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卫生健康70年】第三辑：人民卫生事业曲折发展（1966—1978）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

——习近平

编者按

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我们党从成立初就把保障人民健康同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

百年来，四川卫生人在党的伟大旗帜的引领下，以人民健康为己任，百折不挠、开拓前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四川的卫生健康事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投入，取得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成绩。走进新时代，复兴中国梦。我们重新回顾四川卫生70年历程，系统梳理卫生奋斗发展史，真实记录卫生人的革命足迹。

由于篇幅较长，文章将分期连载，第一部分，人民卫生事业的兴起（1949.10—1955）；第二部分，人民卫生事业的蓬勃发展(1956—1965)；第三部分，人民卫生事业曲折发展（1966—1978）；第四部分，四川卫生快速发展时期（1978.12—1992.10）；第五部分，四川卫生持续发展时期（1992.10—2002.11）；第六部分，四川卫生科学发展时期（2002.11—2012.10）；第七部分，新时代的四川卫生健康事业（2012年11月—2018年12月）。

第三篇：人民卫生事业曲折发展（1966—1978）

从“文革”开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十二年间。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曲折中努力前进。走过弯路，有过经验和教训，也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绩。

 四川的医疗服务能力在艰难中继续提高，医学教育在曲折前进，农村卫生条件得到显著改善。到1975年底，我省赤脚医生达到157236人，平均每个大队有2.1人。

这一时期，四川卫生人还圆满完成了 “32111石油钻井队井喷”事件的医疗救援、先后参与了甘孜州炉霍县地震、河北唐山大地震、绵阳平武、阿坝州松潘地震的救援工作。并积极主动派出援外医疗队，促进了我国大国外交工作的有效开展。此外，四川多次派出援藏医疗队为健康西藏献出力量、保障了藏区同胞生命安全，促进了民族团结。

一、卫生事业曲折发展历程和成就

①卫生行政和机构设立的变化

1966年，“文革”开始，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备受冲击，机构瘫痪。1969—1971年，各级临时权力机构先后成立。1971年成立四川省卫生局革命领导小组。1973年3月，四川省卫生局正式成立。在此前后，全省市、地、州及部分县卫生局陆续成立。

1966—1970年，部分地区由各级“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兼管。1971年以后，恢复县派驻区卫生专职干部或由区、乡卫生院院长兼管当地卫生行政工作。

②加强农村卫生建设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社会动荡不安，四川卫生工作从管理制度到事业发展都遭到严重破坏。在逆境中，全省广大医药卫生人员克服困难，排除干扰，遵循毛泽东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根据周恩来总理作出的“一农村、二工矿、三城市”全面兼顾的安排，逐步把人力、物力、财力的重点放到农村，大力开展农村卫生建设。

到1973年，全省下放到农村的卫生人员共5400余人。其中地、市、州以上医疗卫生单位2000多人，县级3000多人；分配到农村基层工作的高、中等医学院校毕业生1.2万多人，国家卫生系统的医务人员，在县以下占64.7％，省、市、地、州占35.3％。同时，城市医疗卫生单位组织卫生人员到农村巡回医疗，防病治病，经常保持在4000人左右。药品、医疗器械主要分配到农村区以下医疗卫生单位。由国家投资重点装备的农村区社（民族乡）卫生院、所共3000多个，农村区以下医疗单位的病床，由1965年的3500多张发展到1972年的18900多张，从占全省病床总数9.9％，上升到32.7％。用于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区以下的卫生基建投资逐步增加，1965年只占全省卫生基建投资总数的31．25％，1971－1973年，每年投资平均为78.4％。

到1973年，全省1286个区，已新建扩建区卫生院1114个；8508个农村公社（民族乡），已设公社（民族乡）卫生院（所）7784个。其中，甘孜、阿坝、凉山三州有国家举办的区卫生院135个，公社（民族乡）卫生院394个，不同程度地担负起所在区、社（民族乡）的预防、医疗、科研、计划生育、辅导合作医疗和培训提高赤脚医生等各项工作，基本上承担了当地病人就近诊治的任务，受到农村群众的欢迎。

