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历史】第七讲：慈运理，加尔文和改革宗教会
导论
出埃及记20:2-3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一个人无法发动一场革命，甚至连改革都不可能。如果宗教改革只是因为路德的机灵和执着，那么这场改革无非是一个好战的天主教修士和一个腐败的教皇之间的斗争而已，在历史课本里只能成为一个注脚。然而宗教改革绝不是各人好恶之争，宗教改革是神的手在历史中的伟大作为，神在同一个时代里在不同的地区兴起不同的领袖，而且带来同样的结果。他们虽然身处不同的国家、说着不同的语言，甚至彼此之间从未见过面，但是他们都深深地相信：神在历史和救恩中是至高的掌权者；救恩是惟独借着恩典、透过信心，而不是透过好行为或是神秘的礼仪；以及圣经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最终权柄。
路德的这些观点并不是孤立的，欧洲大陆上有很多的基督徒或者和路德想的一样，或者被路德所影响并且跟随他。然而，在不同的地方，宗教改革所强调的重点可能会有所不同。虽然福音都同样地被高举，但是教会领袖们在被恢复的福音在哪些领域该如何运用却产生了不同的认识。例如，我们应当怎样按照福音敬拜？教会和政府、教会和世界是什么样的关系？教会和教会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今天这一课主要想向大家分享的是宗教改革时期另外两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加尔文和慈运理。但是我也想提醒大家，我们不要忘了，宗教改革的精神在欧洲大陆无数人的心中燃烧。这一精神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是被圣经所激励的！他们是被广泛传播的、用他们本民族语言所写成的、被新近成立的无数印刷所所生产的圣经所激励的。从1520年到1530年，圣经被翻译成了德语、法语和英语，并且被分发到无数饥渴慕义者的手中，他们都渴望想要借着神的话语明白神的心意。
苏黎世的改革：乌利希·慈运理（1484-1531）
当路德在和罗马天主教会进行殊死争战的时刻，一场类似的的争战也发生在威腾堡和罗马之间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新近建立的郡县里，那个地方叫苏黎世。苏黎世是现在的瑞士联邦最大的城市。当我们想到瑞士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什么？高级手表、好吃的巧克力、银行家和政治中立，对吗？事实上，瑞士的独立是和宗教改革有关的，瑞士的历史和宗教改革的历史缠绕在一起，瑞士在神圣罗马帝国拥有相对的高度自治权，这使宗教改革在瑞士得以相对自由地开展。这是为什么宗教改革的三位重要人物——路德、慈运理和加尔文——有两位是在瑞士开展改革的。
慈运理出生于1484年，他是路德的同辈。他在1506年被按立为神父，在担任神职人员之后，他因为深入地研究圣经而得出结论：教会已经深深地被腐败所影响，教会的教义在很多领域都是错误的。慈运理的想法是受到了威克里夫、胡斯和伊拉斯谟的影响，我们在上个礼拜提到了这几个名字。
在认识到圣经是最高权威之后，慈运理毫不犹豫地把圣经应用在自己的生活和教会生活中。真正的改革，不是仅仅从一个人的想法里面蹦出来的，也不是因为一个社会群体的不满，而是因为神的话，因为人们找到了真理。苏黎世的宗教改革是从1519年的新年开始的，当时的慈运理已经是一个广受欢迎的布道家，从那一天开始，他从马太福音开始了一系列的释经讲道。令人惊讶的是，他连家谱都没有放过，他从新约家谱开始，逐章地传讲圣经。
