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研究》2023年第3期目录及内容提要
·习近平法治思想专论·
1.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依规治党理论及其原创性贡献
作者：王伟国，中国法学会党内法规研究中心研究员
内容提要：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着深刻的依规治党理论。该理论的原创性贡献主要包括：创造性地提出“依规治党”，并将其与“依法治国”一体而论；创造性地将党内法规体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处理好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关系；明确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共同构成依法执政之“法”，依规治党是依法执政的题中之义；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科学指引管党治党和治国理政贯通在法治轨道上。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依规治党理论及其原创性贡献，充分表明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重大创新发展，经典呈现了当代中国法治文明对世界法治文明的独特贡献。
关键词：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治国；依规治党；党内法规；治国理政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法律协同观
作者：张璐，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生态利益作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利益诉求，具有时代同步性、利益共生性、层次拓展性之特征。对生态利益的完整回应与表达，是构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法治体系的核心要求，应通过不同层次法律协同的展开予以实现。通过法律与党内法规的协同，以党内法规带动法律规范体系“生态化”转型创新，并推进两者的规则衔接与协调，能够体现和规范执政党对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法治体系的领导，充分体现生态利益的时代同步性特征。通过传统法律部门与环境法的协同，构建以生态利益为导向的利益衡量与转化机制，能够在推进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共存共生中保障生态利益的实现。通过单个环境要素立法与系统性环境立法的协同，以环境司法专门化为主要实践路径，提升环境法对生态利益表达的整体性与系统性，能够充分回应基于“更优美的环境”而形成的生态利益层次拓展需求。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利益；党内法规；环境司法
·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专题·
3.数据产权的法律表达
作者：刘文杰，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教授
内容提要：数据具有客观实在性、可确定性和作为劳动成果的财产属性，可以作为独立的交易客体进入市场流通，设立财产权性质的数据权因而具有正当性。为数据生产与交易提供充分激励，维系围绕数据生产加工所形成的社会分工合作和按劳分配格局，亦需要法定权利的设置。综合来看，将数据权初始配置给数据生产者最为合适。原始取得的数据权应为一种总括性权利而非分散性的权利束。国家政策文件中列举的数据产权类型重在揭示经济生活中数据生产和利用的不同形态，其在法律属性上则为数据权或从数据权中派生的权利。结合数据的电子形态和传播特性以及数据利用的方式特点，对数据权内容较为贴切的区分是访问权、复制权、使用权和处分权，并以访问权为数据权的首要权项。相应地，数据侵权规范的构建宜以保护权利人对数据访问的控制为中心。
关键词：数据权；数据生产者；数据来源者；访问权；合理使用
4.数据确权：理路、方法与经济意义
