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圈女孩对网络时代治理模式的启发 | 病毒与未来①

病毒与未来 | 在这一系列文章中，我们将和智库专家、特约作者一起，与你探讨新冠病毒可能对互联网产业、社会组织、商业世界带来哪些影响，记录并呈现不同行业、不同人群在特殊时期的不同行动。敬请期待。

今天，是本系列的第一篇。在疫情到来时，对青年文化和社会组织均有深入研究的田丰发现了一个难得的比较视角，两个备受争议的组织（群体）——饭圈女孩与红十字会，在特殊时期展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其背后的原因，是二者在组织特征、组织结构、组织动员形式等方面的巨大差异。

网络时代的社会治理，我们可以从饭圈女孩身上学习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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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2020年的1月31日，在举国上下全力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时刻，两个消息在网络中被不断转发、刷屏和发酵。一条是：“驰援”武汉，饭圈女孩值得拥有姓名 ！另一条是：湖北红会口罩捐赠“罗生门”背后又现神秘“莆田系”  ！

经常看新闻的人对饭圈女孩、红十字会和莆田系必定都不陌生。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试图通过比较饭圈女孩和湖北红十字会在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抗争过程中组织和行为等诸多方面差异，分析青年一代的网络组织、志愿服务和公益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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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饭圈女孩、红十字会和莆田系

饭圈女孩在社交媒体上饱受争议。

一般语境下的饭圈（吕鹏、张原，2010）指的是粉丝圈群，不同的饭圈是由喜欢不同明星、艺人或者演艺组合的粉丝群体。饭圈又不同于普通的粉丝，想进入饭圈必须证明自己是一个“硬核”粉丝，也就是愿意为偶像奉献时间、精力、财力和物力的铁粉。

网络中戏称，控评、反黑、打投、应援是流量明星饭圈女孩的自我修养，为自家爱豆（Idol）冲锋陷阵的“控评文化”多次不分黑白的伤及无辜，也成为公众对娱乐圈与饭圈掀起舆论风波，进而对无理取闹行为嗤之以鼻的根源。渐渐地，公众对饭圈女孩形成了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和理性行为能力的刻板印象。

同样饱受争议的还有中国红十字会。

2011年，郭美美炫富事件让中国红十字会名声扫地，去行政化、公开透明、与国际接轨成为网络中的热门话题，红十字会成为网民万夫所指的公益机构，其影响之深刻超乎想象。

根据《2012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中呈现的数字，郭美美炫富事件后，中国红十字的募款数额下降极为明显，2011年与2012年的受捐额分别下降了57.39%和23.68%，2012年，其在全国慈善募款总额的占比仅为2.7%。

民众对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一直在持续，2013年4月，在其官方微博上发出雅安地震的募捐倡议遭遇到微博网友满屏“滚”的回复，随后媒体报道称，截至4月20日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募集到的捐款仅为14万余元，而李连杰创办的壹基金则达到了2240万元，这一比较使得中国红十字会陷入极为尴尬的境地。

其实，郭美美炫富事件引发的不仅仅是中国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而是一场延续至今中国公益事业的信任危机，而中国红十字会和红十字会系统背后隐藏的诸多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再看看莆田系。莆田系发源于20世纪80年代，从最初的跑江湖郎中，到在电线杆贴性病和皮肤病小广告，再演进为承包公立医院科室的模式，最终在莆田系第三代、第四代传人的手里终于成为有合法资质的民营医院。

尽管有了合法资质，但“作恶”的形象并未改观。2019年，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八部门印发《医疗乱象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同时开展为期1年的以打击医疗乱象的专项整治行动，引发医疗行业内一轮“莆田系”倒闭潮。有报道指出，深圳市龙华区在专项整治行动中查处了6个涉恶医疗案件，刑拘106人，逮捕56人，《宝安日报》甚至曾称要“全面清除莆田系毒瘤”。

通过上述近年来关于饭圈女孩、红十字会和莆田系相关媒体报道的回顾，不难看到这三个都是在网络媒体中备受争议的主体。但在此次“新冠病毒”疫情抗争过程中，以饭圈女孩代表的民间青年社会组织却有着让人刮目相看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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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刮目相看的饭圈女孩

