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生二孩却有心无力？全国政协委员称最重要是补齐托育和幼教短板
《财经》记者 相惠莲/文 朱弢/编辑
近期，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称，国家卫计委、财政部、教育部等正加紧进行调查研究，将制定婴幼儿发展的规划、相关的行业标准、推动和支持婴幼儿事业发展的措施，预计今年年内出台。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两年，国内的生育率并没有显著提升，构建一个生育友好型社会已箭在弦上。美好愿望的背后，是众多有意愿生育却无力生育二孩的家庭，面对着 “无人带娃”“经济压力大”“入托入学难”等困境。
生育水平低下，以及可能伴生的老龄化程度加深、养老金体系承压和劳动力短缺等问题，是许多经济发达国家的困扰，在鼓励生育方面，它们已积累了多年经验。
法国、芬兰、比利时等国会给予新生儿家庭相当于人民币2000－6000元不等的一次性奖励，这些家庭随后还会获得各类养育津贴、托费补贴、税收减免等。带薪产假、带薪育儿假是普遍采取的措施，不少国家呼吁雇主在职场内设立育儿设施，新加坡、韩国在公共部门采取了弹性工作制。
国内的生育政策将会怎样变化，应采取哪些措施来改善目前的低生育水平？对此，《财经》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下称“人口发展中心”）为国家卫生计生委的直属事业单位，是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的官方研究机构。
在贺丹看来，由于国情和社会文化环境不同，同一政策实施得效果也不同，国内当前最重要的是补齐托育和学前教育的短板，满足人们的优生优育服务需求。
《财经》：两会上的许多建议提到亟需鼓励生育，有的称需要放开三胎，有的称应立即全面放开。在您看来，我们现在是否有必要讨论这些问题，应该怎样控制改革的节奏？
贺丹：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是中央的既定方针。全面两孩政策和比较宽松的再生育政策，满足了绝大多数群众的生育意愿。
从我们观察的情况看，群众生育意愿与生育政策的矛盾比较小，社会经济发展对生育水平的影响更大。一些希望生育二孩的家庭还存在生不出、没人带、养不起的问题。年轻一代婚育延后，不婚不育是拉低生育水平的主要原因。当前最重要是按照十九大的要求，促进生育政策与相关社会经济政策相衔接，积极构建鼓励按政策生育的制度环境。
《财经》：“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两年，出生人口均未超过1800万，低于国家卫计委对2017至2021年全国出生人口数的预测。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出生的二孩数量较上年增加了162万人，但出生人口总数却减少了63万人。在您看来原因是什么，这一数据是否会影响到接下来的政策制定？
贺丹：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也参与了全面两孩政策下人口变 47 31534 47 14940 0 0 2616 0 0:00:12 0:00:05 0:00:07 2968预测，预测的目的是寻找政策调整后生育堆积的高限，支持服务需求预测，引导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同时也为人口变动对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的影响研究提供基础数据。
我国优质妇幼保健资源相对不足，托儿服务、儿科建设都是短板。全面两孩政策后，各地在前期预测的引导下，积极调配资源、稳妥应对，在高龄孕产妇大量增加的情况下，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出生缺陷发生率都在下降，确保了母婴安全。
2017年的出生人口虽然比2016年有所下降，但仍然是2000年以来的第二人口出生高峰，比“十二五”时期1600多万的年均出生水平高了100多万。从分孩次规模、比例来看，二孩出生规模和比例增幅很大，还处于二孩政策效应集中释放期。对中国这个人口基数庞大的国家，出生人口多100万，还是少100万，对人口长期变动趋势判断的影响不大。
《财经》：那么我们是否需要继续调整生育政策，若需调整，会参考哪些因素，变化的方向是什么？
贺丹：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我国人口发展形势的变化，人口发展主要矛盾由人口数量压力转为结构性挑战以及人口服务保障不均衡、不充分的问题。国家人口发展的目标已经由原来的人口数量调控转变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促进家庭和谐幸福和人的全面发展。
生育政策调整不仅仅要考虑人口自身变动的情况，还要考虑人口和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发展的关系，考虑新增人口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问题。人口变动是一个长周期的事件，有其自身的规律。生育水平降低和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应该积极应对，但也没必要过分焦虑。当前最重要的是加强人口变动的实时监测，做好政策实施效果的全面评估。同时要做实人口战略研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财经》：针对生育水平降低，两会上有很多建议提到要鼓励生育，包括延长女性产假、增加对妇幼健康和托儿机构的财政投入、改善女性就业环境等。您认为哪些措施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许多国家也长期采取鼓励生育 的政策，哪些经验或教训值得我们吸取或借鉴？
贺丹：国外鼓励生育的政策主要是两类，一是生育和育儿服务支持，二是家庭经济补贴。从各国实施情况和效果来看，经济补贴对低收入家庭和移民家庭非常重要。育儿支持最受中等收入家庭和职业女性的欢迎。长期看，促进社会性别平等对生育水平提升影响非常显著。
同类的政策，因为各国的国情和社会文化环境不同，政策实施效果的也很不一样。对我国来说，当前最重要的是补齐托育服务和学前教育的短板，满足群众的优生优育服务需求。
《财经》：人口政策不光只聚焦于出生人口的多少，而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也与更广义的社会政策、社会环境相关。作为人口学者，您对社会环境的变化有何期待？
贺丹：我一直在呼吁加强家庭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内容包括树立家庭优先的价值理念，促进传统优秀家庭文化与现代文明理念相融合，倡导代际之间和谐互助，积极构建包括生育养老支持、病残照料、青少年教育、性别平等、家庭团聚等方面内容的政策制度和社会环境。
比如在新型家庭文化倡导方面，我们应该加强对青少年的引导，让他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待中，不仅有诗和远方，还有孩子和家庭。这就需要他在自己的原生家庭中，体会到家庭的温暖和爱情的美好。
构建家庭友好型社会是贯穿人的全生命周期、家庭的全生命周期的一项社会运动，需要各界的高度关注和全社会的努力。
此外，家庭是一个很好的政策支点，促进家庭发展不仅能够有利于统筹解决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均衡发展的系列问题，也是关系到民族永续发展、文化传承、社会和谐稳定、预防犯罪等工作的重要切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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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苏月 yuesu@caiji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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