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是人类启蒙的第一力量吗？
“引导技术和文明交汇的力量，有无灵魂的参与，最终会导向完全不同的道路。”
文 | 张笑宇
文明的“错配”，这个概念来自于我非常喜欢的一段话，它是美国“社会生物学”奠基人爱德华·威尔逊说的。威尔逊说，人类这种物种有着石器时代的情感、中世纪的制度和神一样的技术，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这段话乍听上去有点“不明觉厉”，但其实仔细想一想，去年的疫情就是非常好的例子。
2020年，对我们知识界冲击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太平洋对面的那个国家怎么成了这个样子？思想、制度、科技等方面，我们好像一直把那个国家当作标杆——这本身当然没有错，我们肯定是向最强者学习，而不会向弱者学习。
但这次疫情突然让我们发现，我们对那个国家的认知好像是有一些问题。它是否在各方面都代表现代社会的标杆？我们过去以为它“先进”的成分中，是不是有“石器时代”或者“中世纪”的成分？
可能有。
01
情感的错配
西方社会有一个人数很多的团体叫“反疫苗团体”。
在他们看来，新冠疫情、疫苗是骗局，一切都是政府的阴谋。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自由结社，自由发表观点，然后进行游说、投票，去对相关利益集团和政府施压，要求修改法律，让他们免打疫苗。
如果按照政治现代化的基本标准和基本价值观原则来衡量，这个过程基本符合现代政治的标准。
但它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在英国，麻疹这种早就被人类医疗技术攻克的难题在十年前再度复活。英国媒体说，这是英国科学的耻辱。
我不去判断这个价值是好还是坏，但这中间可能隐含了一些我们应该去反思的问题——政治现代性、技术现代性、文明现代性、社会现代性，它们是同一种东西吗？很可能不是。既然不是，那我们就应该反思，它们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
所以我写了《技术与文明》这本书，想重新探讨技术与文明、技术与社会、技术与家庭、技术与制度、技术与人类等多方面的关系。
技术与文明
张笑宇
我们总是过分强调精神与观念的伟大，却常常忽视技术对人类这一物种根本性的塑造能力——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是启蒙运动时代的大知识分子的思想缔造的，还是科技进步缔造的，抑或是在国家和国家间的竞争中缔造的？如果没有现代技术的加持，新教改革能否发生，启蒙运动能否发生，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能否发生？本书以技术驱动为视角，从两千年人类历史长河中，选出14个历史关键时刻，洞察人类不可逆转的命运走向。
回到“反疫苗团体”这个点上，其实这类组织就代表了一种“情感的错配”。
继续我们上面的例子，民主的情感是一个什么时代的情感呢？它是一种很古老的、来自于两三千年前的情感。“民主”的英文democracy，它来自两个希腊单词demos、kratia 。
kratia是统治，demos是什么？雅典最初建成时有四个部落，它们联合建起一座城堡，背后四个最大的家族掌握这个城的统治权。围绕四个部落，就有一堆人前来附属，在其保护下定居下来，慢慢扩大、形成后来的雅典城。这批人生活的地方，就叫做demos。
外来的这些可以说是穷人组成的群体，他们对城里的富人怀有什么情感？答案可能是：被欺骗感、不信任感。因为自古以来没有证据证明这些贵族的能力、学识和聪慧超过其他人，所以这种怀疑是正当的，这种情感也是从古就有的。
但当人类进入科技社会，科技的进步规律是实实在在的、“不容怀疑”的客观规律——物理、化学、生物的进步证据确凿，那么我们的这种“怀疑”的情感是否依旧是正当的？
这种来自广大人民的朴素的怀疑，以及对于精英的天生不信任，在过去可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但在科技面前反而有可能是一种错配，情感的错配。
以上是第一种“错配”。
02
制度的“错配”
第二种“错配”，是制度的错配——我们仍然是“中世纪的制度”。
在政治学里这是一种常识，例如议会、法治、选举、游说集团等要素，许多都是从中世纪起源。但我想讲的是更宏大的历史——人类历史常常发生制度的错配，此时，推动文明从“错配”泥潭中拔出腿来的最重要力量，就是技术。很可能没有之一。
我举一个例子：铁路。你或许不知道，铁路推动了一次对近现代影响极大历史事件——德国统一。
在普鲁士统一德国的过程里，有一个人的历史作用十分关键，他叫作老毛奇。军事和历史爱好者可能知道，老毛奇是德国总参谋部的部长，但不一定会知道，老毛奇在1840年代曾是柏林-勃兰登堡铁路委员会的董事会成员。那时候他才四十多岁。
他很早就看到铁路的重要性，向德国高层建言，德国的军事战略规划应该从一开始就把铁路纳入其中。
这里有一个细节：古代部队在协调动员时，例如，从A地到B地，军需物资辎重是跟着部队一起走的，士兵要负担自己的枪支、弹药、口粮，当时可能有骡马随军行进，但总的来说是在一起运输的。但铁路发明之后，效率最高的方式是分批运输：一列火车运人，一列火车全运枪，一列全运马匹……
铁路改变了运输方式和效率。