如果没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饭圈女孩和红十字会虽然都存在着声名不佳的特点，却很难作为比较对象放在一起分析，恰恰是疫情过程中两者表现产生了强烈的反差，才会在同一时间成为全社会关注和比较的对象。

从两者的组织属性上来看，饭圈女孩存在于网络虚拟空间中，是有着明显趣群化特征、结构松散、缺乏财政经费支持的社会组织；红十字会存在于现实社会生活中，是有着明显按行政化特征、结构严谨、有经费有编制的官方机构。

根据人们日常生活经验，大部分人都会选择相信，与红十字会相比，饭圈女孩在疫情中只是“打酱油”的表现，但事实却恰恰相反。湖北红十字会在疫情中的表现堪比车祸现场，一段段视频和一篇篇文字让人们大跌眼镜。本文将从网络媒体报道中获取的有限信息出发，对疫情中以饭圈女孩为代表的组织目标、组织基础、应急相应速度、工作流程和管理模式等方面与湖北红十字会进行比较。

饭圈女孩作为网络青年自发组织，其组织目标是为各自的偶像打造特定的人设，以偶像的名义或者以偶像后援团、粉丝群体的名义做公益活动的核心目标是提升偶像的公众形象，公益捐赠只是作为实现核心目标的手段和工具而已。

当然，在抗击疫情的斗争中不能否认饭圈女孩的公益价值和志愿精神，但也不能否认饭圈女孩的组织目标具有一定随意性，并没有专门针对应急管理的公益捐赠和志愿服务的特定组织目标。

而红十字会有着清晰的组织纲要。根据《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20-2024年）》中对主要目标的表述，有六个方面：①应急救援能力和水平显著提高；②应急救护知识普及率有效提升；③人道救助能力实力显著提升；④组织体系不断健全；⑤在国际人道领域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彰显；⑥体制机制更加高效透明规范。其中，前三个主要目标和此次疫情引发的应急事件紧密联系，也意味着各级红十字会的终极目标包括针对应急事件的救援和救助。

虽然饭圈女孩参与公益捐赠有多重目的，核心目标并不是单纯的志愿服务，但因为饭圈女孩善于利用网络工具，并且有一定的组织基础和网络趣群的存在，她们应急响应的速度相当快。

最先做出反应的是朱一龙公益应援个站。朱一龙本人是湖北武汉人，粉丝们平时对于武汉的关注度就比较高。在疫情发生后，有粉丝主动联系，私信询问是否要组织公益捐赠。终于，在1月21日，决定组织公益捐赠，1月22日起，陆续发出捐赠资金购买的应急物资。而其他一些艺人，如蔡徐坤等的粉丝团大多在23日组织公益捐赠。

朱一龙粉丝团发起的筹款活动

尽管朱一龙粉丝是最早组织公益捐赠的粉丝群体，但距离疫情出现也已经过去三周时间。

这三周时间内，身处武汉的湖北红十字会在官网上居然没有任何动作。

根据湖北省红十字会官方的信息公开栏目里的消息，最早关于疫情的消息是1月23日转发中国红十字会的两条消息：“疾病最长潜伏期约14天！国家卫健委发布新版新型肺炎防控方案”和“疫情牵动人心 多部门出台举措合力防控新型肺炎”，距离钟南山1月21日公开确认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可以人传人已有两天。

在此之前的消息是2019年10月28日的公开招聘信息。之后的几条消息分别是：“省红十字会党组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落实疫情防控工作任务”、“省红十字会积极参与新型肺炎防控工作”、“中国红十字会向省红十字会、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来电慰问”、“湖北省红十字会纳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成员单位”等与应急工作看似相关，却与应急救助行动基本没有关联的官样消息。

在与疫情抗争，争分夺秒的情况下，1月25日湖北省红十字会终于发出了第一条捐赠情况公布，这距离收到第一笔名为王宽在1月22日的100元捐款已有3天，而累积的捐赠金额超过了348万元，却既没有资金用途的消息公开，也没有捐赠医疗用具和应急物资的信息公开。

