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鹿事件十年后，复苏的中国乳业还要迈过哪些大坎？|《财经》特别报道

空前严厉的安全监管下，消费者对国产奶粉的信心正艰难恢复，但不具比较优势的中国乳业该如何发展，奶农、乳企、消费者的利益该如何平衡，仍是待解难题

《财经》记者 马霖 | 文  余乐 | 编辑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发生时，曹旭还在读书，家里的牧场是父亲曹险峰在管理。这一中国乳业30多年历史中的最大突发事故令包括曹父在内的许多奶农始料未及。在那场席卷全国的食品安全事件中，22家企业共68个批次的奶粉被检出化工原料三聚氰胺，生乳需求急剧下滑，以三鹿为首的一批企业或旋即倒闭，或逐渐销声匿迹，曹家这样的个体奶农同样遭到严重打击。

中国乳业有30多年发展历史，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乳品只是做简单的巴氏杀菌，投递到户。90年代中到21世纪初，乳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利乐软包装的引进延长了乳制品的保质期和销售半径，使伊利、蒙牛这样覆盖全国的大型乳企迅速崛起，对原奶的需求也大幅增长，原奶大部分是从个体奶农处收购。在高速发展中，隐患逐渐形成。

“高速增长的利益使好多人失去了理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葛武鹏向《财经》记者回忆道。他在2002年－2004年去河北做奶源调查的时候发现，那里奶业年增长率达30%以上，但鲜奶菌落总数达每毫升800万－1000万个的情况比比皆是（当时的政府标准为不高于50万）。他当时就感觉那里“迟早要出事”。几年后，震惊全国的三鹿事件在河北发生。

事发后，大量鲜奶无人问津，奶农倒奶、杀牛，黯然离场，奶粉巨头三鹿顷刻间倒下，更多涉事乳企渐被淘汰。“2008年三鹿轰然倒塌，是壮士断腕，去掉瘤子，但对中国乳业也是巨大打击，当年损失800个亿，间接损失到现在还没有消化掉。”葛武鹏感慨道。

三鹿事件是中国乳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拐点。事件发生后的十年间，中国乳企加大了对奶源、生产销售安全和企业标准提升的投入，努力摆脱事件的阴影。2017年中国乳业市场的总销售额为3753亿，是2007年的3.7倍，超过了同期GDP的增长。奶粉之外的乳制品，市场份额前十的企业大多是中国乳企；婴幼儿配方奶粉销售额是十年前的5.3倍，市场份额排名前十的企业中，伊利、蒙牛和飞鹤占有三席。

但消费者的信心并未完全恢复，不少消费者依旧只信任国外奶粉，婴幼儿奶粉市场份额前十的企业中，中国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市场份额差距逐年拉大。

三鹿事件后，中国奶牛养殖业比较优势不足的弱点日渐凸显，落后奶源被加速淘汰。由于中国奶牛养殖成本较高，国产奶在与进口原料奶粉的竞争中力不从心，奶农日益陷入困境，这些情况也已得到行业和政府的关注。

重整奶源

业内人士表示，三鹿事件后，乳品安全成为重中之重，政府和乳企大力抓奶源建设，并实施严格的检测和监管

2008年爆发的三鹿事件举世震惊。因生乳中的蛋白质含量不足，有奶农向生乳原料中添加低毒性化工原料三聚氰胺以提高蛋白质检测值，又因收奶过程存在检测漏洞，这些有毒物质混入以三鹿为首的多个品牌的奶粉中，大量食用这些“毒奶粉”的婴幼儿身体出现了异常状况。

十年前的三聚氰胺事件让中国乳业意识到了安全奶源和安全检测的重要，乳企表示，建设和维护奶源已经成为乳业工作最重要的环节。

“奶源是乳品企业品质控制的第一道关口。”蒙牛负责人向《财经》记者表示。“（我们）坚决执行不合格原辅料不得入厂，不合格产品不得出厂。”飞鹤负责人也向《财经》记者表达了对生乳安全和奶粉品质的严格把控。