所以在普法战争之前，德国的军事部署一开始就把铁路纳入规划中，并进行了完整的训练。而其他国家，尤其是普鲁士统一战争面对最后的一个关键大国——法国并没有经过这个训练。
经过训练的普鲁士军队用15天时间完成了整个动员过程，没有经过训练的法军虽然也有铁路，但花了一个月时间，失去了关键战略期。
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普法战争结束后，欧洲国家都开始向德国学习，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里，全欧洲都在不断铺设修建铁路、完善军事系统、增强国家动员力量等。这造成一个大家都没有意识到的结果：政府通过铁路系统对人民的动员能力也得到了数量级的提高。
以拿破仑时代（1804—1815年前后）做对比。就算从拿破仑出征埃及时算起，在他十年最高统帅期间，其动员的总兵力大概是150万，最后在莫斯科的战斗中动员了50万，是当时欧洲规模最大的战争。当时，其他国家的动员人数也与之相近。
但到了一百年后，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个国家在3—6个月内向前线输送的军队规模大概在1000万左右——德国1200万左右，法国是1100万，英国更多一些，俄国略少一些。
是什么造成了这个差别呢？当然是因为铁路。但所有欧洲人都没有意识到的是，技术令他们逼近了一个国家的自然极限，这是此前历史绝不会出现的。
当时，像德国这样的国家总人口约6000万， 1000万基本已囊括了所有的青壮年——能上前线的人几乎都一网打尽了。这是国家在自然意义上的动员极限。
这1000万人上战场以后，非常不幸又面临另外一种技术：机枪，machine gun。于是，被送上战场的大量步兵经历了所谓的“排队枪毙”，他们走着正步，一排排冲上前，但面对机枪阵时，几万人止步不前。
当时，德国人在军壕里写的日记中提到，他们清楚地看到，对面的英国军官没有拿枪、握着马刀，走着标准的正步，英勇地走上前来。但这边的德国机枪却开始“哒哒哒”射击。
结果很容易想象：一边倒的屠杀。
熟悉一战的朋友都知道，凡尔登战役又被称为“凡尔登绞肉机”——6个月内屠杀了120万人，但整个战线向前推进了最多不超过12公里。终于，1917年，一战开始走向尾声，不是哪一方的胜利，而是所有前线士兵开始大溃败——法国士兵在1917年开始造反，德国在1918年发生了我们熟悉的基尔港水兵起义，俄国更不用说。唯一能够撑起来的是英国，因为它把殖民地的人派上战场了。
一战对于当时所有的普通人都是极大的震撼。这种逼近国家自然意义上极限的战争，最终开辟了二十世纪人类最重要的两大制度：社会主义和普选制。
这一切都和技术息息相关。
03
灵魂的错配
情感的错配、制度的错配之后，接下来的主题，我喜欢的说法是：灵魂的错配。这是我在本书中最喜欢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与印刷机有关。对人类历史影响最大的印刷技术是古登堡发明的印刷机，你可能也听说过，印刷机的发明促进了宗教改革思想、人性解放思想的传播，对腐朽黑暗的教会势力提出了挑战，极大震撼了旧世界。
但历史真的是这样吗？我研究后发现恰恰相反。
我们可以先问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刚开始出现活字印刷机时，印刷厂如何挣钱，或者说，印什么东西能挣钱？
答案并不是《圣经》，因为用雕版印《圣经》比用活字更便宜——《圣经》的字是不变的，做一个模子后就可以一直用下去。
当时的印刷厂，最赚钱的生意是印小开本的册子。首先，它的内容不是一成不变；其次，当时的纸非常贵，成本占到印刷厂的三分之一，但小册子很薄，成本相对低很多。当然，这个产品最终还要卖得好，最好让那些不识字的人也能用。
猜猜看当时最符合以上特点的产品是什么？答案是：赎罪券。
赎罪券是中世纪教会售卖的“虚拟商品”，用处是抵消人的罪责。例如，有人做生意诈骗，或去了某些风华场所，就需要赎罪，于是向教会买一份赎罪券，教会代表上帝宽恕他的行为。所以，这个“生意”是中世纪最好赚钱的方式之一。可能只是一页纸、内容随机，只要盖上教皇的印章，立马生效。
印刷机发明在1440年之后，但到了1500年左右，全欧洲赎罪卷订单就以10万起步。
但历史没有按照这个脉络走，有一个人彻底改变了这个进程，这个人就是我们熟悉的马丁·路德。
他是一个天才的人物，年纪轻轻便具备很深的神学造诣，大家都知道他提出的挑战权威的《九十五条论纲》。马丁·路德在大学当老师时，学校里恰好有一台印刷机，马丁路德就通过它来印小册子，散发到周边城市，很快便“火”了。
至此，马丁·路德也开始转变写作风格，不再创作大部头著作，而开始写小册子——内容非常像我们今天的自媒体。
通过“标题党”的写作，他可以用一句话告诉你为什么赎罪卷是错误的，用一句话告诉你为什么天主教禁止人们读《圣经》是错的，等等。这件事情后来极大改变了他个人的命运。新教改革引发的政治冲突、思想解放战争都接踵而来。
这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故事，它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技术和文明的力量相互碰撞之后，到底会把人类历史引向何方。这个答案中有灵魂的位置。引导技术和文明交汇的力量，有无灵魂的参与，最终会导向完全不同的道路。
04
技术与文明的汇流模型
这三个故事能够对我们理解技术与文明之间的关系有怎样的启发，能够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意义？
