据计划，美国司法部旨在不遗余力地对涉嫌盗取商业秘密、从事经济间谍活动、违反《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及其他美国法律的中国公司展开调查并提起诉讼。
美国法律专家指出，以一个国家名字来命名的执法调查行动在美国历史上十分罕见。在行动计划执行的几年里，司法部要求94个地区司法部门每年至少提出一至两起针对中国的诉讼，迄今已发起2000多项调查，提起至少23起刑事诉讼。但截至2021年3月底，美国司法部官方网站的“中国行动计划”网页上“与中国相关”的典型案件汇编中，鲜有涉及知识产权和商业窃密，指控的罪名多为欺诈、不实陈述、瞒报税款等。司法部门对研究人员是否充分披露外国隶属关系，包括资金和与该国机构的合作关系等的关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其声称的“保护知识产权”的初衷。
事实上，“中国行动计划”并不是特朗普政府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有着不短的历史渊源。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亚裔美国科学家一直面临着参与间谍活动的怀疑。《科学家与间谍》（The Scientist and The Spy）一书的作者玛拉·维斯滕达尔（Mara Hvistendahl）写道：“科学领域的焦灼意味着中美之间更广泛的对峙关系，在两国政治意见相左的时候，科技尤其会成为关注焦点。”“中国行动计划”意味着联邦调查局的猜疑已经扩展到任何参与中国政府将中国科学家与西方国家顶尖研究人员联系起来的项目。
（1）陷入种族主义指责声浪
实施以来，“中国行动计划”持续受到科学界和民权组织的批评，被质疑存在恶意针对华裔美国人的现象，并使许多无辜的科学家、研究人员和学生受到牵连。一些学者的科研合作被迫戛然中止，随即陷入痛苦漫长的诉讼程序和牢狱之灾，这给他们的职业生涯带来了难以挽回的伤害。
据此前《MIT科技评论》的不完全统计数据，截至2021年，“中国行动计划”总共起诉了148人，只有40人或自己认罪或被判有罪，64%的案件在审理中，95人仍面临指控。而在这148人中，88%的被告是华裔或者华人。另一方面，司法部对个人的起诉屡遭挫折，多起针对学术研究人员的案件被驳回，所谓“涉案者”最终被撤销指控。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案件之一是麻省理工学院（MIT）机械工程系知名华裔学者陈刚一案，该案也再次激发了对终止“中国行动计划”的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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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任期最后一周，陈刚因涉嫌“电汇欺诈、未提交他国银行和财务账户报告，以及在纳税申报中作出虚假陈述”被捕。陈刚的遭遇在中美科学界都引发了巨大关注。MIT方面对陈刚在道义和经济上均表示了支持，校方承担了陈刚案的所有法律诉讼费用，校长L. Rafael Reif给学校师生员工发送邮件称陈刚是一位广受尊敬的学者和教师，其被捕“让人震惊”。教授尤尔·芬克（Yoel Fink）和200多名MIT教师签署公开信为陈刚发声。西北大学教授杰弗里·斯奈德（G. Jeffrey Snyder）也为陈刚发起在线请愿，获得 1380 个签名。
同年，通过对陈刚起诉书的马萨诸塞州检察官安德鲁·莱林（Andrew Lelling），承认曾由其参与设计的“中国行动计划”已偏离正轨。2022 年 1 月，联邦法院基于缺乏更多证据驳回了美国政府对陈刚的指控。蒙冤两年后，陈刚本人在《科学》杂志撰文表达了对政治活动威胁科学发展的担忧。他提出有关部门将日常研究实践活动，如审查研究提案、撰写建议、接待访问科学家等定性为刑事犯罪，呼吁美国国会调查美国政府在类似案件中的不当起诉行为，并终止由司法部发起的“中国行动计划”。
（2）对科学界造成“寒蝉效应”
许多美国知名科学家也表达了他们对“中国行动计划”破坏科学合作氛围、打击优秀人才留美积极性的深切忧虑。美国物理学会（The 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在2021年8月的一封公开信中表示“‘中国行动计划’，是美国政府自身的过激反应措施，也是比问题本身更糟糕的应对方法……未经授权的知识和技术转让对国家安全构成了真正的威胁，但扼杀合法科学联系的回应只会加剧它寻求解决的问题。”2021年9月，斯坦福大学177名教授和学者联名签署公开信，批评“中国行动计划”既定目标，损害美科研竞争力。他们强烈呼吁联邦政府废除“中国行动计划”，以免影响重要的学术合作，导致人才流失。22年1月，192名耶鲁大学教职员工给司法部长加兰写联名信要求停止该项计划。
著名非营利组织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与亚利桑那大学于2021年10月公布了一项分析美国政府对与中国的国际交流施加的限制如何影响学术界，尤其是如何影响华裔教授和研究人员的联合研究。在参与调查的2000名科学家中，有一半的华裔科学家表示因为受美国政府监视而感到非常恐惧或焦虑。而在非华裔科学家中，这一比例仅为12%左右，有近三分之一的华裔科学家认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因为华裔身份而遭遇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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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已终止，疑云难消
2020年大选以来，许多亚裔团体向拜登政府及司法部施压要求正式审查“中国行动计划”的总体情况和具体个案。2021年9月，拜登任命的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Merrick Garland）在其确认听证会上表示司法部即将对“中国行动计划”开展内部审查。审查自11月开始，共历时三个月左右。最终，“中国行动计划”于当地时间2月23日被正式终止。
国家安全部门新任负责人助理司法部长马修·奥尔森（Matthew Olsen）在乔治梅森大学国家安全研究所发表了讲话，承认美方经过分析调查，发现该计划存在种族歧视、破坏学术开放与国际合作传统等弊端。他指出，“中国行动计划”无论是名称还是执行方式，都有意无意助长了该项目专门迫害华裔的“有害印象”。
