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古乐重生”：传统文化的参与式传承启示录 | 新文创

被米开朗基罗赞叹为“天使设计”的万神殿、宏伟壮观的古罗马竞技场、华丽庄严的圣彼得大教堂......作为西方文明重要发源地之一的罗马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并在当代得到了良好的传承与发展，令人欣慰。

我们把视角拉回东方，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也曾是整个世界交流的十字路口，而莫高窟是敦煌面向世界的名片。这座规模宏大的石窟群共有735个洞窟，窟内有面积约45000平方米的壁画和3000多身彩塑，不但是佛教艺术宝库，更是极为珍贵的史料。如何借鉴先进经验，更好地实现敦煌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成为当务之急。

9月25日，在由腾讯、QQ音乐、敦煌研究院共同主办的“古乐重声”音乐会上，展示了腾讯以科技助力敦煌文化焕发新魅力的丰硕成果。凤首阮、箜篌和擔鼓等敦煌壁画中的乐器被复原，《倾杯乐》《又慢曲子》和《西江月》等敦煌古曲再度回响，现场1100多位观众和通过直播远程观看的1000多万外地用户共同接受了这场“古乐重生”的洗礼。关于敦煌文化传承的疑问，“古乐重声”音乐会的成功已经给出了我们答案：以科技为媒，传统文化必将焕发无限生机。

李士林

科廷大学人文学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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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还是死去

To be, or no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莎士比亚借哈姆莱特提出这一存在性的问题，于莎翁自己却不是问题。作为世界级的文化符号，他的作品直至今日依然在全球以不同的文化和政治形式演出和诠释。从1899年第一部由莎翁作品改编的电影《约翰王》开始到2015年的影片《麦克白》，百年间改编自莎士比亚戏剧的电影作品不胜枚举。在莎士比亚的家乡斯特拉特（Stratford-upon-Avon）到处都能找到和莎翁有关的雕塑和建筑。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的“莎士比亚小镇”举办了60余年的莎士比亚戏剧节，吸引了数以万计的莎士比亚戏剧迷到此驻足。在中国高校众多外语系戏剧社的剧目单里，莎翁也鲜有缺席。

“莎士比亚文化”长盛不衰，不仅在于其剧本的戏剧张力，更重要的在于作为一个开放文本，无论专业社团还是业余玩票，都能以自己的方式演绎着莎士比亚。“一千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没有人会来指导纠偏，哪一个哈姆雷特是原创，哪一个是山寨。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诠释莎士比亚，与其文本互动，专业还是业余，严肃还是嬉戏，各得其乐，莎翁也籍此走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莎士比亚文化没有生存之虞，而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却时刻处于湮灭的危险之中。活着还是死去，是它们每天面临的问题。而我们面临的问题，则是怎样将优秀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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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式文化保护：

文化遗产保护的意大利模式

事实上，在文化遗产保护先进的国家，保护已不再是单纯的政府行为，个人、民间组织和公司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了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意大利作为希腊文化的重地、罗马文明的中心、天主教的核心、文艺复兴的策源地，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其独特的文化遗产保护模式对于我们如何传承发展传统文化具有借鉴作用。

意大利文化保护模式中最突出的是公众的广泛参与，有代表性的政策包括“文物监督人”制度和“文化遗产领养人“制度。通过考核而进入文化遗产部就职的文物监督人，通常是该领域颇具权威的公众、专家及学者，包括教授、建筑师或考古学家等。监督人直接派往地方政府，代表中央政府指导地方的保护工作，在文物保护领域拥有极强的干预能力，使文化遗产得以正确地保护、修复和使用。“文物监督人”制度保证专业人士的参与，而“文化遗产领养人”则让普通大众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来。

绘有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的圣玛丽亚感恩教堂内部

1994年起，意大利开始实施“文化遗产领养人”制度，将文化遗产使用与管理权下放给遗产领养人，最长年限为99年。遗产领养人可将古建筑的部分场所用作文化旅游而获利，但政府同时要求他们，在不得改变原建筑外观条件下承担相应的古建日常维护管理。总之，“文化遗产领养人”制度的实施，使得文化遗产有了固定维护人，并具备了稳定的资金支持，更重要的是使公众对文化遗产萌生了主人翁意识，充分调动了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更好地保护并合理地利用了文化遗产。但受领养人资质门槛的限制，公众参与仍然有限，大多数普通人仍然不得不置身事外。

在技术赋能的年代，文化保护与传承需要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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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式文化及其大众转向