原料奶的来源有两个。一是加工乳企或上游牧业自建的牧场，二是从众多奶农手中收奶。华中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杨立国告诉《财经》记者，约90%的乳品加工厂都建有牧场，但自建牧场提供的原料奶比重只有约10%，大部分供给还是来自奶牛养殖户，也就是俗称的“奶农”，奶农的养殖水平是包括奶粉在内各种国产奶制品的首要保证。

河北保定的双丰牧场被业内认为是中国散户奶农转型为牧场经营者、提升生乳品质的样本之一。

直穿三道拐弯的消毒走廊，走过整齐码放的青贮饲料，就是曹旭家双丰牧场的奶牛牛舍了。下午2点多，8月末，华北的阳光依旧炽热，但牛舍的温度并不算高，关闭的天窗为奶牛遮蔽了烈日。抬头还可看到牛栏上方挂着风扇和自动喷淋系统，有些奶牛站在围栏前不紧不慢地吃着青贮饲料，有的则退卧在后方的一小块空旷地带休息，自动喷淋系统启动后，奶牛可以“洗澡”降温。

在双丰牧场，1050头奶牛每天出产19.6吨生牛乳，一头奶牛的年均产量在11吨以上，生乳乳脂率3.7％，乳蛋白率3.9％，体细胞十几万个，菌落总数几千个，这一产量和生乳品质是众多中国奶农学习的目标。

奶牛产量和生乳品质与食用饲料和奶牛生活环境密切相关。曹旭表示，牧场除了为奶牛提供高品质的饲料，也会通过上述方式为奶牛提供更舒服的生活环境。“我们这儿还有奶牛运动场，奶牛可以散步、晒太阳。”曹旭向《财经》记者介绍。也因为这些原因，双丰牧场曾被农业部评为标准化示范牧场，8月底，刚有一拨奶农来这里参观过。

2008年以前的双丰牧场是另一番模样。那时，曹旭家一度以小区模式养殖奶牛，而中国更多的奶农则是作为散户，在自家后院养牛。

养殖奶牛头数不足10头的为散户养牛，散户的资金实力和养殖能力较低，主观意识产生养殖风险（诸如三聚氰胺事件这样的恶性事件）的可能性较大。小区模式规模稍大：养殖户把家里的牛三三两两拉到养殖小区里养，但它本质上还是一种散户养殖，奶农是“房客”，小区主人收“房租”，每个奶农对自己的几头牛负责，小区主人对奶农没有掌控力，无法有效监督过程质量，如果乳企的收奶标准不严格，就容易出问题。

三聚氰胺事件的发生，就是因为当年乳企和监管部门对奶源检测和监管不严格，让追逐违法利益的散户奶农钻了空子，而这一事件也改变了中国乳业的养殖模式，倒逼乳业加强奶源检测和生产销售过程监管。

2008年以后，中国乳业经历了几波散户奶农的退出，同时双丰牧场等有一定实力的奶农或自力更生，或不断整合散户奶农手上的资源，建设更具规模和标准的牧场。

国家也从政策方面采取了行动。2008年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部等多部门发布《奶业整顿和振兴规划纲要》，敦促奶农提升规模化养殖率。中国的奶源加速了从散户、小区模式到规模化牧场（养殖场）模式的转变。

规模化的好处是摊薄成本，例如以往10头奶牛的生产和检测设备成本由100头奶牛负担，并获得规模效益，进一步升级防疫管理、饲料挤奶标准化设施。同时，由于牧场上了规模，违法违规后损失会更大，牧场主会更愿意约束自己，不去触碰红线。

农业部规定，奶牛存栏大于100头，可视为规模化养殖，按照此标准，三鹿事件前，中国奶牛规模养殖比重只有15%左右， 2018年 8月22日中国奶业协会和农业农村部奶及奶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北京）发布的《中国奶业质量报告（2018）》显示，目前中国奶牛规模化养殖比重为 58.3%。

规模化程度提升的同时，散户也进一步退出市场。独立乳业分析师宋亮表示，目前只养几头奶牛的个体散户已经基本退出中国乳业。

除了规模化牧场，还有未达100头奶牛的牧场和小区模式牧场，它们绝大多数生产能力和资金实力都不及曹旭的牧场，不过宋亮认为，虽然未达规模的小牧场“养殖条件会差一些”，但不能将规模化和奶源安全画等号，决定现在的奶源比2008年的奶源更安全的是检测能力、企业收奶标准的提升，以及法律和制度的约束。“现在奶源抽检很紧，出问题要追究刑事责任，最高死刑，在高压下安全应该是有保障的。”宋亮说。

