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数字科技发现海外中国移民的故事？ | U40优秀论文精选

跨国移民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来到语言、文化完全陌生的国度追寻幸福。他们中的有些人在异国他乡收获了财富和成功，有些人长途跋涉来到海外所经历的生活却可能并不优于他们原本在母国的生活。

移民的故事充满酸甜苦辣。如何了解这些移民在异乡生活的感受？如何让这些生活在异乡的移民有充分自我表达的机会？数字化影像或许是比文字更能激发他们发挥创造力的形式。本文主要讨论如何通过数字化故事叙述为跨国移民提供在目的地国家发出声音的机会。在文章中，作者在澳大利亚珀斯开展的数字化故事叙述项目通过工作坊、参与式观察和访谈来发现中国移民们的故事。

之前，我们曾发布过《中国网络直播兴起，下一个增长点在哪里？》《移动属性、平台战略、内容创新...BAT三巨头这样崛起》。本文为U40青年文化学者营优秀论文摘编第三篇，原文为英文，尚在修订，谢绝转载。

张禾

现为澳大利亚科廷大学传媒、创意艺术与社会调查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包括数字素养，参与式媒体实践，中国人的移民活动，移民的文化公民身份，社会边缘群体的社交媒体使用等。博士论文主要讨论参与式新媒体实践如何为中国跨国和跨省移民提供社会融入机遇，以及所面临的风险和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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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通过短视频记录个人故事

20世纪90年代，乔·兰伯特（Joe Lambert）和达纳·阿奇利（Dana Atchley）在加利福尼亚开创了“数字化故事叙述”（Digital Storytelling）这一概念。数字故事是起源于社区艺术运动的创造性数字科技实践活动，往往以一小群人参与的工作坊形式开展。其间参与者在专业人士的帮助下自己动手制作以第一人称讲述个人故事的短视频。

数字化故事叙述（以下简称为数字故事）基于创造性的自我表达并非“专业人士独有”（Lambert，2009，p.86）的信念，是确保个人享有自由表达的公民权利的方式。由于它的主旨是让尽可能多的群体有能力透过视频故事发出自己的声音，所涉及的数字科技并不难掌握。活动中所制作的短视频，是典型的照片+声音视频，主要包含参与者自己收集的图片和录制的声音。因为所使用的素材多为常见格式（如JPEG, MP3），涉及的软件操作简单（如iMovie, Audacity），所以除非有特殊需要，经过简短的培训，大部分参与者可以边学边做。近年来，研究者不断发掘数字故事在为社会边缘群体创造自我表达机会方面的潜力，试图给东南亚的扶贫项目（Tacchi，2009）、土耳其的女性解放运动（Şimşek，2012）以及澳大利亚的同性恋者发声活动（Vivienne，2013）等提供新方法。正如上述研究所示，数字故事适用于世界各地；更重要的是，边缘群体的数字化故事常常是对个人经历的自白性和创造性叙述，可以作为对此类人群支配式叙事（hegemonic narratives）的讨论和补充。 

目前，数字故事工作坊在各国大多由公共文化和教育机构以及社区组织开展（McWilliam，2009，p.39）。它在世纪之交由澳大利亚动态影像中心和昆士兰科技大学引入澳大利亚。目前这两大机构仍在组织这项活动，将其作为社区参与项目和学校课程的一部分，例如澳大利亚动态影像中心面向少数族裔或有移民背景的群体举办的工作坊（‘DST about immigration’, n.d.; Simondson, 2009, p.123;‘Young Chinese migrants in Melbourne’, n.d.）。截至目前，中国很少开展工作坊形式的数字故事活动。

然而，我们急需重新审视数字故事作为反支配性叙事方式的定位。首先，随着世界范围内人们数字素养的提升，数字故事的独特性受到了自媒体发展的威胁，例如各种原创视频活动。其次，随着对数字故事等参与式和创造性实践的认识加深，研究者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和局限。研究显示，此类实践对民主化和赋权性叙事的支持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直接。其本身仍可能面临组织结构、作者身份、协同创作、视觉材料、分享和跨文化交流等方面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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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用三种叙事方式讲述数字故事

本研究调查了移民如何通过获得并使用数字素养找到或释放他们关于移民问题的声音。不同于关注数字科技使用与信息、技能和能力获取之间因果关系的研究，本研究通过数字科技使用者的主观意义构建呈现任何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因此本研究更重视人们在获得和使用数字素养中所面临的无形阻力，例如权力、文化、态度、偏好和认识。

笔者采取定性研究方法，同时借鉴了媒体和教育领域的方法论，重视参与者的个人视角和经验知识。笔者受到了莱菲（David M Ryfe）对新闻制作的实践视角的启发。

实践理论的一大优点在于它为分析微观的操作、中观的实践和宏观的社会领域提供了工具。（Ryfe，2017）

笔者还使用了教育学的叙事研究法，强调了研究人员在协作型叙事创作中扮演重要角色（Clandinin，2006）。 

为详尽地呈现移民的声音是如何形成和扩大的，本文旨在收集并分析三大叙事类型：移民第一人称叙事、研究人员叙事和技术使用者叙事。在三类叙事中，数字故事活动的不同行动主体以各自的视角看待移民数字故事的制作和分享。三类叙事展示了构筑故事的三大角度：个人叙事、参与式叙事和技术性叙事。为此，笔者在澳大利亚西部的珀斯为14名当地的中国参与者和14名非中国参与者开展了6次数字故事工作坊。

