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廉
来源：东京时报
来日本专注“老龄”问题两个月了。在东京大学高龄社会综合研究机构（简称“IOG”），这个全日本最前沿的跨学科高龄问题研究机构，我每天听到、看到各种和老年相关的议题，社会的、医学的、科技的，养老金、财政、法律、住房、交通、饮食、照护、生死、创新……巴不得把时间掰成两半，真真是如饥似渴。日本是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日本在应对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开创了许多全球典范，也遇到了许多人类社会刚刚触及到的新难题。其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老龄化、少子化，其传统家庭结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急剧变化，与今天的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从日本的今天观照到中国的未来。中国的老龄化比日本晚了整整三十年，只是中国今天的人均GDP尚不及日本三十年前的一半。所以，中国面临的问题或将比日本更加严峻。不过，这三十年中，人类社会的技术已经几多变迁，作为这些新技术的重要参与者，如果足够幸运，中国是否又能找到一些应对老龄化的创新解决方案？来源：IOG
如果有人问起这个问题，你会如何回答？帮子女带孙辈、跳广场舞、上老年大学、享受悠闲的退休时光？这大概是很多住在城市里的年轻人会想到的答案吧。事实当然比这个图景复杂得多。不过这不是我今天要聊的。我今天要聊聊这个问题本身，和提出这个问题的日本老人们。一个月前的某个下午，我去位于东京郊区的柏市参加一场独居老人午餐交流会。活动由柏市福利部门与东京大学高龄社会综合研究机构共同举办，今年已是整整第十届。虽然那天下着细雨，还是有100多位独居老人参加了当日的活动。去之前我有几分忐忑：一百多位独居的老人，那会是什么情形。多多少少，我预想中的活动可能会有些许灰色。但事实上，活动丰富多彩，老人们健健康康。到场的老人们年龄从70多到90多不等，其中80岁以上的居多。他们看起来都是神采奕奕的，完全颠覆了我对老年人的印象。他们集体唱歌、做游戏、体验手工甚至AI等创新活动，气氛怀旧而轻松。我一边参与他们的活动，一边与他们聊聊家常，整体气氛很是欢快。只是当我问起“目前最担忧什么”时，有位老人忍不住抹了抹眼泪。
独居的老人们参加一年一度的聚会，很开心。（来源：IOG）令我没想到的是，在活动的最后一小时，我从一个访谈者变成了访谈对象。访谈我的，是一桌子独居的老奶奶，其中一位最年长者已近百岁。听说我从中国来，几位老奶奶热情地欢迎我坐到他们中间。一位86岁的女士率先提问：“中国的老年人过得怎么样？”“中国的老人有养老金吗？他们的养老金够用吗？”
“有没有特别穷的老人，这些老人怎么办？”
“中国的老年人也像日本的老人一样，只能默默地忍耐，忍耐孤独和病痛吗？”
“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即便老人和孩子们住在一起，他们实际上还是孤独的？”
但这些问题深深打动了我：眼前的日本老人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并非只是出于对一个异国人群的简单猎奇；相反，她们所提出的问题，应该也正是她们自己或多或少正面临的困境吧。向我提问的，都是独居的老人。他们在日本老年人中的比例着实不低。日本内阁府《2019版高龄社会白皮书》数据显示，2015年，在日本65岁及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有192万男性和约400万女性独居，其中独居的男性老年人比例为13.3％，女性比例达21.1％。该报告进一步预测：到了2040年，独居的老人比例将进一步增加，达到男性20.8%，女性24.5%。
独居的老人将越老越多。（来源：令和元年版高齢社会白書[全体版]）
对老年人而言，独居会伴随很多问题，比如养老金的捉襟见肘。日本的国民养老金标准当初是按照多人家庭的每月支出来制订的。更何况，当时日本人的平均寿命比现在少了十多岁。但事实上，这个模型所立足的的家庭模式和平均寿命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下，日本家庭人口数量大幅减少，夫妻合住或独居的老人日益增多。当一起过日子变成了独自过日子，当原本为十年、十五年做准备的养老金被拉长到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现有的养老金标准便仅能维持生活了。一旦需要医疗和介护，仅仅依赖养老金度日的老人就会出现资金缺口。