检测能力提升体现在检测更及时及检测技术升级。葛武鹏表示，过去化学检测方式不能现场检测，现在自动化程度大幅提升，总干物质、蛋白质、脂肪、乳糖、冰点、含水量等原料奶检测10分钟出结果。新开发的快速检测试剂条、试剂盒、电子鼻、电子舌可检测农药、兽药残留、真菌毒素、掺杂使假等，在工厂里可以通过液相气相来精准检测微量成分，“原料奶技术把关有了质量保证。”

一位不愿具名的大型乳企人士表示，随着乳企严格保持收奶标准，规模化养殖能力提升和效益增加，无法跟上收奶标准的小型养殖户会进一步退出市场，中国奶源安全和品质会持续进步。

“食品（里）国家抽检合格率最高的就是奶，这个行业我是感觉越来越良性，而且进步特别快。”饲料公司福维康生物科技负责人赵恒聚告诉《财经》记者。原食药监总局（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婴幼儿奶粉抽检平均合格率达到99.5%，且连续九年未检出三聚氰胺。

消费者信心艰难重塑

三聚氰胺消失了，但三鹿事件依然在影响中国婴幼儿奶粉市场格局，消费信心完全恢复尚待时日

采访中多位乳业人士向《财经》记者强调，政府2015年出台了惩罚力度更大的新《食品安全法》，奶粉行业的抽检制度也更严格，他们认为法律和制度的升级与严格执行能够保证奶农和乳企充分重视奶源，保证奶粉及各类奶制品的安全，希望向消费者传达“三聚氰胺消失了”“中国奶粉是安全的”这一信息。 

但有消费者说，他们心中的阴影还在。

“我对于国产奶粉还是不相信。”北京妈妈耿妍丽对《财经》记者说。她认为，消费者的信任一旦被辜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建立起来。“违法添加物是吃到一定时间才会有反应，所有父母都是耗不起的。”她说，“如果喝了半年孩子出问题，我接受不了。”

奶粉经销商高先生对三聚氰胺事件记忆犹新。十年前，他在22家涉事企业之一的广东雅士利做推广工作。事件发生后，他参与了公司的善后工作，负责去商场撤货以及到顾客家赔礼道歉。他不愿意回忆上门道歉时的细节，只说：“当时场面很激烈。你只要想象一下，小孩子多么金贵……”

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三鹿品牌退出中国市场，企业资产被三元集团接手，而其他品牌亦受波及。当时被检出三聚氰胺的22家企业有的倒闭、停产，有的转行，有的被收购。那些仍在生产婴幼儿奶粉的企业则大多不约而同地改了名字，努力想要摆脱当年的污名。

当时很多奶粉业从业者都没能躲过公司裁员，高先生做完善后工作不久也离开了雅士利集团，后来自己做起了奶粉经销生意。亲身经历过三聚氰胺事件的他在挑选经销品牌的时候十分谨慎。“那件事对国产奶粉的影响我觉得还没过去，所以我现在优先选择进口产品。”高先生告诉《财经》记者，“进口产品经过双方政府的检测，相对来讲问题少一点，负面报道也少。”据高先生说，代理进口奶粉与国产奶粉的利润其实相差无几，但是代理国产奶粉会让他更“纠结”，更“心累”。

从数据上看，过去十年间，中国乳业仍保持了快速增长势头，2017年乳业整体销售额是十年前的3.7倍，高于中国GDP的增长，乳制品市场份额前十的企业大多是中国乳企；婴幼儿配方奶粉销售额是十年前的5.3倍，目前中国市场占有率排名前十的企业中，伊利、蒙牛和飞鹤占有三席。北京妈妈张巧云告诉《财经》记者，自己现在给孩子吃的是国产奶粉：“我不会因为几家企业的奶粉出事，就完全否定掉国产品牌。”

不过，在婴幼儿奶粉方面，前十企业市场份额中，扩大的市场多被外国品牌占据，国产奶粉销售占比从2007年的28.8%降至2017年的20%，同期外国乳企奶粉销售占比从34.5%增至46.2%。

