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闻故事 | 中闻律师事务所的故事—赵军
赵军比吴革早出生一年,他的父母是北京人。
20世纪50年代,赵军的父母响应国家号召,支援祖国大西北建设,奔赴陕西咸阳,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创办的咸阳机校里当教师。赵军在北京出生,爷爷奶奶将他抚养长大,他7岁时被父母领回陕西,在咸阳完成了小学、初中、高中的学业。
赵军是长子长孙,格外受奶奶疼爱,虽然不乏小男孩的淘气顽皮,但他腼腆、害羞、不爱说话,这个少年内心有一股倔强的自制力,只要他认为不能做的事,就坚决不做。无论在北京还是咸阳,本地的脏话脏字,男孩子哪个不是张口就来,可赵军却是罕见的例外,他自小到大,楞没吐过一个脏字、一句脏话,因为他决绝地认为那会脏了自己的口和心。
1984年高考临近,参加高考的学生要先填报院校。偏爱文科的赵军在师范、财经和政法三大类院校中选中最后一类。高考成绩张榜,他以第一志愿被西北政法学院 (2006年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录取。
回想大学4年的学习生活,赵军感叹那段时光对他的人生特别重要:
“幸运的是,我比较喜欢法律,我读的是法律专业,最后从事的是法律工作,不像有些人从事的工作跟自己的兴趣爱好不一致。”
赵军小时候爱踢足球,在大学期间加入校田径队,参加过全省高校运动会的短跑比赛项目;他还加入文艺队,每年文艺演出时上台唱歌。连续两年入选学校三好学生标兵,他那放大的头像照片展示在学校公告橱窗里。
大学毕业时,赵军那届毕业生有500多人,只有4名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分配到北京工作,赵军荣幸入选。虽然自出生户籍就在陕西,也能说一口陕西话,但他从不认为自己是那边的人,在心里坚信自己是个地道的北京人。回到北京,他前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报到。
进入法院,赵军从书记员做起。工作中他发现书记员的工作欠缺规范程序,基本处于师傅带徒弟的模式。于是他着手了解经济庭、民庭书记员的工作现状和方式,写出一份数十页的书记员工作流程手册,包括如何登记案件、填写信息、计算开庭日期、通知当事人、发布公告、记录开庭笔录、归档等事项。当时,最高人民法院尚未出台相关工作流程,东城区人民法院将这份书记员工作流程手册当作新入职书记员的必学教材。
不久,赵军升为助理审判员,提为副科级,调入研究室,为审委会会议做记录,为领导写文字材料,又出任团总支副书记,后来接任了团总支书记。在法院工作6年,也许是性格中潜在的被动性所致,赵军觉得难以融入单位的人际关系和文化氛围。
“不当法官干啥呢,当律师?”
早在入职第二年,赵军就想参加律师资格考试,但是法院不允许参考。入职第四年,赵军利用请假再加探亲假的十几天时间 ,避开工作等一切事务性的打扰,全身心地复习律师资格考试内容,顺利参加考试,继而获取了律师资格。
入夏的一天,什刹海荷花盛开,湖面上飘来阵阵清香,赵军和曾是他的领导而已经转行做律所主任的一位兄长在此会面聊天时,这位兄长突然对他说:
“赵军,你来做律师吧,你的业务能力很强啊,一定可以成为一位好律师。”
这句话像是捅破了一层窗户纸,赵军眼前陡然豁亮,仅一周时间就作出了人生的重大决定:辞职当律师。
进入律师事务所之初,赵军仍然沿袭在法院养成的工作习惯,每天早上早早到单位,打开水,领报纸,然后坐在办公室里等着律师事务所主任来给他安排事务。
直至有一天,律师事务所主任提醒他说:
“你在法院有那么多当事人,能不能联系联系,看看有什么业务呀?”
主任这番话把赵军点醒了,他发现自己虽然在法院工作多年,但那一身学生气未改变多少,有不少从法院出来当了律师的同事,人家辞职前就留意维系好与当事人的关系,做律师不愁没业务。而自己把法院办过的案件一归档,什么人的联系方式都没留下。
最初约有一年半时间里,赵军内心备受煎熬。这时,有朋友推荐他去海南,说律师薪水比眼前的收入高出四五倍,赵军想着那就闯一闯吧。海南那些律师全是内地去的,有大学毕业的,有大专毕业的,在那种人人奋斗的拼搏氛围里,你不得不受影响。赵军相信,那些同行跟他一样,到那里都没什么社会资源,都是孤身一人去的。到了海南,他跟同事学着查报纸、抄地址、买邮票、买信封、寄简历,主动四处联络,还召集当地校友,尝试扩大社交面。
更多的时候,他冒着烈日,拎着公文包,一次次走进写字楼,拜访那些可能成为业务单位的公司,递上个人简历和名片。尽管内心觉得自己像个做保险的,心里不认同这样的做法;尽管成效甚微,但生存现实逼着他一遍遍地重复着。后来,赵军认为这一段经历帮助他走出了心理桎梏,度过了事业危机。
这时,有朋友邀请他回北京创办律所,恰好符合他的意愿,于是他返回北京,加入了这家律师事务所,第一次担任了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