因为慈运理忠于圣经地传讲教义，他很快就面临一个危机。他意识到，如果要坚持圣经所教导的，他就无法在天主教的系统里面继续呆下去。于是在第二年，他就停止接受罗马发的薪水，在1522年10月，他向天主教会提出辞职。苏黎世市政当局立即聘用他做城市的传道人，这充分表现了慈运理在当时的苏黎世已经广受欢迎和支持。苏黎世市政府的行为反映了群众的意见，慈运理自己也承认，他的支持是来自普通信徒，他说，“并不是城市的官员们想要福音，而是信徒们坚持福音。”
几个月之后，在1523年初，苏黎世正式地与罗马决裂了。慈运理为了反驳来自罗马天主教会的批评而召集了一个特别的市政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他发表了《六十七条》，包含了六十七个他总结的、他和罗马之间不同的观点。慈运理宣布说，这六百个聚集的基督徒是一个合法的教会会议，并且挑战当地由少数几个人组织起来、却代表罗马的主教们敢不敢和他辩论这六十七条。再一次地，我们在这里看到某种形式的会众制：慈运理认为，在圣经的权柄之下，一群普通的基督徒的聚会，和由教皇、枢机和主教们带领的教会公会议是平等的。慈运理和苏黎世的基督徒们，因为聆听四年之久释经式的讲道，相信这样做是正确的。当地的天主教主教派他的副主教，约翰内斯·法布里率领代表团参加。法布里没有料想到慈运理会在会议上突然跟他讨论圣经，他在外行人面前避谈神学，只是一再地强调坚持教会权柄的必要。这一会议后来被称为“第一次苏黎世辩论”，也是宗教改革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因为这一会议使慈运理免于被当作异端起诉，并且也形成了第一个改革宗的信条。
慈运理的教义
慈运理同意和确认宗教改革的核心教义——唯独靠着恩典、唯独透过信心、唯独在基督里、唯独基于圣经，以及唯独神的荣耀。在这一基础之上，慈运理尤其关注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一个非常基本和关键的区别：受造物和造物主之间的区别，也就是人和神之间的区别。因为慈运理认为，拜偶像是人类所犯下的最基本、最可怕的罪恶。什么是拜偶像呢？就是把受造物当作造物主来敬拜。罗马有种种错误、腐败和滥用权柄的问题，慈运理认为根是在偶像崇拜上。虽然当时的迷信泛滥，但是慈运理勇敢地主张把所有的圣徒遗物、圣像，以及其他形式的偶像从他的教会和教会生活中完全移除，让敬拜单单是向着坐在宝座上的真神上帝。教会历史学家蒂莫西·乔治在《改教家的神学思想》一书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
不经过大脑的祷告、被要求的按时禁食、洗得发白的斗篷、修道士精心打理的发型、遵守圣日、焚香、点蜡烛、撒圣水、修女的祷告、神父的吟唱、守夜、弥撒和晨祷，这些“礼仪的垃圾堆”毫无价值，只是一堆“愚蠢的举动”罢了。想要依靠这些东西得救恩，就像“把冰块放在冰块上”一样毫无意义。
慈运理所做的，不仅仅是在讲道中反对这些礼仪和偶像，他做的更多：他直接参与清理这些玩意儿。一位深受其扰的天主教徒写信给1530年的罗马皇帝，并且描述慈运理改革后的苏黎世教会是这样的：
圣坛被捣毁和丢掉了，圣徒的画像和圣经绘画被烧毁、被破坏。他们不再需要教堂，他们只要马厩就够了。
慈运理希望基督徒的敬拜是专注在那位不可见、高坐在宝座上的真神和活神，而不是人所造的塑像或是画像。
虽然路德和慈运理相信同样的福音，也都同意改革教会是非常必要的，他们仍然有一些重要的差异。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在主餐的本质这一问题上的争议。路德反对天主教的弥撒，因为天主教认为弥撒是一种功德，我们望弥撒是为了得到神的喜悦。但路德仍然认为，基督是在主餐中实质的同在【我们在上周讲到，路德对主餐的观点和天主教的圣餐观在某些层面上是相似的，某些层面上是不同的。】慈运理强烈地反对天主教的弥撒，因为他认为弥撒是一种拜偶像，是迷信式地敬拜基督以外的受造物，是用迷信代替基督。同样，慈运理在圣餐观上和路德不同，他看主餐为纪念基督，或者说是基督的记号。这一分歧带来了两个人之间彼此敌对的情绪。慈运理希望路德保持沉默，“这样我们就不必吞吃你那令人恶心的呕吐物。”路德则抨击慈运理：“比支持教皇还要危险七倍。”最后，他们俩在1529年碰面进行了一次著名的辩论，想要消除他们之间的分歧。很遗憾的是，这一辩论没有达成目的，他们到死都把对方视为敌人。