从乳业整体看，进口乳品的增速也远超国产乳品产量增速。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乳品产量同比增4.17％，而海关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乳品进口量同比增长13.5％，进口额同比增长37.89％。

易观智库2016年初的一次线上消费者调研显示，青睐进口婴幼儿奶粉的用户比例高达64.2%。这种倾向在一、二线城市的消费者中尤为明显，且受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大。此外，大部分消费者表示选择进口奶粉是因为其品质有保证、产品安全、配方值得信赖，而青睐国产奶粉的消费者中，认可国产奶粉品质和安全的不到10%，因价格便宜而选择国产奶粉的则占比高达97.5%。可见，消费者对于国产奶粉的怀疑仍然普遍存在。

三聚氰胺事件引发了公众对国产甚至国内销售的奶粉质量的恐慌，这也带动了代购、海淘奶粉的发展。做澳大利亚、新西兰奶粉跨境电商生意的张婷表示，一些海淘客户不仅不放心国产奶粉，也不放心国内销售渠道。“信任的缺失，正是代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消费者对国产奶粉的不信任也体现在他们愿意为购买外资奶粉支付高溢价。据澳大利亚媒体近期的报道，在澳大利亚售价35澳元（约176元）一罐的奶粉，被代购寄回国后可以卖到100澳元（约504元）左右。德国品牌喜宝，一盒600克的代购价格从150元到230元不等，其中包含邮费和代购费，按照德国超市80元／盒的价格，奶粉物流专线收费10－20元／盒，代购的利润约为50元－140元，利润丰厚。张婷告诉《财经》记者，总的来看，具备议价能力的上游代购，代购一箱（6罐）婴幼儿奶粉的利润从100元到400元不等，下游代购一箱奶粉的利润在几十元到100元不等。

如此高的利润促使很多留学生和海外华人做起了代购生意。这些代购者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德国、荷兰等乳业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奶粉产量随之大幅增加，但往往还是供不应求。澳大利亚2017年的婴幼儿配方奶粉产量比前一年翻了一番，但仍有很多本地消费者抱怨买不到奶粉。很多超市都出现了奶粉刚一上架就被华人代购者一抢而空的现象。

据《中国乳业》杂志报道，婴幼儿配方奶粉是跨境购热销产品之一，2016年约占国内婴幼儿奶粉市场规模的15%。业内估计，2017年1月－10月通过跨境购、海淘进入中国市场的婴幼儿配方奶粉约为20万吨，基本与通过传统渠道进口的数量相当。

虽然主营进口奶粉，高先生对如今外资品牌涌入中国市场的境况还是感到十分惋惜。“事件发生后，外资品牌一下子风生水起，全都进来了。”高先生感叹道，“以前（对三聚氰胺）是放任自流，要是早就管理起来的话，哪有这么多外资品牌呢。”

“乳业这些年大浪淘沙，社会监管投入的成本是最高的，乳制品质量大幅度提升，乳企认为消费者应该充满信心，然而消费者信心依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出现令政府难堪企业尴尬的局面，而这一局面还在持续，还需要企业、政府、技术等方面持续努力。”葛武鹏无奈地说。

“消费者很多时候不是判断这个东西安不安全，而是感觉这个东西安不安全。重建信心这个时间要比较长，我觉得再过十年差不多。”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钟凯对《财经》记者说。他认为，监管部门不放松监管，乳企提供持续、稳定的放心产品，这是提升消费信心的唯一方法。

进口奶占半引发争议

三鹿事件后，为淘汰落后产能，国内奶牛存栏数量和生乳产量持续下滑，进口大包粉成为填补巨大市场需求的主力军，这在行业内日渐引发争议

“现在全国市场上泌乳牛只有200万头，全年原奶产量就1800万吨，但是我们的乳制品产量，折合为液态是3500万吨，多出来的1700万吨，要不是还原奶，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宋慧亭有些气愤地说。宋慧亭在上海和江苏一带经营三家牧场、一家饲料公司，被称为“上海滩养牛大王”。

