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CAT深圳馆 | 艺术家书 ] 冯峰《有个女孩叫巴黎》
冯 峰
巴黎，只有我知道，她在另一个世界里，一直存在着。她就活在我的脑海里，只是没有人知道。她像是在手机里的游戏宠物一样，慢慢地被我的想象力养大。我和她朝夕相处，从不分离。
因为距离太近的原因，我能清晰地观察到她细微的变化，脸庞的成长和眼角的表情，还有睫毛的生长。我从未如此长久、如此近距离地对一个孩子的成长进行过观察，这让我发现，成长并不是均匀地在身体的各个部位同时发生的，变化是在某个部分突然开始的。
如果能像我一样看到她，观察她的成长，你就会相信我说的话。所以，我想把她从出生到现在的成长变化，打印出来给你看。
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通过一台机器把脑海中的形象打印出来。当然，今天的技术还不足以做到。在这台打印机出现之前，人类一直依赖绘画。我想，也只能如此了。我想尝试着用绘画把她打印出来，我尝试过无数次，可发现，从我的手指尖打印出来的并不是我脑海中的形象。也许是我的绘画技艺不够纯熟？于是我不停地练习，不停地练习，可依然不够理想。我已然熟悉了手术刀的手，怎么都觉得铅笔尖不够锋利，不够精确。我总是把铅笔削得尖尖的，但是笔尖在纸上稍一划动，笔尖就被磨损了，我又不得不再一次停下来去削铅笔尖。我多希望有一种铅笔尖能像手术刀片的刀尖一样锋利坚硬，而且永不磨损。
为了解决这些困惑，我结识了几位技艺精湛的画家。我向他（她）们讨教铅笔尖问题的同时，也向他（她）们描述了我的愿望：希望我脑海里的女孩形象，能通过绘画打印在纸上。他（她）们在和我讲解铅笔尖的问题时，也答应，愿意尝试根据我的语言描述把我脑海里的形象用他（她）们的手把控的铅笔尖打印出来。
和他（她）们的交谈让我改变了对铅笔的看法，铅笔不是手术刀，手术刀的目的是为了进入身体，改变身体；而铅笔尖并不进入纸张，它溶化在纸面上，让自己消失，把自己变成画。
我长时间地观看他（她）们绘画的过程，就像是在做一次精湛的外科手术。
我充满期待地等了四年。据说，达芬奇画蒙娜丽莎也用掉了四年的时光。
当我看到他（她）们寄来的十几张素描时，心情非常复杂。那些画，一部分像是我脑海里的形象，而一部分似是非是，还有一部分绝对不是。但究竟哪一部分是，哪一部分不是，哪一部分似是非是，完全无法分辨，所有的铅笔线条交织在一起，如同一团乱麻。不，这样说似乎也不对，应该说，如同一堆有序的乱麻，那些线条是铅笔尖溶化后形成的有机链条，无法分割，貌似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一样。然而，很显然，这个貌似有机生命体并不是我脑海中的那个真实的生命体影像。
可是，很快我就发现，这些画中的形象已经侵入了我的脑海，并且开始篡改我原有的那个女孩的形象，有时，我要很吃力的才能够区分她们，但没多久，这样的事情又会再次发生。我已经无法将绘画的形象和我脑海中的生命体完全区分开。
这仿佛是一场无法挽回的记忆屠杀。
巴黎，已经被彻底的素描化了。她生动的脸庞布满了交织细密的铅笔线条，怎么擦也擦不掉。
一个科学工作者的肖像
1966
这一年的历法异常奇特。
1月21日春节，除夕恰逢大寒节气，
2月4日元宵节，恰逢立春节气；
这样的历法，前一次在1890年，
后一次在2061年。
1966年1月28日，有两件大事：
一、中国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
二、中共中央就卫生部长钱信忠《有关计划生育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发文并作出批示，《批示》指出"实行计划生育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大事”。
那一天，我出生。
1974
在我出生后，父母就决定：不再生孩子了。
一，是在两个姐姐之后，终于生了我这个男孩儿。
二，也是响应国家的号召。
可是，在我八岁这年，母亲又生下了弟弟。
这件事让她这位负责计划生育的军干部颇感为难，甚至有种颜面扫地的感觉。但之后我以优异成绩考上医大，并在后来成为了一名医大教授，一名生殖生理学专家，这让她深感自豪和安慰。
当我把计划生育组建成一个专业系，并担任首届系主任后，母亲对我说，她那些年吃的苦都是值得的。
1984
医科大学所有系科的基础课都是解剖学。刚入学第一次尸体解剖课，很多同学会出现呕吐的反应，我却没有。我当时只是有点微微的晕眩，当我在卫生间用冷水冲头后，再一次走进解剖室时，就变得异常清醒，手脚灵敏。因为解剖课，我开始疯狂地喜欢上了达·芬奇。
我从美术学院的同乡那里借来达·芬奇解剖手稿素描画册疯狂地临摹。甚至跑到美术学院，跟他们的学生一起学画画。
那时，母亲每个月给我寄50块钱做生活费，除去吃饭，还剩5块钱，买了书就没钱买美术学院学生用的那种素描纸，于是经常用他们画坏了的废画纸反过来画。现在看当年留校的解剖素描，背面大多有另一个人画过的痕迹。我也从此开始了画画和收藏无名画家素描画的业余爱好，至今未停。
1991
我毕业留校那天，老校长给了我一个任务，让我开始着手为计划生育专业编写一本《生殖生理学》教材，并负责解剖模型教具室的工作。
1994
我博士毕业。
儿子出生。
《生殖生理学》教材出版。
就在编书过程中，面对着新生的婴儿，我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种对生命的思考和对追问的诉说冲动，学生时代的课余阅读和儿时的文学梦想顺着教材写作的缝隙流淌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产品——一部混杂着生命思考和知识怀疑的小说：《生殖生理学的故事（或那东西）》。
2004