文化研究三足鼎立，英美澳各占一席。对新媒体时代技术与文化的互动，三国学者各有精彩论述。2006年，应自媒体兴起和大众媒介读写能力提升带来的用户生产内容的井喷，美国学者亨利·詹金斯在《文本盗用者：电视粉丝和参与文化》(Textual Poachers: Television Fans and Participatory Culture)—书中提出“参与式文化”（Participative Culture）的概念，用以描述媒介文化中的互动现象。他以粉丝文化为例，分析参与文化如何将传统的媒介消费行为转化为新文本乃至新文化和新社群的生产过程。之后，詹金斯又进一步把参与文化解释为“邀请粉丝和其他消费者积极参与到新内容的创作和传播中来的文化”。这个概念突破了传统的媒介文化视角，强调粉丝和其他消费者转变为内容的创作和传播中日益重要的角色。普通人因技术赋能而发声，参与文化生产，将微创意打磨成畅销产品，从而由读者成为作者，从台下走向舞台，从素人变成明星。澳大利亚学者格雷姆·特纳 （Graeme Turner）称之为媒介的大众转向（Demotic Turn）。

美国喜剧中心频道的《每日秀》节目

大众转向后的参与式文化生产的内容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下里巴人大热，阳春白雪遇冷。旅澳的英国学者约翰·哈特利将这种变化称为“愚笨的公民身份”（Silly Citizenship）。在文化维度上，公民身份的建构是通过文化参与、生产和认同来实现的。在参与式文化时代，嬉皮笑脸、戏谑科诨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用户喜闻乐见的内容。维亚康姆旗下Comedy Central 美国喜剧中心频道的《每日秀》（Daily show）《科尔伯特报道》（The Colbert Report）成为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并在网上热播，甚至成为美国人获取新闻资讯的重要渠道，吸引大量超重量级政经人物前来参与访谈节目。

愚笨也好，低俗也罢，下里巴人文化是这个时代流行文化的自然形态。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普及，四五线城市和乡村用户加入互联网文化生产，通俗文化可见度会更高，对此文化价值评判甚至道德批判，只能缓解焦虑，无法解决问题。鼓励普通大众参与文化生产和文化传承，在发展过程中优胜劣汰，是更具建设性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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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携手敦煌：

构建立体的文化传承体系

敦煌壁画鹿王本生图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8年6月30日，中国网民达到8.02亿，其中手机网民为7.88亿，数字化趋势已经不可阻挡。传统文化如何在数字化浪潮中站稳脚跟？如何在数字化趋势中得到传承与创新？数字技术天然的参与式特性也使得普通大众以前所未有的机会接近和体会传统文化的魅力，为文化传承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数字技术赋能文化传承与保护，最常见的是数字人文路径，包括文化遗产数字化采集和展览展示，以及以传统文化元素为核心的文创产品开发。而腾讯作为中国最大的科技+文化企业所独有的连接性，使其在数字文保上优势尽显。

2018年9月，腾讯、QQ音乐联合敦煌研究院和上海音乐学院举办的“古乐重生”音乐会，在莫高窟景区内举办。音乐会以描绘大唐盛景的5幅壁画以及敦煌古乐谱《敦煌廿咏》为灵感源泉，将敦煌古乐与现代流行元素结合，让敦煌古乐以当下流行的姿态重现在大众眼前。通过直播技术，超过1000万网络用户得以欣赏这场演出。支撑这场演出的，是敦煌研究院和上海音乐学院科研人员对古乐乐谱多年的翻译与研究，音乐明星和素人对古乐的演绎和再创作，普通大众的在场和在线参与，以及腾讯为此推出的众多文保文创项目，包括数字供养人计划、古乐创作大赛和《王者荣耀》飞天皮肤制作等。

“古乐重生”音乐会现场的古琴演奏

如果将其视为腾讯与敦煌携手十个月之后的汇报演出，从中可见腾讯对数字文保的推进路径：以敦煌研究为基础，发挥其连接一切的技术优势和庞大的用户基础，建构一个包括专家学者、专业人士和普通用户在内的，参与主体多元、形式多样的立体传承体系，让文化遗产从博物馆和专家的研究室走出来，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展现出来，融入到普通人的娱乐、休闲和日常生活中，从而打造出更多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中国文化符号。这与腾讯今年提出的“新文创”战略对“文化价值”的考量一脉相承。

文化传统的活化和传承，不仅仅是保持物质的东西，更要透过物质探索其后的精神要素，使之融入日常生活中，深入到普通大众的日常体验和社会实践中。只有这样，文化传统的传承和文化遗产的保护，才能像敦煌壁画中所展示的，不鼓自鸣。自媒体时代百花齐放，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春天也近在眼前，关键是怎样才能呵护春华变成秋实，而不是让花儿枯萎在藤蔓上。

小编说

游览过那么多文明古迹，是时候开始你的表演啦！关于敦煌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说说你的看法和建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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