慈运理在基督徒应该怎样敬拜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和路德不同。路德允许基督徒在敬拜中使用圣经没有禁止的元素和方法，慈运理则认为只要圣经没有写的，敬拜中就不应当使用。慈运理所主张的就是现在我们所常常讲的限定性原则（规范性原则）——教会的敬拜应当仅仅包括圣经所命令的要素，即祷告、读经、信仰告白、唱诗、讲道、洗礼和主餐。一个实际的应用就是管风琴：路德热爱管风琴，并且认为管风琴是对教会音乐的有力帮助，而慈运理——虽然也是一个优秀的音乐家——却主张从教会中拆除管风琴。
最后，路德和慈运理在两个国度——人的国和神的国——这个问题上也持有不同的观点。这是由于他们的基本关注点是有所不同的。一位历史学家说，“路德的改革是从他自己饥渴的寻求出发的，他想要回答的问题是‘我可以怎样得救？’慈运理则更关心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影响，慈运理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我的百姓可以怎样得救？’”所以，慈运理认为教会和政府之间应该有更亲近的关系，教会和市民社会几乎是合为一的、是神的国在地上的彰显。用慈运理的话来说，“基督徒不是别的，就是一个忠心良善的好市民。基督徒城市也不是别的，就是一个基督教会。”路德认为，只有政府官员才可以佩剑（使用暴力），而且目的是保护和平，而不是为了捍卫信仰。慈运理则不这么认为。慈运理是一个热心的瑞士民族主义者，他后来还担任了瑞士军队的军牧。他拿起武器对抗天主教军队。在1531年10月11日，慈运理在战场上受了很重的伤，最后在死前留下了他的名言：“你可以杀害身体，但你不能杀害灵魂。”
虽然慈运理和路德在很多神学问题上有不同的观点，但是他们对福音的讲解都非常清楚，他们也相信是神话语的大能带来人心中的改革。所谓“第二代”的改教家们都继承了他们的思想，但是后续的宗教改革则有了更多不同的侧重点。慈运理在苏黎世的继任者们延续了慈运理的改教思想，尤其是神学家海因里希·布林格（Heinrich Bollinger）。布林格的著作对那些因为躲避天主教女王血腥玛丽而逃到欧洲大陆的新教信徒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这些信徒是我们会在下周的时候讲到的清教徒们的鼻祖。与此同时，慈运理的教导也影响到了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法国年轻人——约翰·加尔文。
约翰·加尔文（1509-1564）
加尔文1509年出生于法国巴黎北部不远的努瓦永（Noyon），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就非常敬虔、端正，并且对信仰很认真。他的父亲原本是希望他学习神学，但是因为和教区主教有一些不和而改变了主意，把加尔文送去读法学院。在学习法律的同时，加尔文也沉浸于对哲学和文学的学习之中。此时，当时方兴未艾的人文主义所强调的清晰的思考、严密的逻辑，以及强调对原文的学习影响到了他。正如其他改教家——路德和慈运理一样，加尔文被圣经所吸引。
在加尔文后来的学习中，他经历到了所谓的“神抓住我的心，使我受教”这样的回转经历。很快，他对新教的教导很感兴趣，并且因此受到了政府的监控。当他的朋友、巴黎大学校长科普因传播新教论点而遭到追捕时，加尔文也受到牵连。为了避免坐牢，他在1535年逃到了瑞士的巴塞尔（Basel）。伊拉斯谟说，巴塞尔是政治避难的天堂。在巴塞尔，26岁的加尔文写下了《基督教要义》的第一稿。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向法国国王提出抗辩，你知道这本书原来的题目是什么吗？原来的题目表达了加尔文心里真正想说的话：基督教要义：包括所有敬虔之要义以及一切认识救恩所必须明白的教义。一部值得所有热诚追求敬虔之人阅读的新作。附献给至为基督教化的法国国王的序言。序言中加尔文将本书作为信仰的告白献给国王。这本书一出版就成为了畅销书，然后加尔文进一步地修改、扩充并且重新出版此书。我们所看到的是他穷其一生不断修订的最后版本：1559年版。