宋慧亭所说的还原奶，是用进口大包粉做成的奶粉、酸奶、复原乳、含乳饮料等。进入中国市场的不仅是直接销售给消费者的商品奶粉，也包括用来制作奶制品的工业原料大包粉，许多乳业人士认为大包粉还原制作的乳品、奶粉等营养价值会大大降低，中国奶农则认为大包粉侵占了中国的乳品和奶粉市场，挤压了奶农的生存空间。

“很多乳企都进口更便宜的大包粉，所以别看乳企多，跟中国奶农没关系，这实际上对我们的养牛业是有伤害的。” 宋慧亭感叹。

三鹿事件后，乳业转型的最大阵痛在奶源端，为了加强对原奶质量和安全的把控，乳企的收奶标准提升，政府环保要求也越来越严格，生产、质检和环保不达标，以及无法负担高养殖和环保成本的奶农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中被逼出市场。奶农退出的同时，全国的奶牛数量逐年下降，到2018年已不到500万头，远远低于峰值时期的1500万头。

（图/视觉中国）

奶农的一批批退场直接导致中国奶牛存栏数量和生乳产量持续下滑，在巨大的市场需求刺激下，进口原料大包粉成为弥补国产奶源缺口的主力军。

与国产原料奶相比，大包粉的价格具有绝对优势。中国的大包粉80%以上进口自新西兰，此外还有欧盟、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前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告诉《财经》记者，大包粉的受益者是这些出口国的奶农和出口商、中国进口商，以及没有奶源、自有奶源不足，或出于成本考虑购买大包粉的大乳企，而受损者则是中国的奶农。

以欧洲大包粉为例，欧洲大包粉的到岸价是1.8万－2万元／吨，国产原料奶制成奶粉的成本是2.4万－2.6万元/吨，加上加工费和人工成本后大概是3万元/吨，价格比大包粉贵50%－66%。

由于进口大包粉价格低，它不仅是国产生乳的补充，更逐渐成为替代选择，包括乳企在内的各类含奶食品饮料加工企业进一步加大大包粉的进口量，对本地生乳需求下降，不少奶农苦不堪言，加之三鹿事件以后严格的生产和环保要求，奶农杀牛倒奶事件频发。

因为上述原因，国产奶源出现了一个矛盾的现象。目前，国产奶源的自给率仅为50%，从生鲜乳需求上看，按道理国产生鲜乳应该会因为供不应求而变得极为抢手，从而价格上涨。但现实是，进口大包粉替代了部分国产原料奶需求，国产原料奶时而出现产能过剩，乳企甚至还需要将从奶农手里收来的新鲜原料奶也喷粉储存，用的时候再生产。

“如果没有国外原料粉，国产奶是不需要喷粉的。”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玉庭向《财经》记者表示。

中国本土原料奶的产量逐渐下降，已从十年前的3600万－3800万吨下跌至不到2000万吨。杨立国表示，一些加工企业的设计加工能力远大于原料奶的加工需求。为了不停产，这些企业还会给原料奶添加大包粉加工成含乳制品，以增加产品量。在乳业发达国家，鲜奶、酸奶和奶酪消费比例较高，其次才是用大包粉制作的含乳饮料等。相比之下，中国乳品加工企业用新鲜原料奶（而不是大包粉还原）加工的产品所占比例则偏低，据杨立国估计不会超过60%。

对大包粉的争议还体现在营养性上。以大包粉为原料制作的奶粉、复原乳等在蛋白质和钙等成分的含量上几乎和鲜奶没有区别，但是其营养价值是否等同于生鲜乳制品，尚有不同的说法。一些乳业人士认为，用大包粉做乳制品会严重损害活性物质和营养物质。“用大包粉做需要加热两次，乳铁蛋白等活性物质基本荡然无存或遭到严重破坏，营养成分也会损失，而用新鲜原料奶杀菌温度较温和，活性物质及营养成分仅受轻微影响。”王丁棉说。

同时，不少乳业人士强调，由于长距离运输的不确定性，营养成分也会损失，不论是牛奶，还是奶粉等乳产品，还是应该用新鲜的本地奶制作，这样品质和营养更有保证。

飞鹤乳业负责人称，该公司100%用牧场原料奶制作婴幼儿奶粉，坚决杜绝大包粉二次加工做原料。这位负责人向《财经》记者宣称，在安全性上，鲜奶制粉可以更科学地实现奶粉源头的把控，整个生产过程管道化，无二次污染。在营养性上，鲜奶入料一次成粉，可避免二次高温。

