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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焱看美国 | 一场围绕华为的辩论,一个分化的美国社会

金焱 财经杂志 2019-07-01


《财经》特派记者  金焱 | 文 发自华盛顿  谢丽容 | 编辑


华为有多重要?


举个例子。6月29日特朗普称华为可能解禁之前的一周,美国领导人全面出击,利用重要国际会议召开的机会敦促各国不要让中国公司参与新一代移动网络的建设。而在过去几个月中,特朗普政府多个部门的高级官员一直在表达对欧洲和其他地区一些盟友和伙伴国计划采用华为公司参与5G建设的忧虑,并敦促他们放弃有关计划。


就在中美两国领导人在二十国集团峰会间隙进行80分钟午餐会议之前,美国有媒体的大标题是,“中国将提出达成贸易协议条件,取消华为禁令是其一”。


我有几个美国朋友用华为手机。其中一个经常在百老汇演出的纽约女孩告诉我,每次演出后,她因为没有苹果手机,无法快速给其他使用苹果手机的朋友同行快速发送演出视频,无端招来很多烦扰。但每次别人劝她把华为手机换掉时,她都变得更坚定,她说,我不喜欢垄断,不喜欢市场上只用苹果手机,华为手机好用,为什么非要换呢?


作为消费者,这些在美国用华为手机的人因为凤毛麟角面临日益棘手的抉择。现在的环境下,用华为还是弃华为,已不是简单的手机牌子的问题,而被人为地上升到捍卫某种理念的高度。


但站出来为华为说话的美国人,几乎没有。这真让人失望。在我的评价体系中,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作为独立运作的非商业性媒体机构,在各种复杂事件中总能理性地发声,但现在听NPR解读华为,也是一片喊打之声。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费和中国研究项目副主任甘思德(Scott Kennedy)也有同样的观察,他说,“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反华为,但到目前为止,华为对美国究竟会构成怎样的隐患?或者说,如何管理华为带来的风险,基本没有理性的公开讨论。”


好在有CSIS的舞台,甘思德有空间有能力做一些改变。他发起了一场围绕华为的辩论——没用智库常用的主题讨论形式,甘思德解释说,形式上用辩论而非常规的圆桌会议,因为美国对华为已做出了一系列的限制,不再用假设了。此外,既然是辩论,辩论双方需立场明确,赞成还是反对都必须旗帜鲜明。


辩论主题最终定为“美国应不应该严限华为?”(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severely restrict Huawei’s business?)一个半小时的辩论,远没有我想象的激烈,一个与华为关系密切的美国人直接用“肤浅”向我表达他的失望。


当然,一场辩论最终也许只是一场辩论,但也可能如甘思德所言,它或许能在美国激发围绕华为问题的讨论。


(华为被美国政客认为可以应对中国的少数有效杠杆之一        图:金焱)


从67:61到72:57


辩论定在美国当地时间6月28日周五上午,很多华人面孔出现在观众席,《华盛顿邮报》等媒体也都到场。在正式开场前,现场观众投票:52%投票严限华为,48%投反对票。如果没有这些华人面孔投票,是否还会有这个几乎是势均力敌的结果。


持严限华为观点的一方,是Martijn Rasser和Dan David。两个人都有投资的背景,只不过他们以做空为主。Martijn Rasser在整个辩论中发言最少,他的媒体曝光也极少,最近只有一个关于稀土经济影响的表态。Martijn Rasser在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做科技与国家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也才一二个月的时间,此前他在浑水(Muddy Waters)调查机构做过二年——浑水针对在美上市中国公司发布质疑调查报告,因2010年成功猎杀数家中国公司,在资本市场名声大噪。Martijn Rasser更有趣的经历是,他是2004年到2015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供职。


Martijn Rasser坚称,美国如今采取的行动,(包括)限制关键技术的出口,禁止华为涉足美国的网络(设备),并号召美国的盟友和伙伴采取相同的措施,这一切都是合理且必要的;限制华为美国会付出代价,5G进程可能会放缓,美国公司收入会有所减少,重要的是美国自己把5G做好,而不是急于求成来确保通讯网络的安全和可靠。


反方,认为不应严限华为的一方在整体上感觉更条理清晰。两个辩手,一个是全球最大的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地缘科技部门的实践主管Paul Triolo。他有严谨的学者形象,遣词造句风格逻辑严密。他开场就说,辩论更准确地应该是“美国政府应不应该扼杀华为”。特朗普总统的前首席策略师斯蒂芬·班农(Stephen K. Bannon)就提过,“扼杀华为比达成中美达成贸易协议更重要。”他认为解决华为的问题首先要解决关于伊朗制裁、政府资助/补贴及国家安全三个问题,从而找到中间地带。



