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胖儿童居首，中国未来不可承受之重

肥胖全面侵袭虽还需时日，但总是躲不过去的，它将最终演化为一波与生活方式相关的慢性疾病

《财经》记者 贺涛 | 文  王小 |  编辑

2018年10月9日傍晚，位于北京市海淀区黄庄路口的一家快餐店里，挤满了中小学生。有些孩子是成群结伴而来，有些则是家长陪同。附近有数所中小学校，以及众多针对中小学的教育培训机构，带火了周边的快餐店生意。

10岁的元宝，身高146厘米，体重却将近60公斤。他是这里的常客。每逢周二和周日，家长要带他在附近上英语班，上课时间恰好临近饭点，他会游说父母吃快餐，汉堡、薯条、炸鸡、可乐是他的最爱。

在快餐店进食，很难逃脱不健康的食物，而不健康饮食是造成肥胖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中国，像元宝这样的小胖墩儿越来越多，美国《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份报告估计，中国已成为肥胖儿童数量最多的国度。

政府层面对儿童的肥胖问题已有警惕。9月25日，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肥胖问题被重点提及。中国肥胖人口数量已紧紧追赶美国，未来可能拥有最大数量的超重国民。这方面的领先，没有任何好处，只会带来巨大的麻烦——最直接的就是对国民健康的“侵蚀”，以及由此带来的慢性病和巨额医疗花费。

（研究表明，中国已成为肥胖儿童数量最多的国度。图/视觉中国）

小胖墩儿越来越多

元宝小时候由爷爷奶奶带，隔辈人比较宠溺孩子，在吃上尤其如此，生怕孩子亏营养，且在中国传统观念里，认为胖孩子壮实健康。

这一观念在生活中多有“植入”，年画里怀抱大鲤鱼的胖宝宝；曾经的流行歌曲中也唱，“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因此，在中国，孩子们的肥胖问题远未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所长、中国营养学会副理事长丁钢强在上述卫健委新闻会上表示，目前中国儿童青少年营养健康问题得到了明显改善，孩子们的平均身高增长了，营养不良的发生率下降了。但是，由于膳食结构和饮食习惯发生了一些变化，超重肥胖的发生率也在明显增加。

多源头的数据都展示了不乐观的趋势。

2010年－201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检测显示，中国6岁-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率是9.6％，肥胖率是6.4％，两项加起来有16％。男生高于女生，城市高于农村，而且跟几十年前比，明显上升。

国内多个单位专家联合编写的《中国儿童肥胖报告》（下称《报告》）指出，1985年－2014年，中国7岁以上学龄儿童超重率由2.1％增至12.2％，肥胖率则由0.5％增至7.3％；如果不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到2030年，7岁及以上学龄儿童超重及肥胖检出率将达到28.0％。

“如果任其发展的话，确实要达到这个水平。”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马冠生是上述《报告》的主编，他告诉《财经》记者，这还是根据2014年以前近30年的数据进行预测的结果，最新的发展趋势可能更加严峻。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在2017年6月发表的一份报告表明，情况在变得更糟：尽管青少年肥胖率最高的是美国，接近13％，然而中国和印度的肥胖儿童数量最多，分别达到1530万人和1440万人。

目前，肥胖成年人数量最多的依然为美国和中国，分别达到7940万人和5730万人。但未来，现在的肥胖儿童长大成人，中国的肥胖成年人数量很可能跃居首位。

引起肥胖因素相当复杂。根本上，肥胖是因能量摄入超过能量的消耗，导致体内脂肪集聚过多达到危害健康程度的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

人类在儿童时期，脂肪细胞的数目就基本不变了，肥胖主要是由脂肪细胞变大引起的——因摄取的食物过多，转化成脂肪储存在脂肪细胞中，将其撑大，人就变胖了。

有人天生新陈代谢效率低，摄入的能量消耗速率慢，不容易挨饿。要知道，在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都是吃不饱饭的，这样的人就具有生存优势，特别是碰到饥荒时，也更容易活下来。如此一来，与肥胖有关的基因就容易遗传下来。但在富足社会，这类人的优势变成了累赘，他们更容易长胖。

