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穿梭
位于丹东市的抗美援朝纪念馆中，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放着这样一张行车牌——安全行车50000公里。
收藏于抗美援朝纪念馆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政治部授予模范司机单永和安全行车50000公里奖牌。
“安全行车5万公里，在朝鲜战场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纪录！”抗美援朝纪念馆副馆长宫绍山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前线战士浴血奋战，运输部队则千方百计把物资弹药送上去、把伤员拉回来。汽车兵，他们穿梭在前线和后方之间，在战场上开辟出一条条生命线。
“捉迷藏”
5万公里是什么概念？和火车运输相似，当时公路运输也面临很大的困难。
“朝鲜多数的公路基本上宽度都在5米或者5米以内，经过美军机的反复轰炸，道路坑坑洼洼，给汽车运输造成了很大的阻碍。另外，白天容易成为敌人的轰炸目标，志愿军大量汽车都在夜间行驶，即便夜间行车，美军也会利用照明弹随时进行轰炸和扫射。”宫绍山介绍。
今年95岁的王仁山回忆，“白天经常能看到敌机，有时候连驾驶员的脸都能看清楚。它慢慢地在山沟里寻找目标、找咱们志愿军，发现目标就是扫射轰炸，把你的物资打掉。那时候对美军可以说是恨之入骨。”
王仁山曾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汽车暂编一团的汽车兵。1950年10月，王仁山随部队第一批进入朝鲜。他驾驶汽车在枪林弹雨中穿梭，为保障前线的物资弹药供应和运输伤员作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被列入《功臣模范纪念史册》，1951年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
谈及在朝鲜战场上生死穿梭的经历，王仁山历历在目。
进入朝鲜后，敌机不间断侦察、扫射、轰炸，在枪林弹雨中穿梭、与敌机周旋是汽车兵的日常，而车辆就是汽车兵的武器。
“见到远处照明弹一亮起，带队的战士就喊‘快停车、隐蔽’！车停在公路上，人就跳进路边的沟里。”王仁山说。
入朝初期，一些战士缺乏经验。“有时候飞机从头顶飞过，有人就说不要说话，为什么？怕被驾驶员听到，实际上怎么可能听到我们说话。”
1951年开始，美军凭借其空中优势对朝鲜北部铁路干线、交通枢纽等进行持续猛烈轰炸，展开“绞杀战”，妄图切断我军运输通道。
“有时候连敌机里的驾驶员都能看清楚。”王仁山回忆说，当时美军机可谓无孔不“炸”，“有一次路过朝鲜老百姓的田地，田里还有一头耕地的牛，敌机就开始扫射。朝鲜的城市、农村没有一个完整的。”
王仁山接受长安街知事采访。摄影/李治宏
面对敌机密集侦查和狂轰滥炸，运输部队见招拆招。
王仁山说，一开始军队以排为建制运输物资，但目标太大，后来降到一个班，可以互相照应。再到后来一个班也不行了，改为单车跑运输。为躲避侦查，部队只能“昼伏夜出”运送物资。
即便如此，敌机仍然随时可能前来绞杀。
“有一次在元山附近，天已经快亮了，其他车都伪装隐蔽了，我想抢时间多跑几趟，想过了山再伪装，抢一段路程出来。结果快要下山的时候，敌机来了！发现了我，开始对我进行扫射。”
一场生死“捉迷藏”开始了！
“我就赶紧绕山躲避，敌机‘呼’一下来山的这边，我就绕到山对面，敌机要掉头了，我就赶快再绕回到山那边，它不知道我已经过去了，再返回来就扫射不到我了。”回忆起火线时刻，王仁山难掩激动。
“一下山，碰到了防空哨兵，他踏上我的脚踏板指挥我，‘快！快！从这边拐弯。’拐弯进到树林里。敌机盘旋了一会儿，发现目标没了才飞走。回过神一看，汽车车厢打了好几个洞！”
“不要罐头，要弹药”
“抢时间多跑几趟，把物资送上去”，这是汽车兵在战场上最着急的事情。
王仁山回忆，有一次在供应站装弹药，车辆在排队等待装车时，他和助手提出能不能我们自己装车。经过同意，两人火速装满了一车弹药，开出来时还有很多车在排队。
“前方的战友那么迫切地等待弹药，我们就想尽可能地抢时间装车、运输，尽可能多地把物资送上去。”王仁山说。
汽车兵是一支利箭，也是见证前线战场真实状况的一双眼。