辩论后,我和Paul Triolo详聊,他对我说,华为确实是个难题,但美国现有的视角太短浅太狭隘。比如对华为的用户而言,有几百万部手机需要软件的补丁和更新。短期可能挺一阵子,但日后这将成为一个信息安全问题。


从供应链的角度,如果对华为的禁令继续下去,运营商将会面临把华为设备替换掉,强制欧洲接受的话,会面临供应链方面的严重问题。若他们不能使用华为的设备,他们将付出不菲的成本。根据GSMA的研究数据,仅在欧洲,替换掉华为就需要损失620亿美元的5G网络成本,这个成本太高了,5G技术也因此被推迟约18个月。


目前尚未有任何证据表明华为设备存在“后门”。一些政府报告显示,华为设备的确存在软件漏洞,但从技术角度来看,技术升级无止尽,软件漏洞出现了之后再尽快补上,这在业界是相当常见的。因此,他表示华为受到了比其他设备供应商严格得多的审查。


和Paul Triolo偏欧洲的视角不同,他的辩友,也是四人中惟一的女性、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高级副会长欧玉琳(Erin Ennis) 直接从商界视角来看华为的问题。她说,美国自20世纪以来经济强劲而充满活力的原因是,美国找到了国家安全利益与商业利益的平衡。当过分强调其中任何一面,都会有意想不到的后果。


欧玉琳强调用贸易的黄金法则,推己及人。如果没有充足的证据就以国家安全为由,就去排斥一家公司,那就要做好准备自己的公司在海外成为其他政府报复的目标。另外,美国需要依靠其强而有力的法律法规,包括对待科技公司,不应该对其采取不清晰、模糊的方式来对待。她说,华为是一家中企,这意味着它与中国政府有关联;华为产品存在缺陷,意味着中国存在诈骗……,试问在座所有人,这难道是美国政府试图迫使一家公司破产提供的理由?总而言之,这与美国所建立的标准、法律法规越来越远。


事实是,欧玉琳说,华为有着很严重的透明度和信任问题,以及产品安全问题。如果它想成为世界级的领导企业,它必须以最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必须让世界听到其改变的声音。


(在美国该不该咬定华为不放的问题上,人们的观点分化       图:金焱)


换角度看美国的分化


在会场上,坐在我旁边的一个风度翩翩的美国男士显得更为平和,我们交换看法时,他认为辩论还可以,他说,“我学到了一些东西,虽然我认为所有参与辩论的人他们论点都可以更精确一点。针对华为随意断言很容易,但听到一些更具体的内容会让人更受益,可惜没有。”


实际上,在美国国会,对华为的问题倒不存在明显的分化。特朗普在G20上表示,将在不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允许美国公司向华为继续供货。消息传出后,美国两党重量级参议员表示,如果特朗普总统真的解除华为采购美国产品的禁令,就将严重影响美国改变中国不公正贸易行径的能力。


Martijn Rasser虽然在辩论中辩争严限华为,但他和我聊天时则不无外交辞令,也不乏诚意地说,在美国对华为的问题,认为不该严限的声音太低了,太小了。


这场辩论是分裂的美国的一个真实版本。美国人在政治、经济、地理、文化层面上的全方位分裂不会通过华为的辩论全部表现出来,但是这更大层面上还是一个精英间的对话,底层美国人可能根本没有兴趣去听。



我的实习生林彦辰听了辩论后想起了美国著名作家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书里讲述了一个黑色而荒诞的故事。其主人公约塞连,在他想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的时候,总会发现受到了“第二十二条军规”的限制,可是当他问限制者,第二十二条军规里写了什么,却没人能回答他,也没人知道。他和我说,今天,华为就处于这个第二十二条军规之下。当人们问及华为到底错在哪儿?和别的公司有什么区别?没人能给出答案,反正拿国家安全这一借口搪塞就好。


欧玉琳的结论是,“在整场讨论之中,有个问题一直没有被回答,也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可以动用国家机器去针对一家公司?”她说,美国政府解决国家安全问题的办法绝不应该是扼杀特定的一家公司,而应该按照标准去决定产品是否能进入美国。没人知道她的声音能否变成大多数人的声音、变成主流的声音。


(实习生林彦辰对此文亦有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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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黄端  duanhuang@caiji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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