作者：熊丙万，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何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关于数据之上应否确权的问题，当前有一种较为流行的看法，一方面基于数据的某种不确定性，认为数据确权欠缺可行性且会阻碍数据流通复用，不具有经济性；另一方面倡导一种场景化的行为规制模式，并辅之以当事人自主合同磋商机制，认为数据确权并无必要。但此种看法未能充分考虑数据市场的运行逻辑，过度放大了确权对数据流通复用的阻碍作用，且未能充分意识到行为规制模式背后隐含的确权思维，更未系统理解数据确权的社会经济意义。数据确权不等于确立一个财产所有权。相反，数据确权工作需遵循“财产权标准化”的一般原理，根据数据财产权利人与不同社会交往对象之间的社会关系熟悉度，分别构建相应标准化程度的数据财产权样态。数据财产权的标准化有助于在数据持有人与不同主体的交往活动中实质性节省交易成本，更有助于提升数据生产水平和流通效率。
关键词：数据财产权；行为规制；持有权；使用权；经营权
5.从数据生产到数据流通：数据财产权益的双层配置方案
作者：宁园，武汉大学法学院副研究员
内容提要：数据财产权益的配置应以数据的“生产—流通”为分析框架，分别进行数据生产环节的数据控制权配置和数据流通环节的数据利用权配置，以统筹数据流通与利用中的秩序目标和效率目标。数据生产环节，数据控制权配置应以数据生产为依据，承认数据生产者对其生产的数据享有一般数据控制权。应明确数据生产的内涵，界分数据生产环节与其他投入性生产要素的生产环节，界分数据生产与数字劳动，避免数据控制权主体的泛化。数据流通环节，数据利用权配置可依意定和法定两种模式展开。数据利用权的意定配置包括数据控制者授权他人使用数据和公开数据两种形式。数据利用权的法定配置包括为保护特定利益所必需和为促进数据流通所必需两种典型情形。
关键词：数据生产；数据流通；数据控制权；数据利用权；“数据二十条”
6.国家治理视野下多元解纷机制的调整与重塑
作者：顾培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腾讯讲席教授
内容提要：我国的多元解纷机制与西方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具有不同的底层逻辑和迥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对我国多元解纷机制的认知，应当超越西方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分解诉讼压力”的功利取向，回复其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和常态化治理实践的定位，并以此为依据，推动多元解纷机制的调整与重塑。具体而言，应在把握解纷手段一般特质的基础上，动员、汇聚、整合并运用全社会各种解纷资源，改善和拓展非讼解纷手段，增加解纷资源的总体供给；结合我国现实社会纠纷的特点及解纷的特殊需求，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引导纠纷主体对解纷手段的选择，实现解纷需求与解纷手段的适配，尤其应当注重发挥党政组织在多元解纷机制中的主导与统筹作用，全面提升“多元一体”解纷的有效性。
关键词：国家治理；纠纷解决机制；解纷资源；解纷需求
7.貌离神合：家庭财产法对传统家观念的呈现
作者：汪洋，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内容提要：在家庭财产法这一中观领域，我国传统家族法与现代婚姻继承法在制度、功能以及正当性方面皆有共通之处，均以秉持家庭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同时兼顾家庭成员的个人自由，可谓“貌离神合”。夫妻共同财产制可视为一种新型的同居共财关系且区别于共同共有。家产的对外处分、债务承担以及对内管理以家庭利益为重；当家和日常家事代理仅限于必要范围；非家庭正当原因的负债被排除出家庭债务或夫妻债务范畴。同居共财下的父债子还不是继承法而是家庭财产法问题，与个人财产制下的限定继承并不冲突。家庭财产之外的特有财产常见于随嫁财产以及父母为子女结婚或购房出资，家产代际传承的功能决定了其为对子女一方的赠与且不考虑出资时点。为了家庭利益应区分特有财产的资本收益和劳动收益分别确定婚后归属，遵循但避免僵化适用不转化规则。家产的解体分割和代际传承具有同一性，继承顺位、份额等内容皆强调孝文化及成员贡献度。现代法仅规定死后继承，分家传统呈现为父母对部分子女的生前特别赠与，应适用归扣制度以平衡诸子利益。同居共财只适配法定继承而实质排除遗嘱，现代法强调个人财产权、遗嘱继承和男女平等，但导致遗嘱自由和男女继承权平等的冲突等新问题。
关键词：同居共财；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共同债务；生前赠与；继承
8.著作权法中作品独创性的审美逻辑