但也有人认为大包粉制成的婴幼儿奶粉、复原乳等乳产品营养价值并不低。“很多人相信鲜奶喷粉更易吸收，但目前也没有临床试验证明这一点，也没有临床证明说用基粉（用于制作婴幼儿奶粉的大包粉）做的奶粉营养价值就低于用鲜奶做的。” 宋亮表示。全球最大大包粉出口商恒天然大中华区总裁朱晓静也告诉《财经》记者，大包粉的营养价值并无损失。

保护奶农还是尊重市场

奶农抱怨奶价低，乳企呼吁尊重市场规律，政府敦促提升自主奶源比例

围绕国产奶源和进口大包粉的讨论除了需求和营养之外，还有奶价。

“穷人养不起牛，但是现在养牛的人越来越穷了。”赵恒聚坦言。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人均乳制品消费量一直在快速增长，但不少奶农认为他们并没有分享到红利。三鹿事件就像一道分水岭，独立于加工企业的奶农生存空间似乎越来越小。

“这是不正常的，乳业现在就是一个垄断的产业，奶农不赚钱。”宋慧亭说。宋慧亭的意思是，由于国内乳品行业的集中度逐渐升高，行业巨头占据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使国内奶农的议价能力降低，盈利艰难。他认为，大乳企体系之内的牧场会相对得到乳企的优待，因为乳企会分配自身体系内牧场养殖和下游加工的利益，但为中国乳业贡献量更大的独立奶农话语权非常弱，而他们又是中国奶源的重要贡献者，如果生存环境得不到改善，可能会成为一个薄弱环节，国产奶源也无法获得更健康的发展。

“ 我认为最大的风险在于产业利益分配不均。”他表示，对比乳品加工业两位数的增长，奶牛养殖50%的亏损面应该引起政府和行业警惕。“养殖的主体是农民，他们没有能力承担这样的亏损。” 

奶农指责的另一面是加工企业在经营中寻求更低成本原材料的诉求。乳企人士认为，大包粉进入中国是中国消费融入世界贸易的正常现象，是资金资源的合理配置。面对乳业的复杂现状，国家则从政策层面定了调。今年6月1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推进奶业振兴保障乳品质量安全的意见》提出“大力提倡和鼓励使用生鲜乳生产婴幼儿配方乳粉”、“鼓励使用生鲜乳生产灭菌乳、发酵乳和调制乳等乳制品”，并提出2020年国内奶源自给率70%以上的目标。 

前述大型乳企人士表示，中国乳业提升奶源自给率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乳业的供应安全，保证奶源和乳制品市场的价格稳定。然而，由于资源禀赋匮乏，中国的奶牛养殖生产成本高，没有比较优势，要实现70%奶源自给率的目标有诸多困难。宋亮甚至认为，“以现在的奶源基础，2020年实现这个目标难度很大，基本做不到。” 

与奶业发达国家的奶农比较，中国奶农的高成本突出体现在饲料成本和土地成本上。奶牛主要的饲料是玉米、大豆和草，由于中国农业机械化程度低、成本高、综合效益低，农产品价格高于欧美农业国家，而农产品的高价格又推高了养殖业的饲料价格。

以玉米为例，国产玉米1800元／吨，是进口自美国玉米价格的两倍，国产大豆和草的价格也是美国大豆和草的两倍。在宋慧亭的牧场里，一头牛一天的饲料成本要六七十元钱，较高的饲料成本占到原料奶总成本的60%-70%。“目前美国原料奶价格为2.2元／公斤，看起来比中国奶价低，但由于饲料成本仅为中国饲料成本的1/2，所以他们比我们赚钱。”宋慧亭说。

在能源成本方面中国的奶业养殖也不占优势，养殖业耗能高，中国奶农花费的汽油等能源成本远高于美国、德国等乳业发达国家。中国奶农还需要大量进口苜蓿饲料、奶牛、冻精、机械设备，这些对于奶农都是高昂的成本。

