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 | 北京高考改革:一改再改,谁会被抛下?
本文转载自新周刊(微信号:new-weekly)
作者:曹吉利
什么考试能够照顾到所有人呢?这种疑问放在其他考试也许是适用的,但高考,毫无疑问地应当照顾到所有考生。因为越是在底层人的心里,它的分量就越重。
提起高考,人们总喜欢拉北京来当例子:把首都高度集中的名师名校和超高的录取率,作为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注脚。
然而,几天前由北京教委制定发布的《北京市深化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实施方案》,不仅让享受惯了高考福利的北京人坐不住,更让全国人民心里打鼓:这些措施,有朝一日会全面推开吗?
在关乎民生的新闻面前,中国人一贯保持着很高的阅读水平。
很快,大大小小的媒体就从这份改革方案里抓出了关键字眼:原则上高考成绩占比不低于学生总成绩的60%。
那剩下40%靠什么?对于交补习费都吃力的普通老百姓来说,这可能游离在分数标准之外的40%,想想就让人心慌。
尽管北京教委的相关人士随后出面解释,这剩下的40%成绩同样需要考试,但由此引发的讨论一发不可收拾。有自媒体甚至用“击穿公平底线”这样的说法,来形容这次改革。
北京教委作出回应
从1977年以来,高考之所以能在国人心中确立难以撼动的地位,就在于它在最大程度上做到了一视同仁——上百万人,同一份试卷,以分取人。这样的机制,在我们的社会是不多见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
近几年,对于素质教育的呼声明显有回落的趋势,而对公平的呼吁每每能够收获大量回应。在焦虑普遍存在的当下,尽管人人都知道高考存在种种问题,但它拥有的公平性,还是具有巨大的感召力。
当一个改革有可能把阶层差异、贫富差异、地域差异完全投射到高考身上,动摇这种公平性时,蜂拥而来的反对也在意料之中。
毛坦厂中学外的家长。如果综合评价推开,这些高考工厂还怎么立足?/ 中新网
一改再改,谁会被抛下?
在北京教委对媒体的回应当中,“原则上不低于60%”得到更详细的解释:
“
到2020年高考,北京市将采取“两依据一参考”原则,也就是在依据语数外统一高考的成绩450分和三门等级性考试各100分之外,综合素质评价也会成为重要参考。
那么,到底什么是综合素质评价呢?教委方面进一步解释,就是对学生思想品德、学业成就、身心健康、艺术素养和社会实践等五个方面进行考量。
至于综合评价录取,则是未来要向教育部申请的一种招生模式,这种模式将依据考试成绩、面试成绩以及综合素质评价等多个方面,组成新的选拔方式。在这种模式下,统一高考成绩占比原则上不低于总成绩的60%。
“这部分数量比较小,对大多数学生来说,还是要走统一高考录取这一渠道。”教委人士不忘在采访中安慰普通家庭脆弱的内心,强调这种录取方式还只会在有限范围开展试点,大多数考生未来的素质评价只作为分数之外的参考。可是既然有试点,是不是就有推广开来的一天?北京教委的澄清,并不能完全平息人们内心的疑惑和恐慌。
大多数普通家长不傻,他们并不是不知道一考定终身的不合理,也不是不明白用分数衡量一个人是有多片面,但他们之所以对于统一考试标准有如此执念,就是为了最大程度地保全高考的公平性。
为此,他们宁愿牺牲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很多乐趣,宁愿让整个家庭陪同子女,忍受应试教育十余年的重压。
但是,如果综合评价的大门一开,这些努力在巨大的社会差异面前,就很可能会变得微不足道——毕竟,孩子可以用周末的时间上补习班来弥补分数,可改革中列举的“艺术素养”“社会实践”,老百姓又该怎么去追呢?
其实,每个人的起跑线从来都不一样,但至少高考分数给所有人划下一条统一的达标线。如果有一天这条达标线的位置也被起跑线所影响,那能称得上是一个成功的改革方案吗?
反对这项改革的人,当然不是反对学生应该接受综合的素质教育,谁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女从繁重的课业中解放出来,多参与一些社会实践呢?只是匆忙地将这些标准加入到高考的考核当中,很难让人不对其公平性产生质疑:只能依靠高考实现上升的中下层家庭,几乎全无办法。
这个方案一旦推行,社会阶层差异很快就会撕裂高考的公平性。变革之下,谁会被抛下?答案一目了然。
官方喊着减负,许多家长却巴不得给孩子增压。杭州一违规培训班遭到查处。/ 钱江晚报
2
高考,也许早就没那么公平了
四十一年来,高考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国人对于公平的一种信仰,但或许它早就没那么公平了。
仍旧以北京为例。人们常常提到的享誉全国的超级中学,例如北京四中、人大附中、景山学校等,都集中在北京市区。首都郊区的教育水平,也许远没有我们想的那么高。
曾有人做过统计,每年密云、大兴、顺义、石景山、通州、延庆、门头沟、平谷等各区,能考取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人寥寥无几。这和外地人心目中北京“清北录取率全国第一”的印象大相径庭。
事实上,每年上百个北京籍清北学生,几乎全都诞生在市中心的几个区,甚至几所中学里。而上述八个郊区的区状元,可能都够不到清北的分数线。
人大附中网络阅览室/ 人大附中官网
北京的教育水平差距尚且如此悬殊,更遑论全国了。
2017年,高考全国卷出了一道作文题:在一带一路、大熊猫、广场舞、中华美食、长城、共享单车、京剧、空气污染、美丽乡村、食品安全、高铁、移动支付十二个关键词中,选择两三个来呈现眼中的中国。
《中国青年报》随即发表一篇题为《高考作文命题不应无视农村考生》的评论,批评这道题目没有充分照顾到广大农村考生。高铁、移动支付、共享单车,不必说在广大的乡村,即便是小镇和县城,也未必是一个高中生能够接触到的事物。
看来看去,只有“美丽乡村”可以给农村考生以施展的空间,可全国范围的美丽乡村还没有全部建成,那些暂时生活在“不美丽乡村”,从未第一手了解过其他十一个词的孩子,又该如何下笔呢?