中国正在上演着这一剧变。多年来食品的短缺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饮食的丰足。而且，中国的营养消费在向高脂肪、高糖、高盐和低膳食纤维饮食转变。

世界卫生组织（WHO）驻华代表处疾病控制组协调员施楠博士告诉《财经》记者，不健康的饮食和缺乏运动是导致肥胖和超重的主要危险因素，而廉价、容易获得和高脂肪食物的消费，推动了肥胖和超重的增加。

在中国，有46％的儿童经常食用含糖饮料，超过八成的11岁－17岁的青少年没有足够的运动。

除了上述原因，澳大利亚悉尼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温利明认为，中国婴幼儿母乳喂养方式被配方奶粉所取代，会导致婴幼儿肥胖流行率的抬升。

施楠博士认为，超重和肥胖的惊人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可能笼罩着孩子们的未来。

缓慢逼近的灾难

儿童和青少年的肥胖是个全球性问题。前任WHO总干事陈冯富珍将这一问题形容为“一场缓慢逼近的灾难”。

在过去40年中，全世界肥胖儿童和青少年（年龄在5岁至19岁）的数量增加了10倍。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和WHO领导的一项新研究显示，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到2022年，肥胖儿童和青少年的数量将超过体重不足的儿童。

施楠警告称，当前的儿童们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代视超重为常态的人，将对人类健康和卫生服务产生巨大影响。

儿童和青少年一旦陷进超重或肥胖状况，往往是恶性循环的开始。由于肥胖，元宝不仅体质下降，参加体育活动的积极性也变差，运动不足，胃口又大，体重很难控制。

超重肥胖不仅危害儿童青少年的正常生长发育，对其心理、行为、认知和智力产生不良的影响，甚至造成儿童血压、血糖、血脂的升高，影响中小学生身体素质和健康的成长。而且这也会拖累他们成年以后的健康，导致更高的患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有证据表明，三分之一的超重青少年会在成年以后发生肥胖，三分之二的肥胖青少年在成年以后依然肥胖。

有些研究认为，这一代超重的孩子可能会比他们的父母寿命短。

肥胖症作为一个独立的风险因素，对糖尿病影响最强烈。而最令人担忧的糖尿病消息是，中国已是世界上糖尿病患者人数最多的国家。

2013年，《美国医学会杂志》发表了一份中国科研人员的报告，根据一项大型全国调查的结果，作者估计中国有1.14亿成年人患糖尿病，在中国成人人口中的流行率接近12％。受访者中，只有不足三分之一的人了解其病情，四分之一的人接受了治疗。

这一调查最令人震惊的结果是，估计中国全体成人人口，近一半处于糖尿病前期，相当于另有4.93亿人面临这种致人衰弱的疾病连同其种种费用昂贵的并发症的风险。

温利明的担心是，肥胖导致的医疗保健负担。目前美国与肥胖相关的医疗费用高达2097亿美元，占美国所有年度医疗保健支出的20％以上; 估计肥胖的间接成本每年高达660亿美元。如此一来，每年因肥胖问题产生的总体医疗费用可能超过2750亿美元。

中国所在的亚太地区，被视为糖尿病危机的“震中”。相对于较发达国家，这里的患者发病更早，病情更重，死亡也更快。

一些研究显示，中国人要比欧洲人大约早10年患糖尿病，甚至体重稍稍增加，就会抱病在身。这很可能跟中国人的基因相关，身体在妊娠期和儿童早期即已“编程”，可以靠低能量摄入存活，而能量摄入甚至略有增加，就会面临代谢问题。

糖尿病及其费用昂贵的并发症，包括失明、截肢和透析，可给卫生预算和家庭财务带来非同小可的长期负担。如果听任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像糖尿病一类费用昂贵的疾病将会吞噬中国经济发展的收益。

