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美医者候选人｜谭晓琴：白求恩奖章获得者 高原上呵护生命的格桑花
在甘孜州高原有这样一位医生
一有病人的呼唤
她就毫不犹豫启程前行
积劳成疾，身患癌症
有400多位乡亲为她念经祈福
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全国三八红旗手”、“最美乡村医生”
和“白求恩奖章”等称号
可她却说——
我只做了一个医生该做的事
她就是谭晓琴
在高原呵护生命的格桑花
大美医者候选人
谭晓琴｜女，1983年出生，藏族，中共党员，甘孜州炉霍县斯木镇中心卫生院副院长。
从医十四载，谭晓琴用坚守和柔情，耕耘着高原的土地，从芳华到而立，从资历年轻到“白求恩奖章获得者”，一路走来，步履芬芳。她，是甘孜人民心中的好门巴，更是绽放在高原上最美的格桑花。
大学毕业后选择重返高原、重回故乡
谭晓琴甘孜州炉霍县斯木镇中心卫生院的一名藏族医生。
我出生在甘孜州炉霍县斯木镇的一个藏族家庭，我奶奶是个流落老红军，小时候奶奶对我讲过的红军故事，就像一颗颗种子，在我心里种下了红色基因。那年冬天，奶奶一病不起，我哭了，她喘息着安慰我说，春天来了，格桑花开了，我的病就好了。可不等格桑花开，奶奶就走了。我想，我要是个医生多好呀。
走上从医之路，主要是受阿爸的影响。阿爸是个医生，每天下班回家，都有不少人还到家里来找他看病。我想，我要成为阿爸那样的人。
在成都军医学院毕业那年，阿爸就对我说：“晓琴，你是乡里第一个读军医大的人，乡亲们需要你呀，回来吧。”于是我选择了重返高原，重回故乡。
”选择高原，就是选择挑战
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就是家乡自然环境与气候的真实写照。
回到故乡，就意味着什么苦都得吃，每次出诊上山为农牧民服务，都要经受春夏秋冬四季气候的轮番考验。
回到故乡，在卫生院工作，不但要挑起内科、外科、妇科、产科、儿科的重担；还要担当起老年医学科和心理卫生医疗等专业的职责。
在斯木镇卫生院工作了一段时间，乡亲们说吃了谭医生开的药病好得快。一传十，十传百，找我看病的人越来越多。我知道，不是我的医术有多高明，而是他们很少吃药，药效要明显得多的缘故；可他们却把这一切归功于我，是我从一个让人不放心的小门巴，变成了一个最让人放心的好门巴。
2008年5月的一天，一个藏族阿哥，跑到卫生院对我说：“医生，我老婆生孩子了，麻烦了！”
我背起出诊箱，跟着他抄近路到了他家里，看到产妇被折磨得脸色苍白、全身无力，我急忙为她催产接生，使孩子在最短的时间里来到了人间。
但新生儿全身发紫，没有心跳，没有呼吸，孩子的奶奶急忙抱过新生儿拍打他的屁股，打屁股是民间常用的急救方法，往往会打出新生儿来到世上的第一声哭啼。
可这次不灵了，孩子不哭也不叫。我顾不得新生儿身上还带着的血丝，也顾不得那散发着的腥味儿，立即抱过新生儿，对着小嘴作人工呼吸。
“哇........”，婴儿的啼哭，好似惊雷报春，炸响在房间里的每一个角落，带来了欢乐与吉祥。
”选择高原，就是选择担当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无论碰到什么样的疑难杂症，无论遇见多么难缠的病人，都要勇敢地担当起来。
隆冬的一天，一个中年汉子到卫生院请我去他家看病，他说他阿爸得了胃癌，晚期。请我去，一是看病拿药，二是希望能开导开导老人，让他吃点东西，令他好受点。
胃癌晚期，我一下绷紧了神经。到他家，看见床上躺着的老人身形枯瘦干瘪，目光就如风沙中的落日，没有神采。走近病人，我坐在床边关切地问：“阿爷喝早茶了吗？吃早饭了吗？”
老人回答说，喝了几口茶，不想吃饭，反正我这个病好不了，能拖几天就算几天了。