1968年，四川开始大办合作医疗，各地采取队办、社队联办、社办等多种形式，筹集资金，建立合作医疗站、按照结合生产、自力更生、勤俭办医的原则，采取“三土”（土方、土法、土洋结合）、“四自”（自种、自采、自制、自用）等办法，进行采、种、养、制中草药，以广开药源，减轻集体和社员的经济负担，方便群众就医。到1976年，全省74356个大队，已办合作医疗67004个，占大队总数90．1％，有赤脚医生191671人。初步形成以区或公社卫生院为基地，联络县医院和生产大队合作医疗站的三级卫生网，对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状况，保护农业生产劳动力和促进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来源：《四川省志•医药卫生志》）

③赤脚医生的发展

解放以后到80年代中期的30多年间，乡村医生教育长期属初等医学教育。解放初期，为了消灭控制严重疾病和开展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培训了大批卫生员、接生员和防疫员。他们为广大农民提供了最基本的卫生服务。1968年，《人民日报》宣传上海沙川县培养农村“赤脚医生”的经验，特别是传出毛泽东关于“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后，四川和全国一样，掀起了培养“赤脚医生”的热潮，采取办进修班和以师带徒形式，培养亦医亦农、为贫下中农服务的“赤脚医生”队伍。（来源:《当代四川卫生事业》）

在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指引下，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我省卫生战线形势有了新的发展。合作医疗、赤脚医生这两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正在继续巩固发展，到1975年底，赤脚医生达到157236人，平均每个大队有2.1人，比1974年增加0.3人。无赤脚医生的生产大队，由1974年的9691个，减少为4151个，改善了农村缺医少药状况。生产队的卫生员、接生员较1974年均有增加。

我省生产队有卫生员292564人，有56.6%的生产队有卫生员，这些卫生员在赤脚医生的带领下，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和预防疾病方面起了一定作用。（来源:省档案局“四川省一九七五年合作医疗、赤脚医生发展情况统计表）

（图：赤脚医生为百姓看病）

④医学教育的曲折前进

1966年，“文革”爆发后，各校被迫停课，多年停止招生。1972—1976年，各校恢复招生。总计5所高校共招收5届3年制“工农兵”大学生9328人。由于这批学生未经国家统一文化考试，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教学困难；加之“左”的思想影响，合理的规章制度被废驰，“三段式”（普通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教学被批判，大搞“开门办学”，师生被分散到农村办学，造成教学质量严重下降。1976年后，经过拨乱反正，调动了广大教师和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各项工作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1978年1月，泸州医学专科学校改为泸州医学院。

1978年，各校对院、系两级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废除了“革委会”，对学校党政和业务科室的领导成员进行调整充实，重新任命了一批业务人员担任科室领导。同年，教育部、卫生部先后颁发《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和医学、中医、儿科、口腔、卫生、药学、中药7个专业教学计划（试行草案），学校工作秩序及教学秩序得到整顿，并从当年开始，恢复教师、业务技术人员技术职称的考核和晋升制度，教学力量得以加强。（来源：《四川省志•医药卫生志 》）

二、卫生事业曲折发展的重大事件

1

“32111石油钻井队井喷”事件的医疗救援

1966年6月22日凌晨，四川省石油管理局川南石油指挥部所属的32111石油钻井队在合江县的塘河1号井突遇井喷着火，为控制井喷致大批队员烧伤。

灾情发生后，卫生部、中共四川省委和省人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和空军部队，重庆、自贡和泸州市委、宜宾地委和合江县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组织有关医疗单位的专家、教授和医务人员，携带药品、器械前往现场抢救。