一半以上的日本老年家庭，是百分之百依赖养老金生活的。（来源：令和元年版高齢社会白書[全体版]）养老金缺口的问题近来在日本越来越受到关注。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NHK电视台在2014年推出的纪录片以及之后出版的同名图书——《老后破产》。嗯，光看书名就会不忍卒读吧。
“万没料到，竟是这样的晚年！”——作者在序章的首页引用了这句话。
几个月前，日本金融厅（FSA）一份关于养老金的最新报告也再次引发了民众关注。该报告举例说，一对男性年龄在65岁及以上、女性在60岁及以上的日本退休夫妇，如果仅靠养老金生活，那么，每月将面临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200元）的缺口。如果再活20年，那么缺口总计将达1300万日元（约合83万元人民币）；再活30年，这一缺口将扩大至2000万日元（约合128万元人民币）。因此，报告建议日本民众在工作期间就应开始为长远投资，等到退休时可用自己持有的金融资产来补充晚年生活之需。金融厅（FSA）发布该报告，本意应该是建议民众尽早理财，不曾想被认为加剧了社会对养老金的担忧。这份报告遭到了日本执政党和在野党的猛烈抨击。安倍政府随即表示，不会把该报告作为一份正式文件来接受。不过，虽然安倍政府就此对民众给了很多安抚，但仅以那天与我聊天的老奶奶们为例，养老金问题确实是他们非常关注的问题。说到底，无论对于政府还是个人，钱够不够，确实是个根本问题啊。日本社会素来以安静、讲秩序闻名。日本人也是出名的不愿意麻烦别人。这对于独居老人而言，可能也意味着更多的“默默忍受”。这也就有了那位85岁的老奶奶对我的提问：“中国的老年人也像日本的老人一样，只能默默地忍耐，忍耐孤独和病痛吗？”前面提到有位老人听了我的问题默默抹眼泪。那是76岁的田中女士，几个月前刚刚结束在地方政府部门工作的她，性格爽朗热情，整个人精神抖擞。原本我们聊得很欢乐，她向我分享了女儿和孙辈们的照片；告诉我孩子们都很好，虽然很忙但一有空也会来看她；她身上这件衣服是女儿母亲节给她买的……可我没想到，简单一句“目前最担心什么”的问题，让她的情绪一下子低落起来。“白天还好好的，晚上睡一觉就起不来了，但却没人知道。”——孤独死。“我的一个邻居就是这样去世一周才被人发现的。”她说，“我在家门口的报箱里留了一把钥匙，还给邮递员留了字条：‘如果您发现昨天的报纸没有取，烦请您进去看看家里的情况’……”
2017年，大东京区域有3333位老人“孤独死”，即死后才被人发现。（来源：令和元年版高齢社会白書[全体版]）
的确，日本也曾是个以“四世同堂”为乐的社会。比如，著名动漫《樱桃小丸子》里描述的，就是个典型的三代之家。而它的创作背景，是作者樱桃子的童年——1970年代。《2019版高龄社会白皮书》数据显示，在1980年，仍有约70％的65岁以上老人与孩子同居；到了2015年，这一比例下降为39.0％。樱桃小丸子里温馨的三代同堂，在1980年代之后，日趋减少。至于原有家庭模式为何不可持续，可能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人们日益向超级大城市集中，大城市的生活成本无法支撑多代同堂；
工业化和现代化对以孩子为中心的核心家庭（夫妻+子女）模式的推动；
女性在日本社会的传统角色，使得新一代儿媳不愿意与上一辈同住。
甚至，很有点出人意料的是，根据日本内阁府2014年的“老年人独居意识调查”，当被问及是否“打算和子女一起生活”时，大约有70％的人回答的是“我想独居”……在日本的家庭变迁中，既有与西方国家工业化时代一致的趋势，也有其自身的文化与时代背景下的新模式。事实上，即便家庭模式发生了转变，子女和家人仍然是老年人照护支持中的重要力量。只是在高龄少子化的社会，很多需求早已超出了家庭所能支撑的范畴。更何况，单身、无子女等家庭也日益增多，这进一步加剧了家庭照护模式的失灵。更加令人无奈的事实是，即便与子女同住，也仍然会面临新的问题。首要的问题是伴随着长寿而来的。《2019版高龄社会白皮书》显示，目前，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8.1%。细分来看，65-74岁人口占比13.9，7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为14.2%。而随着老龄化的深化，未来75岁以上老年人的比例还将进一步提升。这意味着，对于大量高龄老人而言，他们的子女本身也是老年人了。年轻的老年人是否能在经济、情感等各个方面支撑更老的老年人？这其中，并非仅仅是意愿问题。很大程度上，恐怕还是能力问题吧。
当人们越来越老，他们的子女也会越来越老。（来源：令和元年版高齢社会白書[全体版]）那些向我提问的老奶奶们对我说：“日本的老人不会向孩子们要钱，因为“孩子们在东京生活，他们自己也过得很紧张。”极端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就在上周，日本发生了一起恶性事件：一名71岁的女性因被捕，她涉嫌谋杀了住在一起的70岁的丈夫及其93岁的公公、95岁的婆婆。而起因正是“厌倦了对三个人的照顾”。这正是一个典型的“9060”问题。此外，日本社会近年来还着重关注“8050”现象，意思是指80岁的父母照顾50岁的子女。这些50岁的子女早年因种种原因退出社会，未能工作而以“啃老”为生，随着这两代人的年龄渐长，问题日益尖锐。