饭圈女孩有着不同的模式。与传统先筹款后购买捐赠物资的工作方式不同，饭圈女孩大多数还是收入不高的青年人，甚至有相当部分是在校学生，受制于经济能力的限制，饭圈女孩自掏腰包的捐赠多是有限预算的，因而必须在有限预算的范围内进行最合理和最优化的操作。此次朱一龙的粉丝在捐赠时的操作流程就是：找厂家订物资——计算需要捐款的数额——发动筹款——找厂家购买物资——寄出捐赠物资。

湖北红十字会官网在1月28日公布的“防控疫情公告（一）（社会捐赠流程）”中称，为做好社会各界爱心捐赠资金和物资接收工作，公布若干电话、微信公众号、电子邮箱等联系方式，并对需要捐赠物资的种类进行了分类。还明确了捐赠款物管理：“捐赠款物除定向捐赠外，原则上由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指挥部统一调配使用。湖北省红十字会将依法依规及时公布捐赠款物接收和使用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基本上属于传统工作流程：接收捐赠款物——统一调配使用——公布使用情况，其中对于接收捐赠款物的额度数量并未明确说明，可以称之为无限预算捐赠。

如果站在1月31日舆情风波之后来看湖北红十字会的“防控疫情公告（一）”中的内容，还有两点需要关注的内容——

第一是定向捐赠款物的处理方式。

一般而言，定向捐赠是根据捐赠人的意愿，为特定对象和特定事项进行的捐赠活动。也就是湖北红十字会以受赠人的身份按照捐赠者的意愿，直接将捐赠款物转交给特定对象和特定事项，并有义务监督捐赠款物的使用状况。

通常情况下，定向捐赠并不会引发社会争议，而此次湖北红十字会引发舆情风波的关键在于网民普遍质疑捐赠者（北京森根比亚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与受捐赠者存在利益关联关系，且受捐赠者并不承担与抗击疫情相关的应急工作。如果网民质疑属实，此次定向捐赠就是在危机时刻动用应急救助管理资源完成了一次和应急救助关联不大的交易。

当然，饭圈女孩的捐赠行为除了公益价值之外，也有明星形象公关的意图，但在处理捐赠物资的流向时是非常仔细的。

以蔡徐坤粉丝团的选择捐赠对象操作为例。在确定能够购买到医疗物资后，粉丝团根据网络中的最新信息与两家求助的武汉医院取得联络，并核实两家武汉医院的物资情况。在沟通受阻后调整策略，核实、咨询湖北省的其他医院，尤其是不容易被关注到、物资却极其短缺的医疗机构，最终确定了捐助医院名单。在此过程中，正是因为粉丝团成员的努力，才最终确保了宝贵的捐赠物资最终匹配到需要的医疗机构。

蔡徐坤粉丝团官微发起“一起捐”活动

第二，公告明确了捐赠物资的分配权力是“原则上由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指挥部统一调配使用”，是典型的科层制管理模式，存在着明显的上下级关系和权力规则。

科层制在正式组织中发挥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这也不难理解湖北红十字会在应急物资配给上处于夹心层的窘境，但在此次应急物资管理过程中，科层制的弊端一览无遗，形式主义、本位主义、官僚主义、文牍主义等问题通通暴露出来。

与之相应的是饭圈女孩更习惯网络虚拟空间中的扁平化管理模式。

在日常的饭圈活动中，饭圈组织内部就有明确的职能划分，粉丝组织有核心管理层，还有职能分工清晰的行动小组，如美工组、文案组、数据组、控评组、宣传组、财务组等多个小组。实际上，饭圈女孩每一次的打榜、反黑、控评活动都是各个小组在一个扁平化组织模式下协同运作。

饭圈女孩线上线下一体化、扁平化组织模式下组织动员能力相当突出。

在捐款过程中，朱一龙粉丝团在捐款通道开启后，10508位粉丝在20多分钟里累计捐出178286.26元，蔡徐坤粉丝团在发起“一起捐”活动后，一小时就召集了超过一万名粉丝参与，三天内参与的粉丝数量为29892人，捐赠超过58万。从上述数据可以推算出，平均每个粉丝的捐款数额不到20元，但饭圈女孩短时间内组织动员能力不可小觑。