不过，奥尔森表示司法部将继续调查现有的“中国行动计划”有关案件，并重申了对抗中国威胁的措施的正确性和必要性，虽然这一举措的执行细节有待商榷，当有证据表明存在恶意意图、严重欺诈以及与经济和国家安全有关时，联邦检察官仍将对研究人员进行起诉。国家安全局（NSD）将发挥积极的监督作用，以评估证据和指导决定是否寻求民事或行政制裁手段以取代以往的刑事指控。奥尔森还着重强调，美国需要采取更广泛的做法来应对当前的威胁形势，誓言司法部将继续毫不留情地打击间谍活动和网络威胁，并将其必要性扩大到了俄罗斯、朝鲜、伊朗等其他国家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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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Science）和《自然》（Nature）两家重量级自然科学期刊就“中国行动计划”的停止专门发表了评述文章，体现了科学界的普遍关切。《科学》杂志主编霍尔顿·索普也撰写社论文章称该计划严重阻碍了中美科学合作，与科学界的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索普强调，美国科学界领袖在国会要求增加资金的方式，与科学开展方式之间存在认知失调。“科学进步依赖于合作，依赖于招募最优秀的人才来解决重要的科学问题，以及向全世界宣传这些发现。因此，将科学作为与其他国家有才华的科学家的竞争品，及将科学作为不能广泛分享的隐秘，与科学界的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自然》杂志称科学家们则希望司法部进一步承担其造成的伤害。一些研究人员正通过提起赔偿诉讼的方式让美国政府为之前的不当起诉做出补偿。
根据奥尔森的讲话，司法部下一阶段的战略将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核心领域的案件：危害国家安全的间谍活动，违反出口管制和制裁的威胁；保护知识产权，有关美国人和供应链的私密信息以及保卫民主免受所谓其他政权带来的日益严峻的威胁。
此前，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1月14日发布的《美国政府支持国家研发安全政策总统备忘录》（NSPM-33）就如何在不舍弃美国科学界开放性的情况下，保护国家安全为为联邦机构、高等教育机构和科学家提供指导，该备忘录是特朗普政府实施“中国行动计划”的尾声，也被视为拜登政府对华科研政策的指导思想。
随后不久，白宫发布《加强美国科研体系安全和完整性的举措建议》，作为备忘录的补充文件对具体做法进行解释，该报告为寻求美国联邦资助的研究人员制定标准化披露要求：研究人员如遇利益冲突，需在有利益冲突时披露包括但不限于个人组织隶属关系和研究经费资助信息，并鼓励机构之间公开分享研究安全信息；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研究人员除了在被证明存在主观动机时时面临刑事指控和民事指控外，还有可能被剥夺获得研究奖项和奖金的资格，不遵守披露要求的组织机构将被起诉或受到其他非执法性的行政制裁，如被要求提交邮件和电话记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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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力量的博弈和错综复杂的舆论形势，使得司法部对待“中国行动计划”态度模棱。尽管面临诸多批评，拜登政府仍然将“中国行动计划”推行多时。共和党人认为拜登政府在应对国家安全威胁方面一向过于软弱，此次终止“中国行动计划”更是在“对中国妥协”。美司法部国安部门负责人不得不向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保证，该部门的相关工作“不会因此受到阻碍”。
因此，虽然“中国行动计划”的存废可以作为衡量拜登政府对待中美科技合作环境的一个风向标，但并不能被简单解读为美国对华科技政策松动回调的积极信号。“中国行动计划”的终止并不意味着拜登政府的政策会发生彻底转向。美国司法部国家安全司反情报和出口管制科前科长戴维·劳夫曼（David Laufman）表示，“‘中国行动计划’的名称早该被取缔，中国将继续对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构成巨大威胁，但司法部完全可以在无需使用煽动性的旗号的前提下应对它们”。亚裔推进正义协会（Asian Americans Advancing Justice）主席杨重远就直言其对“‘中国行动计划’任何形式的重塑”的担心。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中国行动计划”的目的是打击对美国知识产权的窃取，知识产权无疑是未来中美关系中持续重要的一环。如何继续维护好美国在全球的创新领导者地位，防止外国的技术窃取和知识产权盗窃行为，是拜登政府在维护美国优先方面的重要举措。由于中国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将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国的应对措施必将对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出海提出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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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郝敏,“‘中国行动计划’真的终止了吗”《环球时报》，2022年2月26日，https://opinion.huanqiu.com/article/46y0uumGR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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