北京、上海、成都和重庆等地运来血浆、抗生素等急救药品。合江县级卫生单位党支部组织县卫生防疫站负责防暑降温、消毒和灭蚊蝇，县人民医院组成两个抢救组，一组携带急救药品器械去现场抢救伤员，另一组收治重伤员住院治疗。在24小时内，解放军第47和57医院、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省人民医院、宜宾和内江专区人民医院、自贡和泸州市人民医院、重庆市工人医院等23个单位133名医护和工作人员，带着药品和器械赶到县医院。在合江县县委领导下，成立烧伤抢救中心小组，由解放军第七军医大学黎鳌教授任组长，省人民医院主治医师潘慈康任副组长，迅速开展抢救工作。采取抗休克及复苏等措施，历30余小时，使伤员从休克或昏迷中苏醒过来，继而用各种抗感染等相应方法，使伤员逐渐康复。经月余治疗，除1名伤员死亡外，其余21名伤员全部脱险。

（图：32111石油钻井队的毛主席纪念章）

2

甘孜州炉霍县地震救援

1973年2月6日18时许，甘孜州炉霍县发生7.9级强烈地震，全县及毗邻的甘孜、道孚、色达、新龙等县人、畜、房屋、建筑设施遭到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近5000人，耕畜损失约50％。

2月7日，甘孜州人民医院和卫生防疫站、丹巴、乾宁县组成医疗队赴灾区救治伤员。由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省人民医院、省卫生防疫站、成都市级医院和雅安地区的医务、防疫人员组成的医疗队赶赴灾区。并由省卫生局、甘孜州革命委员会和卫生局负责人组成医疗抢救领导小组，下设医疗、卫生防疫、药械组。继而中共中央、解放军、青岛、云南和西藏以及部分州、县、省林业局、交通局派出的医疗队先后到达，共计49个队，医务、卫生防疫人员656人。在炉霍、道孚和甘孜设立临时医院，收治伤情较重和需要及时手术的外伤、骨折、烧伤等伤员；在翁达、且都、朱倭、东谷等地设立临时收治点，收治危重伤病员，在吓拉沱、雅德、泥巴沟、充故、苗圃、炉霍城关镇和公路总站设立巡回医疗点，开展巡回医疗。至3月中旬，收治伤病员788人，在15个公社的102个生产队巡诊伤病员31200多人次。卫生防疫人员对群众进行卫生防病知识的宣传，组织群众处理掩埋人、畜尸体，修建厕所、打井改灶，对生活饮用水进行药物所，进行6种疫苗预防注射和接种共计48220人次，普遍服用中草药大锅汤剂，提高人群免疫力，共计23062人次。还协助重建炉霍县人民医院和各区、社卫生院（所），培训赤脚医生78人。经1个多月的治疗，住院伤员的75％出院，轻伤员已基本恢复健康投入春耕生产。少数伤情较复杂的伤员，分批转送州医院和第52军医院治疗。

（图：炉霍地震救济）

3

以援外医疗促大国外交

自1963年4月开始，中国向国外派遣医疗队，以医疗服务方式，贯彻国家外交路线，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和合作。

1976年，卫生部向四川省下达向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派遣医疗队的任务。第一批援莫桑比克医疗队由成都、重庆、渡口、绵阳、乐山和温江6个市、地区共11个医疗单位的内、外、妇产、儿、口腔、麻醉、针灸、眼、耳鼻咽喉、药剂、检验等科专业技术人员21名及队长、翻译、厨师共29人组成。四川医学院教务处负责人叶正书任队长，四川省人民医院副院长孟代邹任副队长。于1976年4月出国，分别在太特和西莫尤的两个省医院工作。两年中，诊治各种病人182574人次，其中：收治住院病人32758人次，施行各种手术7621人次，针灸治疗10023人次。在此期间，正值罗得西亚白人种族主义者不断袭击该国境内的津巴布韦营地，大量屠杀无辜人民，每次袭击后都有大批伤员送往医疗队抢救，少则几十人，多则百余人，总计千余人。医疗队全力以赴，积极抢救，挽救了不少伤员性命，此队于1978年6月回国。此后，陆续又派出三批援外医疗团队，他们不仅挽救了当地人的生命和健康，而且也以援外医疗促进了我国的外交，加强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和合作。

