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周刊，并没有一个所谓官方的“读书法”。
我在那里的几年中，从实际的工作中，学习到了一种崭新的、独特的读书法。 这种读书法，我简单地称之为“以人为主，以我为主”，它影响了我的人生。来到新周刊的时候，我25岁，之前自己瞎读了很多书——说是瞎读，还真不是谦虚，具体状况，我在前文中都很坦诚、具体地交代了——最大的一个感觉，还是对“读书”这件事心虚。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知道读了那么多的书，到底有啥用，但是，读书的瘾也戒不掉，其实，是很痛苦的。同时呢，自己也没有清晰的读书路径，更不用说阅读的方法了。基本上，读了那么多年，都还是在一个层面上转悠。跟无头苍蝇似的东一下西一下，不求甚解。到了新周刊之后呢，我在实际的工作和生活中，接触到了一种全新的阅读方法。这些阅读方法，来自周围的同事，他们的阅读虽然各自风格不同，但是，在新周刊这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其实，不被同化的可能性很小——当时的新周刊，聚集了一群30岁以下的年轻人，有集体宿舍、有食堂，我们一起学习、工作，整个环境更像是一所大学。反而，如果没有迅速被同化，你呆在新周刊也不自在。经过了一番洗礼，我的阅读观和阅读方法都被颠覆和重塑了。不过，当时我在新周刊，整天忙着读书、写稿，并没有那么清晰觉察、。离开新周刊之后，我来到南方报业。当我在一个杂志做执行主编，负责刊物的筹建和规划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在新周刊所学到的东西，有多么宝贵。后来，我又从广州北上，在北京当了北漂，先是负责一个公司的创立，后又和三川创业。我更是觉得，新周刊的读书法，已经不仅仅是阅读的方法，更是一种自我学习、自我认知、自我塑造、自我成长的方法。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拥有了这种方法，我作为几乎在任何团队里都是基础最差的那个人，可以做自己热爱的事情，也团结了更多比我水平高的同事，一起做一些事情。这个时候，我才真正地体会到：“原有的知识和能力只是基础，终身学习的方法才更重要”。我们每天都面临着新发生的、具体的困难，这些困难，需要我们自己去学习崭新的理论、知识，从而形成自己的新的能力。而且，这种情况并没有一个终结，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着，你必须接受并且享受这种方式。所以，到了今天，我更加感激在新周刊所学到的阅读方法——我今天所有的事业和生活，都拜这种方法所赐。另外，我之所以提出”新周刊读书法“，是我后来发现，受益的人并非是我而已，从新周刊出来的很多很多同事，都是如此——很多人都创立了自己的事业，有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有做各种文化机构的，有成名成家的，有正在努力探索的……无论做什么，我发现从新周刊出来的人，都拥有一种“独立思考、以我为主”的气质和能力。当然了，以下我总结出来的这九条阅读经验，是我自己的感受，并不代表其他同事的感受，更不能当作创立、奠基新周刊的那些大佬们的解读——同时也感谢曾经帮助我们成长的所有老师。从内地去广州，我的所有个人物品，仅仅装了一个拉杆箱。而我托运到广州的几个大箱子，全都装满了书。为此，我还觉得挺自豪的，作为一个热爱读书的文化人，这多值得骄傲啊：我所有的财富，就是书籍。然后呢，我就在宿舍里拆开箱子，一本一本拿出我觉得很牛逼（装逼）的那些书。我并没有得到期待中的我的室友何树青的赞叹——何树青只是淡淡地笑了笑，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看电视去了——他的电视几乎整天不关，我很为自己的“高雅”感到虚荣的满足。但是，很快，我就在各种选题会、讨论会上被何树青渊博的知识、犀利的观点、庞大的信息量给震惊了。“我靠，这个人怎么知道这么多，总不会是整天看电视得来的吧？”