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发展应对生态问题：平寨生态种植合作社的尝试

文章来源：云南绿耕城乡互助社

生态危机与发展主义

对所有处于“后发展”情境中的区域来说，都面临一个问题：如何处理发展与生态的关系。因为“已发展”区域已经显示出生态危机的前车之鉴，且生态危机日益切实地危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在以“发展”为纲、将发展主义当作一种意识形态来实践的区域，这个问题尤其沉重。

当生态危机越来越迫切的时候，我们不禁要想起沃勒斯坦（Immanual Wallerstein）的经典发问：发展是指路明灯还是观象？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先弄清楚当下已经被我们当成一种意识形态的“发展主义”的内涵，以及它与生态危机的关系。

香港学者许宝强指出，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是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的信念，它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觉得经济增长比不增长好，快速增长比缓慢增长好。而最为常见的用来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就是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等。

发展主义将发展作为实现人类福利的手段置换成一个现实的不容置疑的目标，因此无需追问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尤其是生态环境的变化。但是，将“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在我看来就是生态危机的症结所在。增长的逻辑是维持产出高于成本，但无论在计算什么产品的成本时，我们都不会将生态环境的价值计算为成本。此外，增长是无限制的，既然增长就是好的，那么我们要做的就只是尽量多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无限制的增长，就是对生态环境的无限制破坏。

而以GDP等指标来衡量经济增长，甚至会产生鼓励破坏生态环境的负面作用。比如说，在利用森林树木造纸时，纸的产出当然是算进GDP的。但生产过程中造成的对森林的破坏、对水的污染等，却不会在计算GDP时被扣除。反而，由于生态环境被破坏，人们无法享有清洁的水，只好去买纯净水，这就进一步增加了GDP；又或者，为了改善被污染的河流，就要投入许多资金进行治理，这又为GDP做了一次贡献。我们可以看到，一次有污染的生产，竟然会带来多重的经济增长。

这说明，发展主义本身是需要反思的。“发展”并非自来就是一种普世的信念。沃勒斯坦说，我们现在所奉行的对发展的理解，大部分是1945年后世界体系内地缘政治的产物。另一位研究发展的学者埃斯科巴（Arturo Escobar）也认为，发展主义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以及东方）重新界定自己和环球权力结构的过程。这些研究让我们有从根源上反思发展主义的勇气和理由。而我们要应对生态危机，也只有从反思我们对发展的理解和实践开始。

平寨的发展历程

平寨位于云南省东部，邻近贵州与广西。全村共有8个自然村，其中2个是汉族村，6个是壮族村。凤岚河从村子蜿蜒而过，形成一个大的河槽，5个壮族自然村便在此槽区依山而居，世代种植水稻，另1个壮族村则相距甚远。2个汉族村住在离槽区约8公里的石山上，相对隔绝一些。从乡上有一条土路进入平寨，道路状况不稳定，亦不通客车，与外界交流甚少。

与平寨村民谈到种田，经常会听到一个词，“腊水田”，意思是田里永远蓄着水，冬季休耕。上了年纪的村民会这样描述腊水田：那时候猪牛马都是放养的，冬天就跑到田里去，也没人管，晚上就自己回来，它不回来也不怕，也没有哪个会去偷；腊水田里的黄鳝特别多，还有虾，村民经常去抓黄鳝；田里一年四季都有水，也不怕气候干旱，以前种老品种谷子要严格按照农业节令，田里有水，就不怕赶不上节令了。

由此可见，腊水田是平寨一直以来的传统。村民认为冬季是休息的季节，田也需要休养，人们则更得以享受漫长的闲暇时光。因此，以前的村民是不会种小春（秋种春收的）作物的。腊水田蕴含着壮族人自己的智慧，对维持当地的生态系统、人们的生活方式起着重要的作用。云南省是多旱之地。1950年至2003年的54年间，云南全省出现干旱的年份有50年，其中包括21个大旱年。而常年蓄水的腊水田，本身就是一座小水库，不仅可以让村民规避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旱涝保收，还能使土地休养生息、保持肥力，当然更能保育当地的生态环境，使人类生活和生态环境融合在一起。

平寨传统农耕的另一个特点是种“卫生田”，即种植水稻不使用任何肥料，甚至不用农家肥，也不会用任何农药。村民说，以前种田比较简单，没有什么病虫害，而且种一年就够吃两三年。这应该归功于村民的耕作传统，是完全的生态农业。在以往的良好生态环境中，有着完整的生物链，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农业上的病虫害自然就很少。

但在政府看来，这种冬季将田地放荒不种的做法只不过证明了村民的懒惰，而所谓的“卫生田”则是村民不开化的表现。为了改造村民，政府通过一系列配套的实践来加强自身的说服力。通过农业科技专家的介入，村民的传统知识被视为无用的或者迷信；而村民则被建构为“落后”、“原始”、“亟待发展”的他者。村民被要求改造自己的生产方式，冬天将水田里的水放干，以便种植当季的经济作物。同时，政府修建了灌溉渠，使得需要用水时可以从河中引水灌溉，腊水田也就变成了旱田。政府也在村里推广新品种的种子和先进的种植方法，主要是农药和化肥的引进。经过长时间的工作，村民的传统耕作方法终于被改造了。村民都被发展了。