在日内瓦
巴塞尔是讲德语的，所以这年轻的法国人最后决定去法国的斯特拉斯堡（Strasburg）。为了避免被捕，加尔文选择了迂回的路线，先去瑞士的日内瓦过一夜。在日内瓦他遇到了另一位新教传道人，威廉·法惹勒（William Farel）。法惹勒已经扎根日内瓦，并且开始在那里反对天主教的教义和改革教会。根据历史学家培登的描述，法惹勒是“一个来自法国的难民，一个脾气暴躁的红胡子以利亚，正在向巴力的祭司们宣战”。法惹勒意识到他需要帮手，于是他坚持要求本来只是路过的加尔文留下来和帮助日内瓦的改革。加尔文则认为他的恩赐和呼召是穷其一生地研究、沉思和写作。法惹勒威胁加尔文说，“假如教会在急需之时，你拒绝伸出援手，愿神咒诅你的进修！”加尔文后来承认说，“这些话摇动了我，破碎了我，使我停止了刚开始的旅程。”这位年轻的法国人因此留了下来，致使日内瓦，甚至整个基督教世界，都变得不再一样。
留在日内瓦意味着加入到当时的神学论争中去。在头两年，加尔文和法惹勒主要是向市政当局争取教会有开除不悔改的罪人的权利。市政官员并不理解、也不同情加尔文对教会圣洁和成员制度的热情，反而认为这样做太过于严格，所以最后加尔文在1538年被开除了。于是加尔文和他忠诚的朋友法惹勒前往斯特拉斯堡。在那里，加尔文度过了三年快乐又多产的时间。他和一个寡妇结婚，成为那寡妇两个孩子的父亲。在1541年，日内瓦市政厅意识到他们的错误，并且重新邀请加尔文回去带领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加尔文不愿意放弃他在斯特拉斯堡的快乐生活，但是责任感和使命感最后迫使加尔文回到了日内瓦，并且在那里度过了余生。
在三年的流亡之后，加尔文回到了日内瓦。在第一个主日，他走上原先那个教会——圣皮埃尔大教堂的讲台时，会众都期待他会发表一篇凯旋归来的讲道，或者是自义的讲道来证明自己的正确和市政当局的错误。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加尔文打开了圣经，继续他三年前没有结束的释经式讲道。借着释经式的讲道，加尔文见证了他是如何降伏在神话语的权柄之下、并且拒绝扭曲神的话、或者是借着讲道服务自己目的的诱惑。在日内瓦的23年中，他有一个非常严格执行的讲道时间表。他每个主日讲两篇来自新约经文的道，也在周间每天讲一篇来自旧约经文的道。当他不需要讲道和研究的时候，加尔文忙碌地牧养、辅导、教导和与不同的人沟通，从国王、皇帝到穷人、以及坐牢的新教徒。同时他还忍受着身体的病痛。他的身体状况很差，加尔文曾经列出他所有精力的病痛：关节炎、肾结石、痔疮、发烧、肾炎、消化不良（“不管吃什么营养品，我都感觉把棍子塞进了胃里。”）、胆的问题，还有溃疡。但是他从未让这些病痛影响自己的服事，他在讲最后一篇道的时候是躺在床上被抬上讲台的。
当加尔文在日内瓦担任牧师的时候，每一个日内瓦的市民都在教会的纪律看管之下。虽然加尔文仅仅是传道人，而且他非常努力地保守教会的独立地位和在属灵上的权柄，教会和市政当局仍然紧密协作，以使日内瓦成为一个“基督教的”城市。加尔文成为日内瓦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他甚至能够影响到教育政策和商业贸易政策的制定。虽然加尔文和教会领袖们有时会和市政当局产生冲突，但是他们仍然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合一的基督徒共同体，这些基督徒们既是忠心的教会成员，又是声誉良好的市民。与此同时，日内瓦成为了一个被逼迫的新教难民的天堂，也成为欧洲宗教改革的培训中心。加尔文的异象并没有局限在日内瓦，他差派宣教士四处传扬福音，不仅在欧洲，甚至远到巴西。