我在《技术与文明》的最后一章提到了“汇流”模型。也就是说，技术演进的历史、文明演化的历史，我们过去经常把这两者混在一起，但其实它是两条路线，正如两条宽阔的河流一样。它们各有各的逻辑，但当它们相互碰撞时，有可能激起巨大的浪花，引发滔天洪水，可能让河流改道——也就是文明的方向完全发生变化。
那么在两股河流相互碰撞之际，这两种力量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呢？换句话说，汇流模型是如何发挥机制的呢？我在这里提出一个简单的解释：双漏斗结构。
我们看它左边的部分。这个漏斗描述的是科技如何影响社会的。
我们过去可能认为，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做研究、搞发明，做出一个专利，这个专利变成产品，然后就改变世界，过程如此简单。但当我接触到整个环节之后，我发现实际情况不是这样。
实际情况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的发明，有90%以上都通不过这个漏斗，这个漏斗的名字叫做商业化。商业化的本质是社会的普遍需求，所以它是受文明形态影响的。有90%以上的研究成果没有经过这个漏斗的考验，它们不会对这个社会造成任何影响。
右边的漏斗描述的则是技术一旦通过漏斗后，并且能够修改文明的“默认参数”时，它会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我们刚才讲的铁路，它能够修改文明的“默认参数”。它把国家的兵力动员规模从百万级提升至千万级。我们今天还身处在这个参数修改释放出的巨大影响中。这个结构说来简单，但我觉得它可以解释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现象，很多技术与文明力量间的错配。
近两年，为什么中美两国在移动互联网的很多领域给人一种平起平坐的感觉？答案就是漏斗结构发挥作用了。
美团是典型案例，美团的商业模式和美国的Groupon差不多，但这种商业模式在中国完全被超越了。原因在于，中国大城市人口居住密度太高了，而与此同时劳动力成本太低。再比如中国公司在云计算领域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很少有一个国家能够达到中国的数据量，因为互联网用户基数摆在那里。因此，这个效应并不是由中美两国实验室里的科学家相差多少决定的，而是由文明形态对技术研发的漏斗效应决定的。
在移动互联网领域，左半边的漏斗结构已经发挥了作用，我们可不可以期待右半边的漏斗结构发挥更大作用呢？我认为完全有可能。
我如果说，有一个国家的企业做移动支付比中国还要早，你相信吗？这个企业叫M-Pesa，它是英国运营商Vodafone在非洲肯尼亚设立的子公司。
M-Pesa没有诞生在智能机上，而是诞生在功能机。它用了短信系统做移动支付，电话就是银行帐户，转帐、支付都需要发短信完成。
M-Pesa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肯尼亚非常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本国的动乱刚刚结束，大量部落的人要到首都打工，希望过上好生活。于是，打工一年之后，这些人过圣诞节回家，钱要怎么拿回去？带现金回家的风险是很大的，M-Pesa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
在肯尼亚，小村落里没有ATM，也不会有银行，但有两样东西一定会有的：加油站和小超市。它们被发展成M-Pesa的网点。你如果需要现金，拿着M-Pesa帐户跟老板取钱，老板就会把话费转过来，然后把现金取给你。这个老板就变成了一个银行网点。
M-Pesa帮助肯尼亚解决了农民工过年回家带钱的问题。它的交易额占到了肯尼亚GDP的38%，覆盖了肯尼亚86%的人口。
移动支付技术已经修改了肯尼亚的“默认参数”。
从当地技术力量来说，肯尼亚没有把银行网点修进部落的基建能力，没有把它的人民带入现代金融体系的能力，它的人民也就没有办法从自己的村庄部落里走出来、到大城市打工、接受现代经济规训、接受教育，进而改变自己的生活。但“移动支付”补足了这一点。
在我们的脑海里，政府是做这件事的最佳选择，因为每个中国人都知道，银行和信用体系都是国家监管和担保的，但在肯尼亚显然不是这样。M-Pesa公司对于经济数据的宏观管理、调控、掌握跟肯尼亚央行相比，一定是M-Pesa强。所以，这就成为一个临界点。
在那里，技术对社会的反作用，在第二个漏斗中，正处在一个爆发的临界点上。这里会有灵魂的导向：M-Pesa是协助肯尼亚人民过上现代化生活，还是变成一个奴役肯尼亚人民的超级技术集团？我们应该用怎样的制度推动前一种状况的出现，防止后一种状况的发生？答案很可能就在技术平台的一念之间。
当下的历史节点就是这样一个历史节点，“错配”无处不在，未来充满可能。
技术人，尤其是中国的技术人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上能够以怎样的想象力开辟怎样的可能性？我认为答案值得期待。
我也希望《技术与文明》这本书能够对拥有想象力、看到可能性的人起到一点帮助。倘能如此，与有荣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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