土地制度也加剧了奶农生计的不确定性。在中国目前的国有土地制度之下，农民和奶农都需要租地从事奶业经营活动，土地成本压力非常大。一位已经放弃奶牛养殖营生的前奶农告诉《财经》记者，和种田的农民不让孩子做农民一样，中国的奶农也不愿意让孩子做奶农。

“土地所有制决定了中国的牧场没有传承性，这也是中国养殖业的痛苦，你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宋慧亭也表达了相似的想法。

中国乳业在原料端越来越与国际价格产生联动的趋势也加剧了奶价讨论的复杂性。低价大包粉在中国打开销路的同时，与国产生乳价格联动，客观上压低了国产生乳的价格。

王玉庭告诉《财经》记者，每年2月－5月生乳出产量比较高的时间段内，乳企甚至会参照国际大包粉的低价格，要求奶农将一部分生乳降价至1元－2元／公斤的水平，否则就不收奶，在这种情况下，奶农利益被侵蚀，而这部分奶的低价格并不会被反映在官方奶价统计数据中。“今年上半年原奶收购价最低曾跌到3.1元／公斤，（一些奶农）维持都很困难。” 宋慧亭说。

农业农村部和国际奶业经济学会数据显示，2014年9月以来直至近几个月，中国奶价跌势明显，而国际奶价在波动中升高，“（中国）奶价波动完全被压在一条水平带上。”王玉庭表示。

WTO农业协议的“黄箱条款”和“绿箱条款”允许有合理依据的农业补贴，欧盟、美国、日本都利用这一规则给予本国奶牛养殖业慷慨补贴。王玉庭援引WTO2012年公布的数据，欧盟的补贴是0.12欧元／公斤，美国是0.15美元／公斤，而中国仅在0.1元／公斤以内。

日本的补贴更明显，为保持奶源竞争力，日本政府成立了半行政化团体，从奶农处收奶，再卖给乳企，通过差别定价的方式直接对奶价补贴。例如，A公司生产奶酪，需要与国际品牌竞争，卖给这家公司的价格就是40日元／公斤，B公司生产巴氏奶，不参与国际竞争，卖给这家公司的价格就是100多日元／公斤。王玉庭表示，日本年总产量1000万吨生乳，其中一半享受补贴，而其中某一项补贴就是中国所有补贴力度的三倍。

目前还能生存的中国奶农基本已经走上规模化养殖的道路。曹旭家经营的双丰牧场现在是蒙牛的鲜乳供应牧场，奶牛数从2009年的300多头增长到1050头。规模上来之后，成本降低了，养殖水平也会提升，产量近一步提高，形成一个更为良性的生产和投入循环。曹旭表示，上个月他家原料奶收购价提升至3.59元／公斤，目前能够维持养殖和生产，但“即使赚钱也是微利”。

然而，并不是每家牧场都有足够的能力不断提升养殖水平和产量，奶农只有在赚钱的情况下，才有能力为奶牛提升动物福利，提供更优质的饲料。“八毛钱的玉米和一块钱的玉米，质量不一样，但是要控制成本没有办法，所以养殖也容易形成恶性循环。”葛武鹏表示。

王玉庭认为，中国没有欧美日那样的财政实力去补贴奶农，但可以通过生产调节政策去保护奶农利益，逐步实现奶源自给率的提升。例如，可以参照国际经验，在中国建立奶农毛利润保险措施，保证奶农的基本毛利水平；同时，应该允许利用大包粉保质期长的特性，将生产一定的大包粉作为一种临时储备政策。更重要的是，要积极利用新鲜国产生乳，如果有过剩，可以参照美国的乳品捐赠计划，将过剩的生乳供给军队、对外援助及补贴低收入群体，既不产生浪费，又维持了奶农利益。

宋慧亭非常关注国家的政策动向，认可农业部近期实施的国家优质乳工程，该工程要求乳品包装上明确标识原料奶的质量等级，他认为优质乳标识启用后，可以倒逼乳企提升国产生鲜乳的使用量，进而提升奶农收益。

前述乳企人士则认为，对国产奶源的政策保护应该建立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要允许市场逐渐淘汰落后产能，留存下来的奶农，则会随着自身机械化、规模化和生产效率的提升而获得合理市场回报。

（实习记者吴琼和郑慧对此文亦有贡献）

（本文首刊于2018年9月17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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