在工作坊中，笔者收集了15个由中国参与者制作的数字故事视频，并对制作过程做了观察记录。在每次工作坊开始时，笔者就参与者的年龄、教育、职业、移居时长、移居动机、对其他参与者的预期以及语言偏好等事项进行简要的问卷调查。笔者还与他们分别进行访谈，了解他们对工作坊的过程、研究人员的角色和使用的技术的看法以及对跨国移居的个人观点。笔者不仅总结了通过问卷获得的背景信息，也对收集的其他数据进行了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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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中国移民在澳洲的数字化故事叙述

由于珀斯的数字故事工作坊采用了开放性招募策略，因此其参与者在职业、在澳居住时间和文化背景上都各不相同。相对年长的中国参与者更重视工作坊对工作和学习的有用性，而相对年轻的中国参与者则更期待实现在日常社交中缺乏的跨文化交流。正是由于参与者有各种各样的背景和期许，工作坊表现出特有的活力。

在故事圈环节，即一系列由笔者主持的口头叙述练习中，中国参与者在跨文化环境下的自信、主动性和自我表述的语言能力都得到了显著提高。他们还与其他文化背景的参与者达成跨越文化的相互理解。然而，跨文化互动仍面临阻碍。中国参与者与非中国参与者的互动十分依赖笔者的主持角色。在随后不被主持的技术性阶段中，由于在跨语言和文化的情境下不够自信，并从种族角度看待非白人参与者，中国参与者倾向于退回到同胞的圈子中。 

在技术使用过程中，中国和非中国参与者都对优质的自我呈现机会跃跃欲试。他们对艺术效果和技能精进的不懈追求无疑有益于参与式和创造性叙事的开展。然而，一些中国参与者认为影像制作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导致他们难以与非中国参与者建立充足的联系。此外，由于意识到视觉媒体的作者身份易于识别，部分参与者不愿完成影像制作或与其他参与者分享作品。中国和非中国参与者中都存在这一现象。

中国参与者关于在澳生活的第一人称叙事为海外移居提供了以个人经历为基础的视角。这有别通常以社会经济视角呈现移民的支配性叙事。出于不同原因来到澳大利亚的中国参与者通过讲述休闲活动、人生旅途和日常生活轶事，在表达失望和挣扎的同时，也表现出乐观和希望。在一定程度上而言，中国参与者长途跋涉来到海外所寻觅的“更好的生活”并不一定不优于原本在母国的生活。而让他们坚信背井离乡是值得的是他们为自己负责的态度、对成就和成长的渴望以及在目的地国家时不时收获的善意和温暖。 

此外，家长的期待成为了年轻中国留学生展示在澳学习和生活状态的限制因素。留学生参与者尽管对海外留学感到失望，却在数字故事中尽力报喜不报忧。这在以休闲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故事中尤为显著。相比之下，在我与他们一对一的访谈中，他们更能发自内心地表达对海外生活的看法。即便如此，休闲故事仍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参与者与父母沟通的情感需要。因此，尽管留学生们并未完全发出真实的声音，但休闲故事的叙述仍不失为增进与目标观众相互理解的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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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数字化故事叙述为

移民表达自我创造了机会

通过移民第一人称叙事、研究人员叙事和技术使用者叙事来看，数字故事参与者在工作坊中获得了自信、语言技能和软件使用技能。他们的故事丰富了观众对移民生活的理解，但对现有的偏见并没有产生直接的冲击。例如，虽然中国留学生在访谈中抱怨在日常交流中被英语母语者边缘化，却没有在数字故事中针对关于语言劣势或种族关系的话语提出质疑。即便参与者背景各异，数字故事并未传递多样的观点。

基于这些调查结果，本研究认为数字故事通过鼓励目标人群主动且富有创造性地谈论跨国移民话题，为中国跨国移民创造了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然而，由于参与者面临跨文化交际、目标观众的期待和隐私保护等挑战，数字科技所带来的创造性并不足以促使他们直言不讳地表达批判性观点。 

这不仅意味着数字故事的技术性和非技术性支持仍需改进，还为数字时代数字故事的定位提出了新的可能性。拥有各种资源的公共机构可以建立专门的视频传播平台，设置访问权限，让参与者得以放心地分享故事视频。与此同时，也有必要提升非技术性支持。如果参与者和目标观众间缺乏足够的思想交流，仅靠技术性支持难以帮助参与者讲述更具批判意义而非仅供娱乐的故事。这需要公共机构改变其在数字素养项目中的意图和角色，将这些项目的目标从“社区参与”向“知识生产”转变，而将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从“技术使用协助者”向“对话交流协助者”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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