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 代际革命下如何做父母？不追赶世界，便会被世界抛弃

全文共3433字，预计5分钟读完

编者按

日常生活中，你会和父母发生意见上的分歧吗？比如他们会挑剔你的穿着太过前卫，你也许会“嫌弃”他们OUT。

我们孝敬父母，但很多事情并不愿遵从他们的意愿，因为我们想要完成自己的人生。你以为这些矛盾只发生在你和父母的身上吗？NO，这是代际革命，是两代人的文化冲突。读完此文，你就会深解其中意。也会更明白，该如何做父母，如何做儿女。

周晓虹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于1988年提出了“文化反哺”这一概念。并出版了《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一书。

社会的变迁浸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事件中，今天我们的生活就是这个社会变迁的产物。不敢设想，三十年前会有手机，甚至它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而只有在三十年后的今天，这样一个自由，同时互联网络又如此发达的年代，我们再回过头看过去，才发现社会的变迁所颠覆的绝对不是一个事件，而不同时代人的思想，也是被这种变迁所颠覆的产物。

壹

1985年中国社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变革——裁军100万。这就说明有100万的老人要离开军队，而我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国家发了一些服装费给父亲他们，父亲拿出了其中的200元让我去买衣服，但父亲紧接着说一句，不准买西装。在1985年，很多老人的观念中，西装仍然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象征，我听从了父亲的指导，买了中山装。

三年后的一个春节，父亲把我叫到房间，眼中透着一丝羞怯，从大衣柜里拿出一件西装和一根领带问我，能不能教我怎么打领带？我说太能了，然后立即教他怎么打领带。我问父亲，你也打领带了啊，我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三年前不是反对我穿西装啊，怎么仅仅三年你自己都穿起西装了。这件小事给了我很深的刺激，由此，我在当年就提出一个概念叫“文化反哺”，指在急速变迁的时代，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学习这样一种现象，这在当年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到了1998年，有一次我跟朋友们聊天，旁边是另一桌人在聊天，他们讨论的话题是刚刚进入中国不久的计算机。其中一人是美学教授，是我的好朋友，他跟别人在讨论计算机怎么使用的时候非常地兴奋，结果讨论到一半时，便没法再跟别人辩论下去，这时候他使用了在他看来的“杀手锏”，他就跟他辩论的朋友说，不对不对，你说得不对，我儿子说应该是怎么怎么地。我当时一听，心里头咯噔一下。“我儿子说”，在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如果你有社会学想象力的话，你就会把你在个人生活中所遇到的困窘，跟我们这个变迁的时代联系起来。

我想到，我们小的时候跟同学辩论，我们常用的语言是“我爸爸说”，“我们老师说”，从“我爸爸说”，“我们老师说”，到“我儿子说”，在社会学家的眼中看来，是这个世界发生了颠倒或者是颠覆。也可以说出现了新的一场代际革命。也就是说知识的来源以及判断知识对错的标准，已经从年长一代的手中转到了年轻一代的手中。

貳

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关注这个现象，并且先后访问了北京、上海、南京、重庆、广州的77户人家，采取“焦点组访谈”的方法，就是把两到三户人家的父母和孩子放在同一个空间中，我跟他们谈论的时候发现，我得到的反馈比一个家庭积极多了。

为什么要用“焦点组访谈”呢，我发现如果仅对一户人家谈话的时候，父亲的存在往往会成为子女发言的一个障碍，父亲往那儿一坐，一本正经的，脸拉老长，孩子不敢说话。但是采用“焦点组访谈”方法时，所有的父亲表现出来的都是非常慈祥的面孔，都鼓励自己的孩子，比如，“今天说吧说吧，大胆地说”。

而所有的母亲却是另外一个极端，母亲人生中只怕一件事情，就是怕自己的孩子不如别人的孩子，所以只要别人的孩子夸夸其谈，但自己的孩子都没当回事，母亲却受不了。母亲往往会找到机会强行打断其他孩子的谈话，对自己的孩子说，刚才这个同学谈的这个事情，你和爸爸妈妈交流的时候不是有也很多想法吗？你怎么不谈给专家听听呢。这样一个方法的使用，家庭里面大量的代际或者说亲子互动的细节就被挖掘出来了。