当年“茧居”避世的年轻人，如今已经四五十岁了。（来源：NKH）所以，家庭，这个人类古老的互助保障机制，除了会受到现代化的冲击，同样要经受老龄化本身的冲击。我也向面前的老人们提出了这个问题。得到的答案是：“年金太低，不够住到养老院”。和大多数人印象中的老后就住到养老院不一样，日本的老年保障制度更加倾向于“在宅介护”也就是“居家照护”。这一方面因为机构养老存在种种弊端，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财政可持续考虑。所以，如果想要住进机构，一种情况是，自身的健康状况无法在家生活，经过系统评估后被转入护理机构；另一种情况是，为了改善老年生活质量，一些老人自费住到收费的养老机构。对于大多数以养老金为生活来源的老人来说，后者显然是无力承担的。事实上，日本这个亚洲第一个迈入发达国家之列，七十年代即已实现“全民中产”的富足之国，在社会保障网络的构建上，已经十分“社会主义”了。比如，日本的每个社区都有民生委员，他们会细致地关照社区里的老人、儿童等群体，帮他们解决问题。日本从2000年开始推行介护保险制度，推行多种形式的护理服务，包括上门护理、日托护理、临时托管护理、特别养护养老院、老年人保健设施等等。每个社区都有综合的社区服务中心，有护理管理员分户管理老人们的需求，向老人们提供生活援助、居住、医疗、护理等各种支持服务。有需要时，老人们又会被送到专门的养老院、日间照护所、医院等不同机构。对不同的护理机构，日本政府制定了严格的准入和评价标准，确保其服务到位。无论在家还是在护理机构，提供服务的专业人士也都经过很好的训练。可以说，这本身是一个十分细致完善的体系设计。尽管面临着财政是否可持续、照护人员日趋短缺等问题，但这套制度在过去二十年间的运转堪称高效，日本人的健康长寿本身也部分得益于这套制度。我想，我之所以会从日本养老体系沉重的一面开始写起，大概是因为，日本媒体的信息足够透明，那些发生几率极低的家庭恶性事件每次都能得到很高的关注度；我接触到的日本人也足够坦率，足够真诚。周一我参访爱知县一家医院时，该医院的行政负责人反复对我说：“日本正在走一条其它国家都没有走过的路。你不能只看日本的经验，你一定要看到日本的问题。你们不能照搬日本经验。”其实，无论是否照搬经验，日本这个全球老龄化的先行者，理应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深入透彻地学习研究，而不仅仅是走马观花的所谓“学习”。那天的午餐会结束后，我跟着这些八十多岁的老奶奶们在细雨中一起离去。看着他们大多驼背、瘦小但依然精神的背影，我想着他们在过去80年间的历程：这是完整经历了日本社会从战后萧条、复苏、超长繁荣、泡沫破裂再到经济复苏全过程的一代人啊。他们亲历了日本当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活动中，我遇到的好几位老奶奶小时候都在乡下，但年轻时在东京的工厂工作。比如，85岁的小川女士，以前是专门做潜水服的。他们见证了日本的现代化。80岁的山本女士说：“现在的做饭哪里叫做饭呢，就是插一下插头、摁一下按钮吧，哪像我们小时候在乡下，都要用柴火生火做饭呢。”他们也都对日本的人口变化有着生动的体验。82岁的清水女士告诉我，她小时候，因为孩子们太多，她在乡下就读的小学分成了上午班和下午班，孩子们要分批上学。在她女儿的年代，一个年级有11个班。但现在，小学生已经越来越少，很多小学甚至关闭了。她还说到，比起今天的电车和地铁，当年的电车里，人真是太多了，“上班带着便当，人挤到公司，便当都被挤坏了！”
1970年代的日本地铁早高峰，也是要靠“推”才能挤进去的。（来源：Cool3c） 无论出身如何，不管从事何种职业，在日本经济快速增长的六七十年代，正是主力劳动者的他们，应该都逐步步入到了“中产”之列，成为“全民中产”的日本社会中的一员了。到了疯狂消费的日本经济泡沫期，当时正值四十来岁的他们，是否也曾经沉醉在消费主义中，有过去欧洲扫货的经历？如果这些日本老奶奶的人生经历再压缩一下，是不是和刚刚步入老年的中国的50后、60后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样的，正在热衷于广场舞、老年大学的一代，也见证了中国过去四十年的快速发展，经历了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他们的老年生活会是怎样的呢？仅仅是快乐的广场舞吗？中国正越来越老，中国的经济能够打破“人口红利”消失后的魔咒吗？中国的医疗照护体系能支撑起他们的健康与生活吗？正在老去的和即将老去的人们，对“老”这件事有所准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