（图：第一批援外医疗队合影）

4

四川援藏医疗队为健康西藏献出力量

1973年6月，国家卫生部在北京召开上海、湖南、湖北、山东、辽宁、河南、江苏和四川8个省、市卫生局长会议，要求各省、市组织援藏医疗队，分地区包干，四川省负责支援西藏昌都地区，每期两年，通过数年（8—10年），从根本上解决缺医少药的状况。省卫生局于7月召开会议，组建援藏医疗队。

根据卫生部下达的援藏医疗任务，由驻成都市的19个省、市级医疗及防疫单位的55名医药卫生人员组成的四川省第一批援藏医疗队到达昌都，与当地医务人员一起，为群众防病治病。该医疗队于1975年7月返回四川。据不完全统计，两年间，共诊治病人404300多人次，其中，巡回医疗10万余人次，抢救重危病人800多人次，施行各类手术1600多人次。此后，截至1985年，四川共派遣八批援藏医疗队进入昌都地区，开展疾病防治、培养医务人员、协助建立医疗机构等工作，为健康西藏、服务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献出力量。

5

为“三线建设”作贡献的协和医院内迁

1972年协和医院在深入开展绒癌根治疗法同时，相继在院内及全国举办绒癌专题学习班数十期，帮助全国几个大区建立了研究中心，为绒癌治疗技术的推广发挥了重要作用。实验医学研究所迁往四川简阳，成为“三线”建设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分院的一部分。在此期间相继开展了玉红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和三尖杉酯碱抗癌机制以及慢性支气管炎、肺心病、高山病发病机制的防治和研究：1971年组建同位素实验室，相继完成了前列腺素放射免疫分析及试剂盒等一系列科研课题，成为国内最早研究和应用放射免疫分析法的单位之一。

1972年，阜外医院成功地开展了我国第一例室壁瘤切除术；1973年建立了国内第一个正式的心脏外科术后ICU；1974年成功地完成了我国第一例冠状动脉搭桥术，开创了我国冠心病的外科治疗等，取得了一系列创造性的成就。

1971年4月17日，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国医学科学院总结建院以来的科研工作和全国各省市的医药卫生成果，当时的军管会立即组织一批骨干进行总结。黄家校长从江西水修“五・七干校”奉调回京，着手开展调研工作。在此期间，他深入各所院，包括两次奔赴四川简阳分院，详细了解每个专业科室的研究课题、发展方向、组织机构、人员、设备及当前的工作生活状况，从而思考与探索中国医科大学恢复发展之路，并编辑成两部调查报告，呈送周恩来总理，为恢复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科研工作做好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来源：《世纪协和》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图：实验医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当年的简阳县政府合影）

6

奔赴唐山大地震灾区，提供医疗援助

1976年7月28日，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7.5级和7.1级地震，波及天津市、北京市，地震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破坏和损失极其严重。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派出28400多名医务人员参加救护工作。

8月初，四川省组织赴唐山救灾医疗专列火车到灾区救治伤员。医疗队由重庆市卫生局抽调40名医护人员组成并连夜赶赴成都，省卫生局李联峰、重庆市卫生局毛春阳担任正副队长，日夜兼程赶往唐山灾区。抢救出1000多名伤员，并运到河南省的新乡地区治疗。全体医疗队员克服酷暑、缺水、拥挤等重重困难，每天24小时不停地往来在各车厢，为伤员治疗和生活服务，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抢救唐山伤员共开支药品器械费用27870余元，并于8月中旬用专机支援唐山乙型脑炎疫苗等16万多支，价值47630余元。