很快地，对加尔文的批评和毁谤开始攻击他，主要的毁谤是跟他在日内瓦任职期间所发生的一个不幸事件有关的。有一位来自西班牙的米格尔·塞尔维特（Michael Servetus）先生，他是一个医生，又喜欢研究神学问题。塞尔维特反对三位一体，所以他的著作激起了欧洲基督徒们对他的愤恨，也被法国宗教裁判所定为异端。他逃亡时路过了日内瓦，在那里被人认出、遭到逮捕，审讯之后被定罪，最后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今天，我们都正确地相信宗教自由和良心自由，这意味着公民有相信跟我们不一样的信念，甚至错误信念的自由，但是在十六世纪这一观点对人们来说是闻所未闻的。一个好公民怎能拒绝上帝的真理呢？虽然是市政当局而不是加尔文判处了塞尔维特的死刑，虽然加尔文当时主张不用火刑而用痛苦少一点的斩首，加尔文的确同意了这一对异端的处决——当时欧洲任何一个天主教或者新教领袖都会这样做。历史学家培登说，“即便塞尔维特逃离了天主教法国为他的异端教导所预备的火刑柱，他在新教的日内瓦还是付上了同样的代价。”当然，我们不需要在这件事上为加尔文过多地辩护，但是我们也不应该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用我们现在的价值观去判断加尔文的做法。
写作：《基督教要义》与释经书
把加尔文放到他所在的历史处境中，他是名副其实的第二代改教领袖，第一代领袖是路德和慈运理。是路德和慈运理等第一代领袖们恢复了圣经所教导的福音、打了美好的仗，并且果断地决定离开天主教，为他们的继任者们打下了美好的基础。加尔文因此得以在第一代领袖的根基上继续建造，继续调整、整合和进一步地把宗教改革落实在地方教会的建制和牧养之上，也实实在在地落实在基督徒的生活中。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被广泛地认可，被公认是新教改革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本书，也是基督教历史上最重要的神学著作之一。加尔文写在《要义》中的，他也努力地在日内瓦教导和实践，并且期待会众照此而生活。加尔文甚至为圣经中的每一卷书都写了注释书，他的注释书今天仍然在世界各地被出版和被牧师们、学者们使用。加尔文注重的不仅仅是教导圣经，而且把自己完全摆上去研究圣经。
加尔文把《要义》分为四卷，也是为了和使徒信经的大纲一致。第一卷是“认识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第二卷是“在基督里认识神是拯救者，这认识首先赐给律法时代的以色列人，其次是福音时代的我们”，第三卷是“我们领受基督之恩的方式：我们从这恩典获得何益处，以及这些益处所产生的结果为何”，还有第四卷“神采用外在方式吸引我们与基督交通，并保守我们在这交通里”。
虽然加尔文主义常常只是被认为是关乎人的罪和神的主权的救恩论，但一个认认真真读过《要义》和其他加尔文著作的人会承认说加尔文的著作其实全面论述了神对基督徒生活的指引。《要义》的第一卷是从对神的认识开始的，第一章的题目就指出：认识神与认识自己是紧密相关的。加尔文认为，一方面“若有人省察自己，就不得不立刻思想到神，因为他的‘生活、动作’都在乎神。”另一方面，“除非人先仰望神的面并由对他自己的沉思谦卑地省察自己，否则就不可能清楚地认识自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加尔文最关注的是什么？他关注的不是对一个没有人格的上帝所建立的理论，而是饥渴地想要抓住人与神之间关系的关键。如果说路德所发出的问题是“我们做什么才能得救？”加尔文所发出的基本问题则是两个：“我是谁？神是谁？”加尔文对人的本性有非常敏锐的认识，他认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宗教的种籽”在里面，都有想要敬拜某样东西或者某个人的欲望。这一种籽带来的结果，或者是拜偶像——爱自己、敬拜自己，或者是敬虔——爱上帝、敬拜上帝。
