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报道 | 第二届国际子宫移植会议（ISUTx）伦理会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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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宇1  陈高文2

单位：

1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2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第二届国际子宫移植会议（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Uterus Transplantation，ISUTx）于美国当地时间2019年9月5日至7日在著名的克利夫兰医疗中心隆重召开。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王沂峰教授团队和复旦大学附属妇产医院华克勤教授团队分别派出陈高文博士和刘宇博士作为中国代表全程参与了本次会议及讨论，其展示的海报成果获得了国际同仁的关注。

ISUTx的会前会集中讨论了人类子宫移植的伦理争议问题

本届ISUTx会前会由克利夫兰妇女健康研究所的F. Rebacca和F. Ruth两位医生共同主持，会议首先回顾了的瑞典、美国克利夫兰医疗中心、美国贝勒医院、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附属医院、中国、黎巴嫩、捷克、德国、巴西及法国的人体子宫移植现状，梳理了人类子宫移植取得突破后子宫移植伦理领域的问题和争议。伦理讨论议题涵盖子宫移植的受体评估和筛选、受体权益保护以及供体筛选标准、移植血管蒂部的选择、供体围手术期的关怀及护理、子宫移植手术入路选择、术后免疫方案对母胎的潜在影响、医疗机构准入资质、变性人成为子宫移植供体或受体的诉求、胚胎移植及分娩时机选择、子宫移植术后早产儿护理问题等多个方面，大会乐观展望子宫移植的未来前景同时也发出了“子宫移植需要伦理加持（Ethics must shape clinical transplantation）”的时代强音，呼吁各国医疗团队将人类子宫移植的临床病例信息汇总至ISUTx的官方数据库，实现信息共享，优化医疗决策。

人类子宫移植医疗团队的资质准入与机构伦理委员会（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IRB）人员构建作为本次伦理会议的重点议题，获得了与会各方的关注和讨论。就克利夫兰团队而言，子宫移植伦理委员会从最初的5人发展壮大到如今超过50名成员，囊括各医疗专业人士、法律人士、社区代表和社会独立观察组织成员等。Rebacca医生坚持认为此举有助于减少达成医疗共识过程的偏倚，最大程度保护供体、受体和新生儿三者的权益。各单位开展子宫移植前需遵循团队科研情况检查-研究方案可行性论证-伦理审批-移植手术流程规范及充分知情同意的程序，方可考虑展开临床手术。

宾夕法尼亚医院妇产科的Steven Ralston教授指出，子宫移植为子宫源性不孕女性提供了拥有自己遗传学后代的机会，其应该和肝肾移植一样作为治疗性手术来开展。但是鉴于目前全球子宫移植的生殖结局数据有待完善，需要充分告知患者通过子宫移植拥有后代的成功率并非百分百。充分的知情告知、严格的纳入和排除标准是维持研究连续性的重要手段。患者在充分知情同意的基础上自主决定是否要求进行子宫移植，但是Steven教授同样强调了伦理不应成为医生为患者提供好的治疗手段的阻碍。子宫移植作为新兴研究领域尚需要更多临床数据来支持和引导，而伦理相关指南也将随着临床进展而不断更新。

关于子宫移植术后的子代风险，来自克利夫兰医疗中心儿童医院的助理教授Sabine iben指出，依据目前实体器官移植后的数据分析，随着使用免疫抑制剂时间的延长，受体罹患继发性恶性肿瘤风险以每年1-2%的概率递增。但子宫移植作为暂时性器官移植，在完成生育后即可切除而终止免疫抑制状态。另外，实体器官移植术后妊娠的数据显示先兆子痫发生率为5-8%，早产率为9.93%，低出生体重儿占比2.5%，目前已有的子宫移植术后的新生儿数据显示，均为30周后出生，目前尚无极低出生体重新生儿的报道，但建议至少长期随访3年以积累子宫移植术后的后代健康数据。整体而言，子宫移植术后患者的子代风险和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肝肾移植、免疫障碍等高危妊娠人群子代的风险相近。

会议中，来自图宾根大学的Sara Brucker教授分享了子宫移植伦理领域的德国经验，她强调谨慎纳入研究对象和充分伦理探讨是该团队两例子宫移植取得预期成果的重要保证（注：瑞典团队协助德国团队完成该两例子宫移植手术）。她还指出，需要告知患者切实的临床试验成功率及作为实验性研究的相关风险，对于子宫移植供者的动机调查和医疗安全质量管控是提高移植子宫存活的重要条件。德国作为发达国家，执行禁止代孕但支持收养的生育政策，其在公众舆论、伦理道德和法律规定方面与我国现状相近，其伦理团队建设经验可以为我国参考和借鉴。另外，在回顾和讨论亚洲团队的研究成果时，多位国际同行对提取未绝经供体的子宫时切除卵巢以保存卵巢静脉的手术决策持否定态度，认为此举将增加供体术后发生心脑血管事件的概率并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

在“子宫器官来源途径的选择”讨论环节，大会主委会充分咨询了各医疗团队的相关手术体会。拥有活体子宫移植和脑死亡子宫提取经验的美国克利夫兰团队、捷克团队和中国珠江医院团队相继表达了意见，其中美国克利夫兰移植中心Andreas G. Tzakis教授认为未来脑死亡子宫捐献应该成为子宫移植器官来源的主流，因为此举有助于避免供体手术风险。瑞典哥德堡大学团队代表认为活体子宫移植技术尽管有并发症风险，但是处于可接受的范围，强调活体供体子宫捐献模式可以最大限度提供一枚“健康的子宫”给受体。珠江医院团队代表认为各国应该尽快实现子宫移植供体与受体的双数据库对接，提前准确筛选“健康子宫”的资源，以便控制DCD子宫捐赠模式的手术风险。

目前，我国仅有西京医院和珠江医院两家单位共开展了3例人类子宫移植，均为母女子宫捐赠模式，其中西京医院实现1例活产分娩的突破，而珠江医院在人类活体子宫移植的基础上同时开展了脑死亡病例子宫及血管蒂部提取与组织保存效果的基础研究。通过中国两位与会代表对第二届国际子宫移植会议的观察，伦理道德在未来人类子宫移植临床试验中将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因此医疗机构筹划子宫移植临床试验时，建议重视移植伦理建设及审核，完备机构准入资质、实现临床试验注册和研究数据共享，最终实现医疗质量安全的目标。

在子宫移植临床试验即将走上快车道的历史时刻，第二届国际子宫移植会议（ISUTx）不仅在伦理道德方面开展了广泛深入探讨，还在供受体筛选标准、免疫抑制方案的改进、并发症预防、妊娠终止时机选择、影像学监测手段选择、后代及供体健康随访等多领域分享了多学科的国际经验，可谓承前启后精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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