一天，何树青叼着烟很随便地走过来，递给我一本书，说，“我刚采访了这个作者，很值得一读”。我一看，的确是一个很著名的学者，赶紧捧过来准备拜读。正要走的何树青又转过头来说，“不用还了，前面作者给我的签名，你顺手撕了吧”。当时，我还真觉得这人怎么这么轴，后来我才知道，他不是不尊重作者，而是他更尊重书、更尊重思想。对熟悉的作者，他会直接说，签名不用写他的名字，因为他看完后，都会送给另一个喜欢这本书的人，自己不留存。他看很多很多的书，但一本都不留。每看完一本书，他都会总结出书里面的精华，资料性的东西做成一个文档保留，观点性的东西就放在头脑里。或许，从那一刻开始，我才真正开始思考，我和书之间的关系到底应该是什么？是的，我买了很多书，读了很多书，但是，我还是太自卑了、太胆怯 ，不敢去真正地走进书里面，不敢去直面作者的内心和头脑。我一直留着那么多书，就说明对于这些书，我还是在逃避更深入的阅读和思考，更不用说“为我所用”了。这就像是在沙漠里，我们要把水喝在肚子里，才能解渴维生。而不是背着很多装水的羊皮袋，最后渴死在沙漠里。新周刊以观点犀利著称，但是，这种提供观点的写作，其实非常非常累；而且，新周刊还要保持新锐，提出新的观点。当一个选题确定后，比如，“上海不是榜样”的专题，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劳动量。首先，选题所确立的方向，需要大量的资料来查证。关于上海的历史、经济、社会、人文等等，跨越百年尤其是近20年的资料，都需要阅读。其次，是相关专著、报道等的阅读。那么国内外研究上海的专家、专著，还有著名媒体的报道，都需要浏览。接着，要选出精读、分析的资料。这一层阅读，按照大概3000字文章精读10万字的比例，也就是说，你要写3000字的文章，动笔之前，需要精读10万字的资料。说实话，我刚开始并不适应这种密集的、大量的阅读方法。但是，渐渐地，我发现我掌握了一种快速提取有用信息的能力。因为每期杂志都会面临着新的选题，所以，你原来的知识体系中储备的那些东西，根本就不够用。怎么办呢？就得迅速通过大量的阅读，提取最核心的信息，并且，一边阅读一边思考，逐渐形成自己的观点。经过两周的这种强化学习和思考之后，你甚至会成为这个领域内的半个专家。新周刊流传着一个关于杨子老师的故事。一次，要做一个关于鲁迅的选题，其他文字都基本完成了，还缺少大概50个字的一段话。讨论后，决定由杨子来做，第二天交稿。结果呢，第二天，杨子写的那一段话，众人拍案叫绝，敬佩不已，大家都问是怎么想到的。这个时候，杨子抱出了彻夜研读的一大摞关于鲁迅的书，大家一数，整整14本（也有说17本、24本的）！其实，到了这个时候，杨子可以写出一万字的关于鲁迅的论文，也可以写一篇很好的3000字的文章，而他呈现出来的，只不过是50字的一段话而已。除了工作之外，我们也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平时的大量阅读，给自己补充能量——如果你当过记者就会知道，看一个月的书，大概能够用于一周的写作。如果读的书少，就会枯竭，就会干涸。所以，我们写不出来的时候，不是去硬写，而是去大量阅读——有时候，反而要读一些和要写的领域没有直接关系的书。肖锋，瘦而高，仙风道骨，行动诡异——往往是我们正在激烈开选题会，他突然就飘了进来，梆梆梆地扔出一个观点，或者，提出几个问题。当你还在思考的时候，他就已经又飘出了，声音也随着他的远去，渐渐不可闻。他先在清华学理，后于北大学文，师从费孝通，同学王小波——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当时在新周刊，因为肖锋喜欢以质问的方式交流，我们一直都叫他：老拧。
▲肖锋