大家知道，很多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人，由于文革等方面的原因，上大学的比例非常低，当青春流逝，这成了他们永远挥之不去的痛苦，现在唯一的就是把未完成的“理想”转移到孩子身上，通过孩子的成功获得自我的“替代性满足”。什么叫替代性满足？你没上北大，你儿子上了，这事可以了结，这就是心理的替代性满足。

叁

我们的研究究竟发现了什么呢？简单说我们发现了这样三点。

第一点文化反哺，也就是年轻一代对年长一代的影响，在改革开放35年中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文化传承现象。它涉及到价值观、生活态度、行为模式以及器物使用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工具”的使用，小到手机，大到电脑，无一不是孩子无师自通。

第二，我们说同辈群体的影响替代了亲子间的影响，成了年轻一代成长的重要因素。来自同学或者说同辈群体的影响现在成为改造个人巨大的力量，我们听到无数的父母说过这样子的话，你为什么不听我的？不听老师的？就听某某某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第三，媒介的变化，尤其是网络社会的出现造成了年长一代的落伍。现在孩子哪怕是三岁的孩子，对网络的接触几乎是本能的，是天然的。

我们说文化反哺导致了中国传统孝道文化的进一步衰落，也使得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发生了巨大的颠覆性变化。中国的孝道在历史上有着非常鲜明的特征，孝道这个东西实际深在中国一直有两面，一个叫“孝”，一个叫“顺”，所以如果不顺从也会被说成不孝。

但是今天因为文化反哺现象的出现，我们发现年长的父母在很多方面开始不如自己的孩子。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两代人都开始面临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孩子们如何继续保持他们的“孝行”这样的难题。

总体上说，我的研究发现中国的孩子们基本上保留的是“孝”而“不顺”。什么叫孝而不顺呢？孝，满足父母各方面物质等生活的需求，包括养老，日常家务等，这些方面我对他尽到孝道，给予他应有的帮助。但是什么叫不顺呢，你要做我的人生的主，对不起，没门。当然，中国的孩子大多数并不采取直接冲突的方式和父母硬干，而是对父母的劝导熟视无睹，我听了就白听，所以你也不要想来支配我。

肆

在我从事文化反哺的研究20多年来，我听到了很多疑问，我把这些疑问它归结成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从共识态的角度说，文化反哺现象真的只是社会所独有的吗？难道在其他的国家就没有子代对亲代的反哺，或者文化传承上的颠覆现象吗？对这一点我说，是的，别的国家可能也会有子强于母的现象，但是问题是只有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中国经历了1978年前的自我封闭和1978年后的陡然的改革开放，这样巨大的差异导致在1978年前后成长起来的两代人，他们的差距天壤之别，这种现象在全世界鲜见。比如越南等国家也出现文化反哺的现象。

第二个方面，从历时态的角度说，难道文化反哺现象只是今日之中国所独有的吗？在历史上尤其是在那些诸如改朝换代的重大的历史时期就没有出现过，年轻一代反哺年长一代的类似现象吗？唐代韩愈的《师说》中，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在韩愈那个地方，弟子强于师的原因是你接触这个领域或许早，或许你接触了这个领域，而你的老师没有接触这个领域，换句话说，他和个人的勤勉，个人的机遇，个人对问题的理解的方式不一样有关，所以应该说历朝历代都有孩子强于父母，学生强于老师的现象。但这只是个案。

在我们今天这样大的变革时代，前后的两代人划出了这么大的差距，致使得今天的文化反哺已经波及了整个社会中几乎所有的家庭，甚至包括农村的家庭。我们仔细想一下那些在农村生活的家庭，他们的年轻孩子到城里打工再返回农村的时候，他们会让自己的父母变得完全认不出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反哺是这个时代给了我们的一个全新的代际关系的诠释，在这样子的诠释下，我们如何做父母？很重要一点，父母今天跟孩子的关系就是一个相互学习的关系。

编

者

后

记

圣人孔子曾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但这些人都比不上孔子，但孔子认为，“三人行必有我师”。现在的家长，应该抱有一种态度，需要不断的学习，不追赶世界，便会被世界抛弃。这个世界在残酷地惩罚不改变的人，而每个时代，都在悄悄地犒赏会学习的人。

讲者：周晓虹

编辑：闫景臻

排版：祝颖丽

中国网教育频道出品

本文根据周晓虹在第九届新东方家庭教育高峰论坛主题为《文化反哺与变迁时代的代际关系》的演讲内容编辑整理。转载须经授权，请注明编者及来源，违者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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