与饭圈女孩相比，武汉红十字的组织动员能力就相形见拙了。除去自身有编制的十几位工作人员之外，能够动员的就是从其他单位“借用”的几十位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虽然红十字会具有一定官方背书的组织动员职能，却缺乏有效的组织动员能力。

根据媒体报道，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也被分为接听电话组、接收物资组、物资储备组、物资发放组、后勤保障及服务组，但与常年进行打榜、反黑、控评活动的饭圈女孩相比，组织动员能力差距巨大，且作为行政组织对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缺少合理的认识。武汉一位被借调去分配物资的外单位人员说：“红十字会几十年没打大仗了，一打就有点儿乱”。

用饭圈女孩的话来说，粉丝团更多是线上形式去组织，捐助、捐款都是粉丝习惯的方式，召集信息发出的瞬间，每一个粉丝群都会收到，信息扩展非常快，这都是粉丝团的毛细血管。

有了社会力量参与的“毛细血管”，饭圈女孩展现出了惊人的协作能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人员构成形成了内部协作优势。

饭圈女孩中有相当部分是职业女性，其中不乏从事市场、公关的专业人士，在搜集信息、拓展渠道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从设定目标、筹集资金、购置物品到联系相关医疗机构，基本都是借助饭圈女孩私人关系的内部协作实现的。

二是与官方机构和平台合作。

2020年1月24日，共青团及妇联联合指导的公益平台“能量中国”官博发布一则公告，“100家粉丝团联合能量中国、青春湖北、湖北希望工程向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捐赠一次性医用手套143,100只。”由于想要加入与官方平台联合公益的粉丝团数量巨大，在物资有限情况下反而需要控制参与名额。

@能量中国官方 发布朱一龙公益应援个站资金使用情况

三是破圈协作行动的实现。

抗击疫情、支援武汉行动中，饭圈女孩临时发起了由来自内地、港台以及海外的27家粉丝团体组成的666联盟。虽然666联盟来自不同饭圈，却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将行动目标从最初帮助各家偶像打造人设，重聚为联盟成员认同彼此的公益理念，并在共同的公益理念下以认缴的方式向湖北相关医疗机构捐赠物资。

除了认缴物资之外，666联盟各自认领自己擅长的区域，文案由彭楚粤后援会和李荣浩吧两家负责，物资报告图由金钟仁吧负责，形成了能用多国语言去对接国外的货物行动能力。

再来看看湖北红十字会。

民政部在1月26日制定湖北省红十字会作为武汉疫情捐赠物资接受单位，1月27日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武汉市委书记强调所有捐赠物资一定要通过红十字会，以保证捐赠物资和资金使用统一归口。

在负责接管物资分配具体工作后与各部门之间的协作差强人意。1月31日被推上风口浪尖舆情事件的爆发点就是网络媒体爆出，湖北红十字会以武汉协和医院辟谣为条件，扣押相关急需医疗物资，紧接着又被爆出与莆田系医院勾连分配口罩的情况。

其实，红十字会系统与卫生医疗系统在推动人体器官捐献等工作中长期隐藏着诸多矛盾，而在郭美美事件后公益形象始终未能恢复，加之人员、能力、工作机制难以应对全国范围蜂拥而至、数以亿计的款物，甚至连最简单的与医疗卫生系统等政府部门的协作也未能完全落实。乃至于舆情风波发生后，湖北红十字会还在不断辩解，而不是努力去寻找可以动员和协作的政府、社会和市场参与力量，直到九州通医药物流有限公司被引入协助进行物流管理工作，紧急物资2小时内完成流程。

除九州通外，武汉城投、武汉市场监督管理局、武汉市卫健委、武汉市统计局均开始协助进行应急物资分配工作。但其造成的恶果无法挽回：

一是红十字会拦截应急物资，协和医院遭到红会“封杀”事件引发众怒。协和医院因为绕过红会向外界求援得罪红会，被逼迫“辟谣”“不缺物资”，才可分到物资。1月31日，协和医院西院领取到有限物资，本部则失望的空手而归；专程前来的其他地区医院，也因程序不符合规定被拒绝。