我和妻子同赴巴黎的图尔大学人口生物学与生态环境研究所，做为期三个月的访学交流。
其间妻子怀孕。
回国后做了人工流产。
事情过去两个月后，一天早上，我刚睁开眼睛，眼泪像泉水一样喷涌出来。不知为什么，我一直觉得那是个女孩儿，在我的心里她已经有了名字。
我曾经试着写点什么，但写不下去，就把文件加密，锁了。后来，我怎么也想不起密码是什么了，试过无数次和无数种密码组合都无法打开。
至今，在我的电脑里一直沉睡着一个永远打不开的加密文件，文件名：有个女孩叫巴黎。
2007
由于我发明了一种人体标本制作法，而得到国家科学院的嘉奖，并破格成为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同年，我被评为教学名师和国家优秀教育工作者。
这一消息鼓舞了母亲和家乡的亲戚。
当年正值家乡的二叔去世，他临终留下遗言：要把他的骨骸捐献给我任教的大学，做教学道具之用。为了保存骨骸不被损坏，在家乡为寺庙佛像贴金箔的老叔想了一个主意：把每一块碎小的骨骸用金箔包裹封闭起来，确保永不腐坏。母亲和众亲属一致认定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发明，无论我如何用一名科学工作者的理论和立场去反对都不起作用。最后，一副金灿灿的骨骸摆在了我的实验室里，和我制作的那些医学标本共处一室。
2010
母亲病逝前，抓着我的手说：我这病……是不是因为杀生太多？
我用力按紧她的手对她说：不要这样想，那是迷信。我们是科学工作者，只信科学。
2011
11月，中国实施双独二孩政策。
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出台。中央分析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主要任务是：“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着力提高人口素质，加快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
2013
中国实施单独二孩政策。
11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放开单独二孩：“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2015
10月，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
12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草案通过，明确全国统一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子女，地方可以结合实际对允许再生育子女的情形制定具体办法，与2016年1月1日起施行。
2017
据不完全统计，自全面开放二孩政策以来，实际出生人口数量仅达到预计人口出生数量的一半左右。
我想，我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终将像母亲的生命一样走到尽头。
但我坚信，它注定会对科学的未来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这一年，巴黎，算起来也13岁了。
《一个生殖生理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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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有个女孩叫巴黎》的作品说明
《有个女孩叫巴黎》是一个关于计划生育的故事。故事里的巴黎是一个未出生的女孩。准确的说，是一个不被允许出生的女孩。在作品中，我采用经典素描绘画的方式构建了巴黎这个女孩从出生到成人的每一年成长变化的肖像。巴黎，是所有那些千千万万亿亿个无法统计的不被允许出生的孩子中的一个，《有个女孩叫巴黎》就是她（他）们的纪念碑。
在我的心里，每一个未被允许出生而逝去的孩子都是巴黎。
作品源于《一个科学工作者的肖像》和我20年前写过的一部小说《生殖生理学的故事》。
作品和书的完成，首先要感谢方立华的邀请，我们几次长谈是促成这件作品的诱因。要感谢从未谋面的日本画家藤井勉先生，是他1980年代的肖像素描启发了我创作巴黎的形象，我把收藏他的几幅素描肖像画作为现成品用在了我的创作中。感谢三位艺术家韩建宇、黄一山、仰民接受我的邀请去画他们自己的女儿：小巴黎、鱼丸和芯谊。感谢李晓倩为我给出的命题而创作的《喜蛋》和《出花园》水彩画。感谢我的妻子卢麃麃贡献出她的陶瓷作品《小裙子》。还要感谢肖雨竹，是她出版了我的小说《那东西》的版面设计，构成了新书的基础，以及她为新书所给予的无私帮助，感谢她的团队和两位版面设计师黄梦然、冯柳燕。感谢为16幅绘画摄影的姜兆丰。感谢邓源为作品名设计的英文花体字。感谢杨小满为展墙的版面所做的设计。最后感谢OCAT深圳馆的工作团队和李荣蔚、刘诗羽在布展中的专业建议和耐心协助。
这像是一次电影式的多人合作，让我体验到一种导演式的错觉，而画家的工作，在14幅肖像绘画中我只亲手完成了一幅，那是我对着儿子出生第二天的照片画的。
《有个女孩叫巴黎》
作者:冯峰
书籍设计:黄梦然
封面字体设计:邓源
作品摄影:姜兆丰
鸣谢:
肖雨竹、冯柳燕、黄福鹏、杨小满、韩建宇、黄一山、李晓倩、仰民、卢麃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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