（图：医务人员为唐山大地震受伤者会诊）

7

平武、松潘地震救援

1976年8月16日23时许，松潘、平武一带发生7.2级地震，房屋设施受到严重破坏。地震发生前，国家地震部门已有预报，有关各地政府相应采取措施：地震台网勤测勤报，搭设临时防震棚屋供居民露宿。绵阳地委阿坝州委和省卫生部门组织医疗队整装待发。故此次地震中，仅死亡38人，伤750人。南坪县则无一人死亡，伤者亦极少。灾情发生的当晚，省人民医院、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省卫生防疫站、成都市级医疗单位组成的12个医疗队，共130多名医务人员，绵阳地区卫生局组织的5个医疗队，共50多人，以及驻川部队、阿坝州、凉山州和甘孜州组织医疗队分别赶赴灾区。并分成若干小分队，深入区、乡，救治伤病员，巡回医疗，慰问伤病员，宣传卫生防病知识和抗震常识，共救治伤病员500余人，开展卫生宣传20次。

（图：平武、松潘地震震后卫生防疫工作）

三、卫生事业曲折发展的杰出人物

著名儿科医生樊培禄

（图：樊培禄与儿童）

樊培禄（1906—1998），河南省信阳市人，享受国务政府特殊津贴的国内著名一级儿科专家。曾任中华医学会委员、中华儿科学会副主席、《中华儿科杂志》编委、顾问，四川省科技顾问团顾问、中华医学会四川省分会副会长、四川省科协副主席、四川省儿科学会主任委员、名誉主任委员。系全国第三、五、六届人大代表，四川省一、二、三、五、六届人大代表。

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刚到川西医院时，儿科病房破旧，设备简陋，人才奇缺，他带领全科医护人员艰苦奋斗，使儿科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了较高的医疗水平。70年代后期，他专事儿童保健工作，在工厂、街道、农村，对婴儿、新生儿和围产期婴儿死亡率进行了大量的、周密的调查，同时还完成了对学龄前儿童生长发育“五项指标”的研究工作。1977年，他参加了全国第一次佝偻病会议，并领导了四川省佝偻病的普查工作。经广泛调查和研究，他找出了当地用维生素D3。十年内乱期间，四川省儿童结核性脑膜炎发病率和病死率甚高。他带领儿科医务人员，在城市和农村开展了结核病感染率的调查，做了三万多人的结核菌素试验和近二万人的卡介苗皮内接种，大大降低了儿童结核病的发病率，基本上杜绝了接种地区结核性脑膜炎的发生。党和政府提出“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号召后，他建议儿科医生参加新生儿的管理和参与疾病抢救工作，并对出生缺陷展开研究。他还对整个西南地区的先天性畸形进行了深入调查，为开展优生学研究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他辛勤耕耘六十多年，把毕生精力都贡献给了儿童医疗保健事业。（来源：《中华儿科杂志》）

新中国输血第一人肖星甫

:（图：肖星甫在输血所）

 肖星甫（1919—2011），江西省永泰县人，中共党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输血研究所首任所长，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终身教授。

1965年，按照“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最高指示，医科院将血站从原血研所分出，迁至四川成都新建血液制品厂，肖星甫任筹备组长、厂长；1966年，血液制品厂更名为中国医学科学院输血研究所，该研究所是国家独立的输血医学专业研究机构，肖星甫任首任所长。他将输血所打造成了“集采供血、临床输血服务与输血科研”于一身、唯一的国家级输血医学研究机构，在血液采集技术、血浆蛋白分离制备、血液贮存、血型鉴定、成分输血、输血器具研发、临床供血与输血指导等“从血管到血管”全链条各个环节引领全国，促进我国输血事业的发展。（来源：中国医学科学院输血研究所提供）

参与32111钻井队烧伤治疗的

骨外科名家罗禹田

罗禹田（1905－1990），回族，四川省彭州人，著名中医骨外科专家，成都中医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曾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四川分会理事，华医学会四川分会外科专业组副组长。

1956年调入成都中医学院，从事中医外科、骨伤科教学工作。1966年，合江县发生“32111石油钻井队井喷事件”，为控制井喷导致大批队员烧伤。罗禹田参与32111钻井队烧伤治疗，成绩突出，受到了嘉奖，其治疗烧伤的经验在省内外广传，献出家传治疗烧伤的秘方“紫榆膏”和内治方清解汤。在四十余年的医疗教学实践中，继前人之长，积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有其独到之见。在从事骨外科的临床工作中采用独特的内外合治法，内外兼治，疗效显著，著有《治疗烧伤的临床经验与体会》、《论疮疡的治疗经验》、《中医外科临床集要》。（来源：《四川省志•卫生志》）