“有一次，我们4辆车同时到达接近三八线的前线。接车的战士问，你们的车拉的是什么？我看到有的车上是冻猪肉，有的装着肉罐头、鱼罐头，问到我，我说我的车装着一车炮弹。那名战士就说，这车我们要了，还要了另一车炒面。”
王仁山说：“我奇怪，有好吃的为什么不要？要知道，对于运输部队，肉罐头那是得冲过火线、安全把物资送到前线才能吃到的奖励啊！”
后来，接车战士的话深深触动了王仁山。“他说，有一次部队把相当于一个团军力的敌人包围了，可以消灭掉了，可是，炮弹打完了！没有弹药，只能眼睁睁看着敌人跑掉。”
“那时候我就想，为了消灭敌人，为了保护前线战士的安全，我们必须把弹药运上去！不能耽误运输。”讲到这里，王仁山攥紧了拳头，“那时候别人天黑了再跑，我天没黑就跑，阴天也跑、雨天也跑。”
志愿军归国代表团代表王仁山（中）
枪林弹雨之外，艰苦的自然环境也是对运输部队的一大考验。电影《长津湖》中有一幕，志愿军战士在冰天雪地里吃冻土豆，怎么都啃不动。王仁山回忆起自己的经历，感同身受。
王仁山是从临江入朝的，就在长津湖一带运送物资，“天气很冷，汽车必须靠煤炭才能发动，有时候方向盘都打不动了。开车冷了饿了怎么办？开一段路下车活动活动，抓一把雪捂在脸上，提提神。”
“部队发了窝头，我就把它搁到汽车的化油器边上，开出几十公里后把窝头拿出来，暖和一点了，不是那么硬了。”王仁山说，“听人们说电影里土豆啃不动，那肯定啃不动，我们连窝头都啃不动，只能想些办法。”
“活着干、死了算”
“安全行车一万六千公里未出任何大小事故……执行命令坚决。”这段话，也写在王仁山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立功证书里。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表现优异，有力保障了前线部队的运输需求，王仁山荣立一等功。
然而，王仁山却非常低调。二女儿王建华说，多年来，他们一家人压根儿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份珍贵的证书，一直被王仁山压在抽屉里。
王仁山的一等功证书
1951年，王仁山作为志愿军归国观礼代表团的代表，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想起那段经历，王仁山笑着说，和毛主席碰杯的时候，本来想祝他身体健康、回到战场一定加倍努力。“结果太激动了，什么都没说出来。”
随后，王仁山受命再度奔赴抗美援朝战场，直到1956年才回国，在总后勤部一直工作了30多年。然而，王仁山却很少和人提起他在战场的经历。
“我就是个幸存者，没什么可炫耀的。比起那些真正的英雄，我的经历不值得一提。我们做的，只是尽一个战士该尽的责任。”王仁山说，那时身边的战士都是这么做的，视死如归。
王仁山回忆说，当时重返朝鲜战场不久，就听到归国观礼代表团9个代表中的两名战士牺牲了。其中就有苗族战斗英雄刘兴文，他在上甘岭战役中，被美国炮弹击中牺牲。
在运输伤员到后方医院时，王仁山见到过一名受伤战士。“他硬是不下火线，就是不愿意上车，我一看腿已经没了。他说他不走，他要找美军报仇。”王仁山说，“回来的路上，车一颠簸，车里的伤员就哎呦叫一声，有时候车得停下来，护士给伤员打止痛针。我心里揪着，很难受很难受。”
就是这种精神，鼓舞着汽车兵们在火线里一次次穿梭。“没有‘怕’字，就是‘活着干、死了算’。活着干就是要好好干、拼命干，千方百计把更多前方需要的物资送上去，即便牺牲了也没什么的，我尽到责任了，无愧于我这个志愿军战士的称号。就这么个想法。”王仁山说。
王仁山（前排左二）等志愿军归国代表合影
70多年过去了，汽车运输兵的车辙延伸向今日的和平生活，他们的光荣战绩化作一个个小小的数字，安静地躺在纪念馆的玻璃橱窗里。
那里，有志愿军汽车第5团7连“模范司机”单永和安全行车50000公里奖牌、有第67军后勤部汽车一队司机班长白云鹏安全行车40000公里奖牌……
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他们在枪林弹雨中冒死向前的勇气。
（除标注外，其余为受访者供图）
监制：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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