作者：王国柱，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审美能够以特定方式作用于作品独创性，审美逻辑是著作权法的内在逻辑。审美可以作为作品独创性中人格要素、个性要素和创造性要素的阐释方式。审美可以作为判定艺术作品独创性的前提性条件，为作品独创性设定“外部过滤机制”。审美可以作为作品独创性表达类型化的实现途径，为作品独创性设定“内部分类机制”，进而为作品类型转换行为法律性质的界定、作品类型开放背景下作品独创性的判定以及著作权侵权判定方法的选取提供指引。审美是作品独创性司法裁判的非量化评价因素，“是否可以进行审美评价”适宜作为审美的非量化判断标准，审美价值的高低不影响作品独创性的判定，“审美共通感”能够强化审美判断的公信力。
关键词：作品独创性；审美；实用艺术作品；作品类型转换；著作权侵权
9.信托受托人忠实义务的功能诠释与规范重塑
作者：杨秋宇，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
内容提要：在信托关系中，受托人具有无法以传统信息规制手段消解的客观信息优势，并享有对信托事务的自由裁量权，存在更高的机会主义风险。忠实义务应对受托人机会主义风险的独特机理，使其成为约束信义关系的核心规范。为受益人利益积极行事，应作为受托人忠实义务中积极面向的基础性规则，强调受托人应将实现受益人利益作为行为宗旨。衡量受托人是否勤勉的注意义务应以之为前提。忠实义务中消极面向的两项禁止性规则的规范逻辑均为防范利益冲突，故禁止利益冲突规则应当吸纳禁止利益取得规则。禁止利益冲突规则派生出自我交易规则和公平交易规则，分别约束受托人与信托财产的交易和受托人与受益人的交易。我国信托法应当以第28条为中心整合忠实义务的消极规则，扩张解释自我交易规则约束的交易类型，并将受托人的关联方作为适用对象。同时增补公平交易规则，要求受托人证明其与受益人交易时已充分披露相关信息并支付公平对价。
关键词：信义义务；忠实义务；禁止利益冲突；自我交易；公平交易
10.整体法秩序视野下被害人自陷风险的理论重塑
作者：陈璇，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内容提要：被害人自陷风险并不是一个仅涉及刑事可罚性的单纯部门法问题。以“仿共犯”模式为代表的单一刑法思维，一方面将“行为人—行为人”责任划分模式错误地套用于“行为人—被害人”责任分配问题，另一方面拘泥于被害人自陷风险在界分罪与非罪方面的功能，却忽视了其在初级规范层面的意义。被害人自陷风险问题的分析框架，由法律性质和法律责任两个层面构成。在法律性质层面，首先，从权利分配格局的视角出发，某些自陷风险的情形足以直接否定注意义务违反性；其次，在确定行为人违反了注意义务的情况下，需进一步考察能否根据被害人承诺例外地阻却过失行为的违法性。在法律责任层面，既可能因为“被害人过错”而降低甚至排除行为人行为的刑事可罚性，也可能借由“过失相抵”而减轻行为人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关键词：被害人自陷风险；注意义务；被害人承诺；整体法秩序
11.拼图抑或印证：中国刑事法官事实认定的实践检视
作者：左卫民，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实证研究发现，“不证”或者“少证”似乎是中国刑事法官认定事实的主流态势，特别是在无证据争议的案件；只有在极少数存在证据争议的案件中，法官才会进行“细证”。总体上看，中国刑事法官运用证据认定事实的模式并非单一模式，而是多种模式并存。具体而言，在没有证据争议的案件中，普遍采用的是“拼图模式”；在有证据争议的案件中，一部分采用“拼图模式”对在案事实进行论证，而另一部分采用“印证+拼图”的综合性证据使用模式，即通过印证来解决争议证据信息指向的一致性问题，通过“拼图模式”来确保在案证据能够涵盖案件的全部要件事实。从长远看，需要持续打造更具中国特色的科学化刑事案件事实认定（证明）模式，并进行相关的理论构建。
关键词：事实认定；法官心证；印证；拼图模式；实证研究
12.英美在近代中国行使治外法权主体之型化与形替
作者：屈文生，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内容提要：在“条约世纪”里，英美在华行使治外法权的主体，大致经历过一种以领事官为主向以法官为主的转变过程。依照不平等条约、英王御准的枢密令/美国国会法令等成文法，英美两国驻华领事官曾获得非同寻常的司法权和管辖权。但自19世纪中叶起，限制或规制领事官司法权却成为半殖民地国家反抗领事裁判权和英美本国政府加强治外法权统治的“共同目标”。对于领事官司法权的整个讨论，便转移到如何在华设立并运作“混合法院”以及专门法院之上。两国在华攫取的司法权由此从非职业的领事官渐次流动至驻华职业法官，但这不过是两国域外管辖权制度安排中“左手倒右手”的把戏，遑论领事官司法权事实上并未被彻底削弱。两国变换行使治外法权的主体，意在加强“治外法权统治”。
关键词：领事法庭；会审公堂；大英上海最高法院；美国对华法院；治外法权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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