二是红十字会爆出与莆田系勾连的丑闻，引发了全社会对官方机构的不信任情绪蔓延。民间捐赠物资避“瘟疫”般的绕开了官方机构，直接将物资捐给有迫切需求的重点医院。

2月1日下午，一架直升飞机降落在武汉新华路体育场，飞机上运送的物资包括3000多套防护服和2.4万余只医用口罩，绕过规定的红十字会定向捐给武汉协和医院。同日，红十字会被迫宣布：“境内外单位或个人如有定向捐赠医院，可直接与定向捐赠医疗机构对接，确认后可直接将物资发往受捐单位。”

此外，饭圈女孩和湖北红十字会在数据透明程度、责任感、网络使用能力等诸多方面可以比较，受篇幅限制，在此不作赘述。

最终，此次舆情风波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工作组赶赴湖北武汉、湖北红十字会三位领导和相关责任人受处分而结束。其余波依然在发酵，民间捐赠者普遍表现出对红十字会和官方渠道的不信任，部分捐赠者明确为捐赠设置前提条件：不走红十字会！

综上所述，由于疫情仍在持续，受到条件限制，研究所使用的信息和资料多来自于网络媒体的相关报道，可能存在一定偏误，但根据事态进展情况来看，尽管缺少充分的理论框架，分析内容均可以在网络中找到出处，基本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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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圈女孩引发的社会治理模式反思

爆发于2019年末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如果拿此次疫情与2003年非典进行比较，两者存在着诸多的相似之处，而最大的差别是：2019年，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互联网时代。

在此次疫情引发公共危机的社会治理过程中，互联网作为信息传播媒体、联络关系的工具、沟通和协作桥梁发挥了非常积极的在作用。而作为网络原住民的青年一代成为公共危机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社会群体，他们的态度和行为也成为影响线上舆论和线下行动的重要力量。

从某种程度上说，此次疫情带来的公共危机从发生到发展至今，青年一代利用网络工具几乎掌握了整个事件发展的话语权。

可见，网络的时代性和青年的代际性是未来中国社会治理不得不充分考虑的两个重要变量，饭圈女孩的出现客观上要求研究者需要重新思考在社会治理模式如何融合网络与青年的共同特征。

互联网引发创新性技术革命为人类社会进步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治理需要充分理解技术与社会之间相互契合的关系，重视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尊重和利用互联网技术具有多元化、创新性、开放性、包容性、平等性等特点，把互联网思维植入到社会治理之中是当前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互联网去中心化特征决定了社会治理必然是多元主体参与

互联网去中心化广泛引起注意是专门指代内容生产模式，传统内容生产模式是围绕着专业人士和专门机构为中心，去中心化内容生产模式是相对于中心化生产模式，任何有意愿的人都可以作为共同创造者参与到内容生产过程中。

实际上，互联网技术本身就是一个有众多节点的分布系统，每个节点都有高度自治的特征，任何一个节点既可以作为中心的链接单元，也可以作为阶段性的中心存在。网络技术的普及在现实生活中改造了社会构成，每一个社会成员或者社会单位在线下生活中是个体，在线上网络中就是节点，去中心化有机会让每一个社会成员或者社会单位成为阶段性中心，其他的参与者都可以作为一个节点参与进来。

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传统模式是围绕着某一个社会成员或者社会单位展开的，也就是传统的中心化模式，比如此次饭圈女孩发起捐赠活动中，任何一个粉丝团都可以作为发起者（中心），也可以作为参与者（节点）进入，却丝毫没有影响每个粉丝团各自的独立性和自我管理。

而且，粉丝团与粉丝团之间、粉丝团与官方机构之间都可以在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实现合作，呈现出比较典型的多元主体参与格局，多元主体共同协商处理相关事务。相较而言，湖北红十字会的运作模式还属于传统的、强制性的中心控制模式，在垄断应急资源后，针对复杂局面处理的灵活性则明显不如饭圈女孩。

▌互联网的平台作用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路径

在多元主体参与的情况下，互联网不再只是一个技术或者工具，而是形成了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平台，不仅是汇聚了来自各参与方的信息和诉求，而且在平台内能够形成特定的社会分工模式。