初到新周刊，他问我，”你都读了什么书啊？“我充门面地说了几本经典书籍。他好像根本都没有在听，又说”做新闻，要读一些社会学的书“。我赶紧又接着问，”读哪几本，有一个书单吗？“老拧没理我，一直沉默着，似乎是我的话太蠢，或者触碰到了他的哪根神经。许久许久后，他站了起来，一边说一边走，我生怕漏掉了什么，也站起来侧着耳朵听，他说：“你随便找任何一个版本的社会学著作，看完后如果自己不能列出十本书的书单，就不要……”我一直都没有听清楚，他所的“不要”之后是什么，是“不要上班了”还是“不要当记者了”。总之，我当时冷汗就下来了。后来，我在老拧和其他同事的指导下，开始读某个领域的专业的书籍——就跟大学学习一个课程类似。社会学、经济学、建筑学、美学、哲学、宗教……当我想了解、学习某个领域的知识的时候，我会通过一本书，找到下面的十本书，从十本书，再找到其他的书。最后，自然就会搭建出这个领域的一个知识框架——我可以不去把这个框架的书都读完，但是，我得知道我所读的书在框架的哪个位置。实际上，当你完整地掌握整个知识体系后，你在这个体系的某一个位置那里，读代表的书就可以了，并不一定非要把所有的书都读一遍。我和三川写教育的文章，就先看了几本专著，然后列出了一个教育学研究的200本的书单，再研读其中占据框架主要位置的20多本书，浏览剩下的图书。再然后，就是保持对最新教育图书的阅读。这样，一个基本的教育领域的框架，也就搭建起来了。采访之前，我们做准备工作的时候，往往都会找出这个人的专著、传记、报道文章等等，全方位地了解这个人。然后，长期的采访工作，就让我们就发现了，人和书之间有着非常有趣的关系。书是记载人的经历和思想的，如果我们能够和这个人对话，无论是真人对话，还是和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人对话，才能最多地汲取营养。在工作中，我们有机会接触到企业家、学者、导演、设计师……往往一个小时的采访下来，能够收获到很多——你想啊，这一个小时他得把此生最宝贵的经历、最智慧的思想，都讲给你听。所以啊，我自己去采访的时候，往往会夹带私货，在完成采访任务之后，问一些困惑着自己的问题。当然，能够和作者面对面交谈的机会毕竟不多。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需要自己去营造一个“跨时空采访”，以便更好地去读懂、读透这本书。比如，在读林语堂的《苏东坡传》的时候，我就会在头脑里虚拟采访两个人，先采访林语堂，再采访苏东坡。我会问林语堂：你为啥要写苏东坡传呢？你为啥用英文写苏东坡呢？你觉得外国人看得懂苏东坡吗？你自己和苏东坡有哪些相同呢？除了苏东坡，你还喜欢哪些中国人……我会问苏东坡：你觉得林语堂写你写得好吗，还是他自己在瞎扯？你真的有那么潇洒吗？你啥时候会不开心？你哭过吗？不开心的时候干啥？再活一遍的话，你还想当苏东坡吗……然后呢，我就会再假装自己是林语堂和苏东坡，来回答记者的提问。新周刊有一个摄影师，叫做阎实。现在，他是独立艺术家。我们交往近20年了，他家的书并不多，大多是艺术类和思想类的。他似乎从来都不会根据书来讲述自己的感想，他不会说“我最近读了一本好书，我的感想是……”，他经常会这样说，“我们对当代艺术之所以不接受，或很难理解，不是因为艺术，而是因为思想，比如这本书里的作品……”大家不要小看这两种表述的不同。前者是“我读了书，我的收获”，后者是“我的思想，书可以印证”。也就是说，思考才是我们的本质，书籍是我们的工具。说实话，能够做到真正的“以我为主”真的是很难的。我们都是做媒体的，知道一个新的观点的提出，有多么不容易。而在艺术领域，大多都是研究和梳理，能够提出观点的，寥寥无几。所以，每次在他家聊天，一是挺兴奋的，因为每次都能收获新的思想和观点。二呢，则是挺绝望的，因为每次我听了这么令人震撼的观点，第二次再来，又会忘记很多。
就是我的脑袋，被之前很多固有的观念给占据了，拒绝接受新的思想。它在排斥，在抵抗——我这才理解，为什么有人说，我们经常要把固有的知识和思想，给倒出来，才能获得新的思想，新的生命。就像是杜尚的小便池、安迪·沃霍尔的罐头、汤伯利的黑板……虽然当时你也听懂了，也认同了。但是，过了几天之后，你又会犯嘀咕：这怎么就是艺术了呢？你看，要想把真正的思想，不仅仅是吃下去到肚子，还得吸收，否则，也只是“酒肉穿肠过”而已。我们一定要警醒，“习惯”的力量，比我们知道的要大得多得多——为什么绝大多数人，书读了那么多，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道理往往就是在这里。每当我觉得总是在一个圆圈里打转的时候，我就会找像阎实这样的朋友聊聊，让自己身体里的那些顽固的东西，换掉一些些。那还是在1996年，窦文涛在孙冕折腾出来的《晨报》兼职做编辑部主任。而封新城则是窦文涛拉来当兼职主笔的哥们儿。