加尔文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即神是谁，常常被误解。虽然加尔文主义被广为人知的是对神至高无上的主权的强调，但是对加尔文而言，神的主权指向的是神的伟大和神的荣耀。用加尔文的话来说，“虽然神一无所缺，但是神创造人类最根本的目的仍然是要他的名透过人类而得着荣耀。……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圣经为什么还要给我们这么多证据来告诉我们，救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神的荣耀呢？”
加尔文看到，神的荣耀最直接、最明显的彰显是在基督的工作里——基督成就我们的救恩。基督作为我们的代赎，代替我们承受死的刑罚，这刑罚原本是我们的罪所应得的。基督因此成为圣洁的神和有罪的人之间唯一的中保。那些出于信心信靠基督的人应当确定自己的救恩，确定神将保守他们。这是为什么加尔文非常强调神在救恩中的拣选，加尔文对预定论的强调并不是为了让基督徒骄傲、自满，而是出于教牧的关注，为了让焦虑的基督徒认识到神在拯救他们这件事上是绝对可靠的。谁是那些“选民”呢？虽然我们无法透过地上人的办法百分之百地确认一个人是不是真的重生了，加尔文还是相信有三个圣经所教导的方法来分辨谁是真正得救的：参与圣礼——洗礼和主餐，活出合乎圣经伦理的道德生活，以及公开地认信。
加尔文对神的荣耀、神在救恩中的主权的强调自然地会带领基督徒产生对教会这一基督在地上的身体的爱。路德专注的是有关称义的教义，加尔文则进一步地强调成圣——信徒在领受神的恩典之后应当怎样活出一个全新和圣洁的生活。对加尔文来说，教会是关键，教会既能帮助信徒成圣，又能透过造就一群圣洁的子民向世界展现神的荣耀。加尔文区分了无形教会，即包括了历世历代以来各地靠着基督得救的真信徒，以及有形教会，也就是基督身体在特定地方的实现。在有形教会和无形教会之间总会存在着一种张力。因为无形教会由所有的被拣选的真信徒组成，只有神知道谁在无形教会里；而有形教会是地方性的堂会，成员中既有真信徒，也有假信徒。加尔文希望有形教会能够尽可能地体现无形教会，他认为真有形教会应当有两个重要的标记：正确地教导神的话语，以及正确地施行圣礼。如果教会在这两件事上忠心，福音就会得到传扬。
总结
加尔文去世于1564年，到那一年的时候，宗教改革已经不再是一场短暂的骚乱，也不是一个地方性的搅扰。宗教改革在很多领域都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它既是一个社会剧变，又是一个政治革命，是一个学术上的复兴，也是福音被完全恢复。宗教改革没有局限于路德的威腾堡、慈运理的苏黎世，或者是加尔文的日内瓦。宗教改革的理念和教义很快地传遍了欧洲，在有的地方受到了欢迎并且扎根成长，在有的地方遭遇了抵挡甚至暴力镇压。在几十年之内，改革宗教会和路德宗教会在瑞士、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荷兰、法国的一部分，以及英格兰和苏格兰得到广泛建立，我们会在下周特别关注英国的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同时也带来了超过改教家们原本估计的范围，产生了极端的团体，例如再洗礼派（重浸派，Anabaptists），他们受到宗教改革的影响，采纳了改教家们的一些观点，但是他们走得更远、超出了正统教义，他们远离社会，甚至互相孤立。当然，极端和异端的出现并不是宗教改革的错误，而是提醒我们罪在各个地方都会找到机会滋生和蔓延。借着宗教改革，基督徒们喜乐地信靠神在自己的应许上、在福音上和保守祂的百姓上有诸般的信实。
作者：国会山浸信会众长老
用圣经视野和实用资源装备教会领袖
进而通过健康的教会向世界彰显神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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