“教育应该以人为本,同样,高考命题也要以人为本。然而,这道高考作文题的命制却是目中无‘人’的体现,尤其对农村考生极为不公。”这是这篇评论在结尾给出的观点。
有人说这种观点太极端,什么考试能够照顾到所有人呢?这种疑问也许放在其他考试是适用的,但高考,毫无疑问地应当照顾到所有考生。因为越是在底层人心里,它的分量就越重。
前一段时间,关于自主招生论文造假的新闻引起热议:一些个人和机构收取高昂费用,帮助高中生钻大学自主招生的空子。有记者调查发现,只要花一千五百块,高中生就能在一些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以此来获得名牌大学的降分录取机会。
学术圈公众号“知识分子”发文揭露,全国多所著名高中的学生发表的论文涉嫌抄袭造假。而其中除了金钱的作用外,和一些家长在学术圈的“人脉”也脱不开关系。
为了区区十分二十分的降分,都有人挖空心思,滋生腐败,如果真的把综合素质评价施加在每个学生头上,没有人脉,钱包也不充裕的普通家长,能不对公平性感到担忧吗?
2018年,云南,一男生在工地劳作时,收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人民网
3
哪怕只有一线,那也是希望
1977年,还在部队当兵的河南青年刘震云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从部队回到家乡,准备考试。不久后,他和弟弟刘晓云一个考上北京大学,一个考上西南政法学院,高兴的刘父范进中举一般,逢人就显摆。
很多年之后,刘震云成了著名作家,弟弟刘晓云成了上海高院的院长,刘震云对记者说:“高考本身重要的是它的断裂和它的出现跟这个时代、跟千百万人命运之间的奇妙变化。”
凭借高考,农村青年刘震云来到北大。
刘震云上大学的第二年,1978年,张艺谋28岁,超出报考年龄的他心急如焚,带着自己的摄影作品前往北京电影学院毛遂自荐,多方求助下终于被破格录取。
后来张艺谋回忆,当时与他一同竞争的,有很多都是艺术世家的子弟。“我不觉得电影学院是我能进的学院,我觉得它更像一个贵族学校。”
比张艺谋又晚一点,1980年,考了三次的俞敏洪终于考上了北京大学。在《我的三次高考》中,他写道:“8月底的一天,我和我妈在地里种菜,大队的人找到我说县里有电话来。我急忙跑过去,县教育局长对我说你的录取通知下来了。我拿到通知书一看是北京大学,当时就乐疯了。”
又大约十年后,平时连猪油拌饭都吃不起的江苏宿迁青年刘强东,以当地状元的身份考进了中国人民大学,带着500元和76个家乡人送的鸡蛋去了北京。
努力与公平,永远应该是高考的底色。电影《中国合伙人》,有一代人的高考记忆,也有主角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轨迹。
到了上个世纪的末尾,浙江女孩汤唯连续两年报考中央戏剧学院,都未能如愿。最终,把报考方向换成导演系之后,汤唯在2000年进入了中戏。
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从九十年代到新世纪之初,高考给许多普通人向上的机会。有人说,上面这些人都是幸运儿,但他们的幸运至少是用自己的努力换来的。就算只有一线希望,那毕竟也是希望。
之前的一档综艺节目里,华谊兄弟老总王中磊的儿子还不到十岁,就为街头的一位外国人充当临时翻译,用英文流畅交流,看呆了不少观众。
而在一部分家长那里,早就应该见怪不怪——北上广深和其他大城市的很多家庭,在中学阶段就把子女送出国去,干脆绕过高考这道门槛。
其实,教育部2014年启动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一共分四批,北京不过是第二批。在第一批改革之列的浙江省,2017年,凭裸分考入北大的只有12人,占比不足6%,清华裸分录取的仅15人,占比约10%。
我们不难想象,那些埋头做题的普通家庭的考生,在面对这些分数之外林林总总的综合素质加持时,内心的慌张无措。
或许这样选拔出的学生综合素质最高,但制度实在不该忘记那些边远山村、城市底层的孩子。在探索更好录取的方式的同时,请务必拉直高考公平这条底线,否则刘震云、张艺谋、汤唯、俞敏洪们的高考故事,只能成为未来人们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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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新周刊
作者 | 曹吉利
编辑 | 中国网教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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