但结果是，在新的生产习惯中，村民很难抵御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他们失去了对农业节令的掌控，当春雨不及时、气候干旱的时候，他们的农业生产就赶不上节令、会大幅减产。当开始使用化肥后，村民发现为了维持高产量，化肥要一年比一年用得重。而病虫害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经常爆发的，村民只好多用农药，同样也是越用越重。

生产方式的改变除了让生产成本逐年攀升，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化肥水流进河流，造成河水富营养化，沟渠里长满了水葫芦，鱼的种类和数量都大幅减少。农药的使用直接斩断了生物链，将田间小动物赶尽杀绝，虫害越来越严重，且农药垃圾到处都是。

除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也产生了大量生活垃圾，无法处理。生活方式的改变同样是发展的后果。当人们对比自己的家乡和城市时，顿时会产生一种“落后”、“贫穷”的感觉，转而想要赶超城市人。从生活中的细节来看，村民最常见的做法，就是大量使用塑料包装的日用品、在喝白酒的同时大量地喝啤酒，结果塑料袋、啤酒瓶堆积成山。很多村民将垃圾倒进河流，期望雨季河流涨水时能把垃圾冲走。

这十多年来，平寨村民的生活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善，这或许可归为发展的结果。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导致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又何尝不是发展的结果？

以发展应对生态问题

然则，如何要求类似于平寨这样的“后发展”区域去保育当地的生态环境呢？维持当地的传统耕作方法吗——这意味着让村民也保持传统的清贫生活。我们很快就发现自己面临文章开头提出的那个两难问题：如何处理发展与生态的关系？换言之，我们无法以外来人对良好生态的追求要求当地人，毕竟代价是由他们来承担。这也是如今诸多倡导保护生态环境的人所面临的问题，其中甚至可以看到不同诉求背后的阶级分野。如果这些诉求不能找到在地化的实践方式，就只能停留在倡导的层面，或者，让“后发展”区域的人民为“已发展”区域的人民的诉求买单。

绿耕城乡互助社以其在平寨的实践，尝试去回应这样的难题。2007年，绿耕城乡互助社开始在平寨实践“城乡合作”项目，希望在村子里组织村民从事生态农业，恢复村民的传统耕作方法（其核心是当地的水稻老品种和生态种植方法），生产健康的生态农产品；同时在城市组织消费者，搭建公平贸易的平台，让消费者以合理的价格购买村民的产品，为村民提供其所应得的劳动报酬。

2007年春，我们发动了三户村民种植老品种的水稻，并约定种植过程中不使用农药和化肥。当这三户村民尝试去邀约更多村民参与的时候，其他人都说：不用农药化肥是不行的，要绝收、饿肚子的。他们已经无法摆脱发展主义所种下的意识形态魔咒，只能越来越依赖农药和化肥进行种植。而这三户村民完全凭着对我们的信任，将自己的土地拿出来做实验。

与此同时，我们开始进驻昆明的一个住宅小区，与小区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建立关系，在小区内开展消费者的组织和教育工作。在那个暑期，我们组织了多次城乡居民之间的互动。首先是和村民一起进入消费者所在的小区，结识对农村发展、生态农产品有兴趣的城市居民，是谓“城乡见面会”。接下来我们组织消费者进入村子，体验村民的生活，了解老品种水稻的种植过程，建立信任关系。秋收以后，我们把城乡居民组织在一起，让村民详细介绍他们的种植过程和投入，并拿出新收获的老品种生态大米让消费者现场品尝，双方据此协商大米的价格。紧接着我们在小区内进行了充分的发动，让消费者们订购村民的老品种生态大米，而村里的工作员也组织村民准备大米。最后，我们在消费者的小区内做了一场“生态老品种谷子交易会”，村民亲自把大米送到消费者手上。因为前期动员比较充分，2007年村民种植的约1吨大米在两个小时内就全部卖完。我们同时也组织了寨子里对生态种植有兴趣的其他村民一起来参与“交易会”，并在活动结束后跟村民一起算账，对比生态农业和用化肥农药的农业的收益，让村民切实看到生态种植的好处和未来。

此后几年，平寨种植老品种生态大米的村民越来越多。在2009年，村民们注册成立了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规模越来越大，农产品的种类也越来越丰富。2010年，绿耕城乡互助社在昆明开设了一个公平贸易店，专门销售平寨的生态农产品。2013年，合作社的种植规模突破100亩，产量达到25吨，总收入超过20万元。

以7年的时间达到上述规模，并不算快。在“城乡合作”中，城乡双方是互相制衡的，一端的工作有问题、都会影响整个项目的进度。但到现在，我们已经能看到城乡之间发生的良性互动，比较好地平衡了发展与生态的关系。消费者通过公平贸易来支持村民持续开展生态农业，村民则再次改造其被“发展”了的农业生产方式，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在此同时，村民也通过销售生态农产品获得了相应的收入，提高生活水平。

但到目前为止，平寨的合作社也只是吸收了部分村民参加，生态种植的农田面积也还只是整个平寨的总面积的一小部分。要真正扭转整个村寨的生产方式，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实践。此外，“城乡合作”项目也只是回应了村民的生产方式所引起的生态问题，而村民的生活方式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则是在未来需要花费更多精力去解决的。

绿耕城乡互助社的愿望，是希望平寨村民通过生态农业能够改善生计，保育村庄的生态环境，同时通过实际的生产去重新认识和恢复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最终达成“生计——文化——生态”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在发展中失落的传统文化、良好的生态，我们希望平寨能通过一种另类的发展实践逐渐找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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