听出来了，他不是不想吃，而是心理产生了变异。平常看病时，我非常重视诊疗过程中的心理疏导，一个亲切的笑脸、一个鼓励的眼神、一句温暖的问候对病人就是一味良药，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疗效。因此，我语气非常柔和地说：“阿爷呀，光喝茶可不行，还得吃饭咹。”
说着，我从手提袋里掏出两个包子，对他说：“肉包子，自己家里做的，尝尝？”
这两个包子的确是阿妈给我做的，出卫生院时，想到病人不愿吃饭，也许这个可以帮他调节调节胃口，就随身带来了。
站在老人旁边的男子接过话说，谭医生为了给你看病还摔伤了。
来的路上的确发生了意外。当我火急火燎的乘坐着摩托车，疾驰在弯多、坡陡、狭窄、崎岖的山道上，快进村的时候，一头野性十足的放生猪从山坡上直冲下来，撞翻了摩托车，撞飞了出诊箱，我的手上和脚上被摔得青一块、紫一块的，腰部被摔得火辣辣的生疼。老人受到了触动，关切地问我伤哪儿了？严重不？
我笑着对他说：“没事，小伤而已，您老给个面子吧。”老人脸上露出笑容说：“好，我吃。”
三个月的诊治，三个月的陪护；我担当起了一个女儿的职责，让老人安详而又平静地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
”选择高原，就是选择奉献
高原的冬天来得早去得晚，每次出诊行走在零下一二十度的冰天雪地山路上，时刻都面临着一个不小心就会掉入山谷的危险，内心虽然充满着恐惧，但一有病人的呼唤，无论是大雪纷飞的白天，还是天寒地冻的夜晚，我都毫不犹豫的启程前行。
一天凌晨两点多钟的时候，一个老人顶风冒雪的走进我家对我说，他女儿要生儿，请我去接生。
走在冰封的山间小路上，人就像一张薄薄的纸片在摇晃着漂浮前行，刺骨的寒风吹得我额头生疼，凛冽的寒风从前胸直透后背，冻得我瑟瑟发抖，锥心的寒意仿佛要把肺都冻住了，憋得我无法正常呼吸。
到了他家才知道，他们家正拆了老房修新房，全家人都住在帐篷里，点着煤油灯，帐篷的医教，睡着产妇，离产妇不远处，放着两只铁皮火炉。我知道，那是帐篷里的取暖器，可他们却并不知道，燃烧的炭火潜藏着巨大的风险。我一边说帐篷里得透透气了，一边把火炉移出了帐篷。
忙了好一阵子，孩子出生了。当我把包裹好的新生儿递给她家人时，突然觉得四肢酸软沉重，这是怎么了？
转眼一看，帐篷的一角依然放着那两只火炉，我恍然大悟，马上对沉浸在喜悦中的人们说：“不行，要中毒，快把火炉提出去。”一边说，一边提着一只火炉出了帐篷；正当我转回来要提第二只火炉时，眼前一黑，瘫在了帐篷里。
当我醒来看见产妇、孩子和她家人安然无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从那以后，我时常感到疲惫不堪，难以应对极端天气的挑战。2010年12月，到成都全面检查被确诊为“肺癌”。
乡亲们听说我得了癌症，有的要为我捐钱，有的为我念经，还有的为我转经，400多位乡亲聚集在白塔下，为我转塔十万圈念经祈福，求菩萨保佑我。
在成都听说这个消息，我的心被深深地震撼着，泪水扑簌簌地流个不停；我要战胜癌症，回到生我养我的故乡去，回到疼我、爱我的父老乡亲们中间去，为乡亲们的身心健康保好驾、护好航。
在乡亲们的关爱召唤下，我回到了斯木乡，无论是在卫生院，还是在家里，我都用心接待好每一位病人。
一次，我在康定治病，邻村的袁大爷打电话说他想念我了。我知道他这个老病号，一定是迫不得已了才给我打电话的，我立刻乘车赶了200多公里路回到家乡给他看病。
我在高原做了14年医生，抗癌整整8年；8年来我一边抗癌，一边给乡亲们治病，我只做了一个医生该做的事。
选择高原，就是选择奋斗！在家乡从医的岁月里，我努力进取，找到了人生坐标，将努力继续实现自身价值，我幸福！我自豪！我要让呵护生命的格桑花在高原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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