大麻烦正在形成中。它的到来还需要时日，但总是躲不过去的，它将最终演化为一波与生活方式相关的慢性疾病。

甩掉肥胖何其难

儿童肥胖带来如此大困扰，减肥的原理其实却简单，要么减少能量摄入，要么增加能量消耗，要么把两者结合起来，就是把健康饮食和积极的生活方式结合起来。

然而，知易行难，减肥成功的人深知其中苦楚，而且一旦放松，肥胖很容易卷土重来。孩子超重肥胖以后，再想恢复到正常的体重困难更大，需要孩子、家长、学校老师，以及社会各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因为儿童和青少年处于特殊的生理阶段，不能用饥饿疗法来控制，以防造成营养不良等后果。为控制体重，儿童应选择能量含量略低、蛋白质等营养素含量相对较高的食物，多吃粗加工或者富含膳食纤维的粮食和蔬菜；放慢进食速度；在没有饥饿感的情况下，少吃能量密度高的食物，如油炸食品、甜点、肥肉和冰淇淋等；喝白开水，不喝或者少喝含糖的饮料。

不难发现，这些建议几乎都违背了孩子们的天然喜好，孩子减肥的难度也就大增。

个体减肥难，国家整体的减肥行动就更难上加难。WHO成员国有一个全球肥胖控制目标，到2025年，将肥胖流行率的提升保持在2010年的水平上。

这一目标不算高，只求当下糟糕的局面不致愈演愈烈。即使如此，能否完成目标仍充满不确定性。2016年《柳叶刀》杂志的一项研究预测，如果2000年后的趋势持续下去，达到这一目标的概率“几乎为零”。

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任一年龄组中扭转肥胖流行趋势。只有高收入国家的肥胖率趋于稳定，但仍然高得令人不可接受。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儿童肥胖率的差距因家庭贫富状况而扩大。当富家孩子瘦下来时，穷人的孩子却越来越胖。

根据《经济学人》的报道，坎伯威尔格林（Camberwell Green）和杜尔威奇村（Dulwich Village）都位于伦敦以南，相距仅数英里，但两地的孩子肥胖情况相差很大，坎伯威尔有一半的10岁和11岁的孩子超重或肥胖，是英国孩子肥胖流行率最高的地区之一；杜尔威奇村的同一数据则只有五分之一，是该国最低水平之一。两个近邻为何有如此大的差距？研究者发现，是因为后者的家庭平均收入是前者的两倍。

贫富差距带来的变化是多元的。首先，富裕人家的孩子和受过良好教育者有更好的自律，他们会花更多的时间在家里做健康的饮食，很多人住在绿地附近或加入体育俱乐部；而贫家子弟则更容易被垃圾食品广告所诱惑，他们的父母整天为付房租和日常费用而焦虑，不太可能想到要做一顿健康的晚餐。

与此同时，健康饮食的成本更高，蔬菜和未加工的肉类，要比汉堡和比萨等不健康餐食贵。

如此看来，要想解决肥胖问题，也要解决不平等问题。这是更为棘手的问题。

发达国家的肥胖率趋于平稳了，这主要归功于公共卫生政策的重视和健康促进干预的投入，它们的经验可以借鉴。温利明对《财经》记者分析，前三项节约成本的干预措施是对不健康食品和饮料征税；减少针对儿童的不健康食品和饮料的广告；修改营养标签，以便更好地描述可以适量食用的食物。

近些年，中国政府有不少文件都提到控制儿童肥胖问题，较新的是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年）》，其中将控制学生肥胖率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

但相关文件都缺乏切实可行的、能落地的举措。马冠生常年跟踪研究中国的儿童肥胖问题，他认为，现在儿童肥胖防控方面的科研和适宜技术手段都具备，但从国家层面尚未对儿童肥胖问题采取真正的行动。

他主持的一个“快乐课间十分钟”的课题，在全国进行了包括几十所学校在内的多中心研究，让孩子参与创作适合他们年龄阶段的身体活动。这些活动因地制宜，既可以在操场上开展，也可以在教室中进行。观测结果显示，一个十分钟平均消耗32千卡的能量，上午做一次、下午做一次，长期下去，健康效应就出来了。

但项目结束后，由于没有像眼保健操那样推进，当初参与项目的部分学校都没坚持下来。

马冠生认为，“不能再等了”。肥胖防控工作应该前移至中小学、甚至幼儿园阶段。

儿童肥胖在公共卫生层面的防控很难一蹴而就，但作为儿童及其家人，可以起而行之。施楠建议，“肥胖是可以预防的，特别是在儿童时期，越早开始提倡健康的饮食和生活方式，效果就越好。”

（本文首刊于2018年10月15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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