后来，没有刊号的《晨报》停刊，孙冕不死心，硬是找来了刊号，重新办起了一份杂志，就是《新周刊》。窦文涛自己也笑谈，他是新周刊的助产士。我在新周刊的时候，窦文涛时常会回新周刊看看。看门阿伯还经常用广东普通话给我们讲窦文涛的故事：当时晚上关门，经常发现编辑部还有一盏灯亮着，走过去一看，原来是窦文涛在那里“瞎搞”（写稿），“瞎搞（写稿）很辛苦的！”窦文涛在电视上，给人一种“油嘴滑舌”的文痞形象。但实际上，他的阅读量之大、阅读层面之深、阅读范围之广，可能少有人能及。他书读得多，但从来不显露——如果你仔细听的话，能够找到痕迹。这就是把一本书，用最通俗的语言，讲给别人听还让人听得懂的能力。我是“无处不是书”的读法，像各种原料东一片西一片投进脑子，然后发生化学反应。最后会化合成什么，我也会期待。
这个过程就像“炼丹”；我是阅读的主人，书不是。读书，不是为了读而读。有些书，可能读完就忘了，但最后落下的那个印象，会帮你提高思维能力，让你变成更有见地的人。
在新周刊，每周的选题会，是一场酷刑——很多人都会前一天做噩梦的。每个人报选题，不是简单说出选题线索，而是要像论文答辩一样，讲出为什么要做这个选题，怎样去做，社会的价值等等。最通常的讨论，主持的人会问，”最近看了什么好的书，从这本书里能出几个选题？”。如果你不能在两三分钟之内，把新的信息、观点，很清晰地讲出来，自己就会感到现场有一股强大而无形的压力，迎面而来。有新来的同事，真的会在选题会上因为讲不出来而被吓哭的。所以，我后来看书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看书的时候就会忍不住想，如果我用一段话来讲述会是怎样？如果我写一篇文章会是怎样？到了现在，通常情况下，看一本好书，我至少能发掘出三到五个选题。实际上，我现在都还在这么学习和工作。封新城给新周刊提出了要做四个商——“观点供应商、视觉开发商、资讯整合商、传媒运营商”。这其中，最牛逼的就是“观点供应商”——媒体产出观点很正常，为啥还叫供应商呢？后来，我在新周刊采访，接触了很多地产、金融、汽车、旅游、咨询、广告、策划等等行业。我才发现，原来新周刊真的是给这个社会，提供了大量可以改变人们生活的观点。这些观点，被各行各业的人，用在了方方面面。甚至，直到十几年后，我还会遇到企业的老总和高管，说当初新周刊如何影响了他们。那么，观点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可以看看，封新城操刀主导的那些观点：《中国不踢球》《弱智的中国电视》《城市魅力排行榜》《找个地方躲起来》《飘一代》《第四城》……每一个观点都一针见血，抓住了社会发展趋势中的痛点。我们在侃侃而谈的时候，最怕封新城或老拧的质问：你的观点是什么？封新城看起来像个土匪，或者黑帮大哥，但是，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诗人、酷爱读书者。他的房子装修的时候，工人一再跟他核实，“您确认这里不是一个图书馆？”——整个家里四壁全是书。封新城的阅读量非常大，他的办公桌上永远有各种读物，他也经常会在读的书上圈起来一段话，扔给正在开会的我们，然后转身离去。而我们，也在新周刊这所大学里，学习到了“阅读+思考+提出观点+调查采访+印证观点+呈现报道”的工作方式。前面说了，自己在家闷头苦读，然后在选题会上显摆，是我们每周惯常的工作。而各种讨论，则是每天群众喜闻乐见的课堂。新周刊有很多会，除了选题会之外，各种由头都会开小会，比如，你对成文后的标题不满意了，你想了解某个领域了，你想找到合适的采访人了……都可以随时召集个会。而且，参加的人非常开放，我们编辑部开会，经常拉上设计部的、市场部的同事一起聊，甚至，会把看门阿伯请过来聊几句——往往收获很大。这种集体讨论，最考验真本事。最热衷于召集阅读讨论的，就是令大家都很“讨厌”的张向东。有时候，下班后，几个关系好的同事，一起吃个大排档，一起宵夜，挺开心的。结果呢，刚刚坐下（一点儿都不夸张，有时候，甚至是屁股还没坐稳的时候），张向东就会一脸严肃地说，“小白，你最近看了什么有价值的书吗？”搞得我每次和他吃饭都很紧张，毫不夸张地说，有时候真的是吃饭前临时找书来看的。张向东不光是问你读了什么书，还要详细讨论你的书的看法，观点，态度。总之，把每一个我们朋友之间的聚会，都变成了一场读书分享会。