（图：罗禹田专著）

眼科圣手陈达夫

（图：陈达夫）

陈达夫（1905—1979），四川省西昌市人，精通内、妇、儿、眼等科，尤以眼科独步，为陈氏中医眼科学派继往开来而集大成者。历任成都中医学院眼科教师、教授，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主任，四川省人大代表、四川省政协委员，中华医学会四川分会理事，四川省盲哑协会主任委员，四川省科协副主席等职。

1956年，奉调成都中医学院创建眼科，随后承担中医眼科学教学任务及附属医院临床工作。调入学院不久，即接受了“西医学习中医高级研究班”的教学任务，他以饱满的热情，出色地完成了教学任务自编的《六经眼科讲义》，曾用作本院眼科教材。1975年，担任卫生部委托成都中医学院举办的“全国中医院校眼科师资班”的主讲，反响热烈，前来进修的外国友人、学者众多，学习班主学六经法要，为我国高等中医教育师资队伍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教学、医疗实践和学术思想，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形成了我国眼科学术上的新流派，他积多年心血，著成《中医眼科六经法要》一书。该书突破了历代中医眼科以症命名的框架，体现了中医学整体观与辨证论治的基本观点，发展了中医眼科五轮八廓学说，在学术上是一大创新，对眼科学术的研究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来源：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资料提供）

首次实行自体肾脏移植术的

临床医学大家吴和光

（图：吴和光）

吴和光（1910—1994），四川巴县人，外科专家，共产党人。历任华西医院第一任院长，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四川医学院教授、副院长，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咨询团成员，中华医学会第十七届理事，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

1971年他领导了西南首家器官移植临床研究工作，1976年首次施行自体肾脏移植术。1978年开展急性坏死性胰腺炎（ANP）系列研究，创建ANP的动物模型；开展从后腰上腰部ANP腹膜后间隔引流手术，辅以中药制剂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新方案。首次发现血液流变学异常子在胰腺炎发病机理中的重要地位，采用B超检测病情变化，成功治疗18例，使死亡率由当时国内外的30%—50%下降到16.7%，这项在70年代发现的成果最终获得1991年度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70年代后期，他首先倡导开展器官移植，争取经费，组织了26个单位协作，开展了肝肾移植及灌注与保存研究。吴和光教授半个世纪来忠于党的教育事业，他的一生是为我国的医学事业奋力拼搏的一生，他对医学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将永远记录在我国医学史册上。（知网《沉痛悼念吴和光教授》、《四川省志卫生志》）

首批赴藏医疗队参与者

肿瘤专家廖文满

（图：廖文满）

廖文满（1929— ），重庆开州区人，中共党员。1955年毕业于四川医学院，留校在附属医院外科从事医、教、研工作。四川省肿瘤医院第二任院长，教授，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四川省医疗卫生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廖文满从1959年开始从事神经外科专业工作。1961年从师黄克维教授学习神经病理，成为四川省神经外科届唯一熟悉神经病理的神经外科医师。他在临床工作中不仅要完成繁重的医教研工作，还要承担大量对外抢救任务。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白天还是夜晚，只要有伤员，他就会义不容辞奔赴抢救第一线。1973年受四川省卫生厅的委派，参加首批赴藏医疗队来到了西藏昌都地区医院工作。在4000多米海拔、条件和环境都异常艰苦和困难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在丁青县医院开展了昌都地区首例剖颅手术，受到西藏当地人民群众的高度赞扬。同时还协助政府创建了昌都地区卫生学校。他长期致力于头颈外科专业和肿瘤防治工作，筹建并主持了四川省肿瘤医院的开院，1993年创建四川省肿瘤医院“颅底颅脑外科”，推动颅面联合颅底沟通性肿瘤的切除方面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来源：省卫生健康委官网——四川卫生党史（委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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