饭圈女孩在网络平台中完成了多家粉丝团的合作、重组和联合，形成了高效的资金筹集、物资购买和捐赠快递等诸多任务，共同实现了他们为各自偶像打造人设和为疫情严重地区做公益的双重目的，实质上就是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

值得关注的是，饭圈女孩在完成各自任务过程中实现了分工协作的优化，利用共同参与平台的志愿者特点做各自专业的事情，实现了分工的专业化，一来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二来降低了工作成本，避免了仅靠行政力量来进行社会治理带来的效率低、成本高的缺点。

饭圈女孩的志愿服务和公益行为之所以能够如此顺畅，关键在于每一项工作都凝合了专业化和志愿精神，在饭圈女孩身上，能看到互联网的平台作用完全可以作为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路径。

一方面是平台能够实现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避免了单一参与主体对社会治理资源、信息的垄断；另一方面平台能够为分工协作提供基础，基于社会分工引入各方参与力量，提高了各项工作的专业化水平，进而提升社会治理的效率，降低社会治理的成本解决当前社会治理创新所面临的诸多难题。

▌互联网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为社会治理民主协商提供了可能

互联网作为一个多元主体参与的平台，开放性和包容性是其重要属性，也为社会治理的民主协商提供了可能。从开放性来看，所有掌握网络技能的社会成员均可以跨越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参与其中，每一个社会成员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都有表达、参与、评论和行动的自由。

网络作为开放平台屏蔽了现实社会中的诸多排他性可能，即便是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的社会阶层，甚至是曾经被“污名化”的社会群体——饭圈女孩，也可以充分参与到疫情应急救助之中，且不会因为捐赠金额、捐赠方式的差异被排斥在疫情应急救助的活动之外。

互联网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还体现在饭圈女孩与官方背景机构的合作上，100个分属于不同粉丝团的饭圈女孩参与共青团及妇联联合指导的“能量中国”的捐赠活动本身就是开放性的体现，而且在捐赠过程中采用了相互沟通、协商、认可的认捐模式，更是可以被视为多元主体相互民主协商的成果。

从某种意义上讲，饭圈女孩的行动触及到了民主协商的核心，让来自不同背景、不同目的、不同群体的社会成员以开放的心胸，相互理解、包容差异、求得共识，实现了社会治理中社会成员的聚合，共同为疫情应急救助出一份应尽之力。这一点是传统行政体系主导的、科层体制下的、单一主题和单向管理的社会治理模式所不能实现的。也可以视为，饭圈女孩为网络时代社会治理结构的重塑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遵循平等性原则是实现社会协同的关键

社会协同有两个必要的前提：一是参与主体要遵循一致的行动规则和价值导向；二是参与主体之间是相互平等的关系，只有满足了这两个前提，社会协同治理才有可能被构建。

在传统的治理模式之下，政府机构、社会组织、企业单位、公民个体等每一个社会单元都有各自的职能和界限，这也是社会协同治理长期难以超越的区隔和边界。

在饭圈女孩的行为中能够看到每一个参与者，无论是带有政府背景的公益机构，还是来自于不同明星的粉丝团，或是饭圈女孩内部负责不同工作的粉丝，它们之间是相互平等的作为网络应急捐助工作的一份子参与进来，具有了均等化和平等化的社会治理主体身份。

尤其是当饭圈女孩发现无法购买到相应的应急物资时，能够选择平等接纳并价格合理的官方背景平台，并最终实现了超越官方机构和饭圈边界，以及粉丝团内部隔阂的社会协同。这与传统以纵向层级和横向职能构成的社会治理矩阵结构完全不同，在饭圈女孩的运作中没有参与主体之间的等级节制，也没有相互之间的权力约束，更没有强调单一权力主体对社会治理事务的垄断运作，反而取得了更好的效果。

事实上，在现代复杂社会中，任何单一社会主体都不可能实现对信息和资源的全面把控，饭圈女孩是在多元、平等的参与主体相互合作、相互支持，各自承担责任，在共同的捐助目标和公益价值下，利用网络平台和网络工具，实现了突破边界的社会协作治理。

参考文献：

1. 吕鹏、张原，青少年“饭圈文化”的社会学视角解读[J].中国青年研究,2019(05):64-72。

2. 彭建梅、刘佑平，2013，2012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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