有时候，三川她们几个女生，聊一些生活话题，就会遭到张向东非常鄙夷的批评：“你们不要总是聊一些猫猫狗狗的事情！我们在一起，要进行一些有质量的对话！”就这样，张向东几乎坚持了近20年，每次都在讨论新闻、社会、历史、思想、艺术、哲学……可是，我们每次这样的聚会、讨论，也让我们每个人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这通常是对读书人行动能力差的讽刺——您也别怪会有这样的说法，的确，很多人读书，读得越多，行动能力越差。可是，在新周刊，我看到了另一种反而促进了行动的读书方法。新周刊，是一群读书人在一起，可是，却是一群“行动派”的读书人。新周刊的社长孙冕，人称老爷子，早年是一个穿西装开奔驰的精英人士，创办新周刊后，某天突然大彻大悟，换了吉普车，穿上运动衣，剃光了头发，成为了一个按照自己方式去活的人。这些年来，他爱音乐，就办了丽江雪山音乐节；他爱上了登山，就去爬了珠穆朗玛峰；他看到云南古迹被毁坏，当场拦下，一边痛哭，一边用餐巾纸给省领导写信；他同情抗战老兵，就发动各界人士，与“关爱抗战老兵网”等公益团体，一起为抗战老兵捐款捐资。而孙冕也带动了新周刊人“行动派”的气质。这么多年来，新周刊来来往往这么多人，很多都在做“大大小小改变一点什么”的事情。其实，读书最难的恰恰是这一部分——就是把书中的东西，付之于行动。刚到新周刊的时候，我一边会震惊于新周刊的犀利，一边又会担心这样猛会带来什么后果。我曾经问过封新城是怎样想的，他的回答很简单：一条道走到黑，撞到南墙不回头，或许，还可以把南墙撞破。我也开始反思，为什么我之前读了那么多的书，却并没有大的改变。原来，我过去读书的时候，虽然看到书里有那么多的道理，但内心却总觉得还是离自己很遥远，或者说，没有勇气把书里面的道理，在现实中实践。可是，新周刊让我接触到了一群“傻子和疯子”——他们傻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看了书，觉得那是真理，然后，在现实中就那么去做了。刚到新周刊的时候，他们问我属相，我回答说：属兔。他们说，哦，那你63年的，和封总、老拧他们同年——我可是小了整整一轮的75年啊！但是，我也迅速地发现，新周刊的人普遍单纯，才让我显得比他们都老成很多——我的成熟并不值得自夸，新周刊的傻和疯，才是这个时代弥足珍贵的东西。书里说“人间最宝贵的是真善美”，可是，大多数人就算看了书，还是在做人的时候耍奸弄滑，因为他们的理由，就是大家都这样。然后呢，他们经常撞得头破血流，他们经常上当受骗，他们经常抱头痛哭，他们经常肆意人生。我刚到新周刊的时候，一起喝酒的时候，老爷子会突然嚎啕大哭，我很吃惊，原来一个成年人还可以如此真情流露。后来，我已经习惯了老爷子的脾气，可以一边搂着他任他痛哭，一边和兄弟们推杯换盏。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也不知道年少轻狂的我，是不是得罪了老爷子、封总、老拧、周可他们，但是，无论他们怎样看待我，我都会在内心里视他们为我的父兄。正是因为新周刊，我才激活了自己，我才找到了我的自信，我才认可了我自己的价值。如果说，我在新周刊最终学到的是什么，我想，就是不辜负自己的内心，哪怕被别人误解、贬损、反对的时候，还坚持自我的勇气。喵的，有了新周刊的这短短几年的经历，我足以对自己说：“你没有白活过！”以上，就是我自己总结的，从新周刊所学到的”读书法“。借着这次由头，我要感谢新周刊，我的大学，也是我的精神之家，要感谢孙冕老爷子、封总、老拧、张海儿、周可、何树清、张向东、岩石、猫哥……
白滔滔：童书妈妈联合创始人。学机械、转经济，自学写作进入媒体，历经新周刊、南方报业，后创业从事数字出版。著及编著有《我手机》《十三亿》《西方教育三千年》《西方童诗300首》等。喜欢钻研教育思想，开发写作课程，和读书会家长孩子交流。同时，担任北京中致儿童关爱基金会副理事长，致力乡村幼师等项目。他还是每天穿得很酷去接送女儿的爸爸，是女儿小丸子眼中永不断电的故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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