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20年了，行为艺术还是那么的“痛”？

也许是一个巧合，今年的画廊周北京，行为、表演艺术是一大热点。除了引起热议的何岸行为艺术处女秀：《十二分钟雕塑》；还有一批年轻艺术家实施了行为表演：葛宇路展览的开幕骑行直播；蒲英玮在开幕派对上的演唱；包括马秋莎、童昆鸟、能尖日等等，他们的行为及表演描绘了今天年轻一代的缩影，相较于90年代发生的行为艺术浪潮，已经相去甚远。那时，从事行为艺术意味着不被公众接受，不被体制认可，更不被市场买账。如今，年轻一代面对的社会现实，所要对抗的权利体制，以及可以使用的创作媒介，显然变得更加多元、复杂，不再相对单一与确定。

艺术家何岸行为表演作品《十二分钟雕塑》现场

何岸的《十二分钟雕塑》行为作品：是他与一位素未谋面的女士陈玥汝微信连线，在12分钟的时间里，按照对方的指令完成相应的动作。当被要求脱掉身上的衣服时，何岸不得不向对方妥协，拒绝这一指令。

艺术家的“脱”与“不脱”在今天看来，似乎是个问题，又不是个问题。他的“不脱”，仿佛表明艺术家丧失了从事行为艺术创作的自由；然而，在当下这个时代，艺术家在进行行为表演时，暴露身体依然还重要吗？

不可否定的一点是，今天从事行为创作的艺术家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与处境已与二十年前大不相同，他们的创作面貌也变得更加丰富多样：

艺术家蒲英玮行为表演：“一个世界，以及我们”现场

在画廊周北京VIP开幕当天举办的派对上，艺术家蒲英玮进行了一场行为表演：“一个世界，以及我们”。他以慢速演唱的方式表演了一首如今代表着世界援助主义精神的歌曲《We are the World》，在这件作品的逻辑里，“事件属性”构成了作品的主体，在疫情逐渐缓解中国北京，身披旗帜、穿着贴满国旗的军用马甲的艺术家，独唱一首《We Are The World》的象征意义是至关重要的。

艺术家蒲英玮《母语：同质浮游》表演现场

而在随后举办的画廊周北京“主题论坛”中的表演：《母语：同质浮游》，他分别模仿小孩与成年人的嗓音去唱不同语言的歌曲，表演中同时引用了巴黎世家的广告宣传片和哥伦比亚原住民的民谣。相较而言，这一行为的“表演性”更强，也更加综合。

葛宇路作品《备用电源》展览现场

艺术家骑行工具

北京公社推出的葛宇路个展获得了今年最佳展览奖创新奖，这是一个现场影像与行为结合的展览。展出的作品《备用电源》要求艺术家必须每天从自己居住的京郊骑行至798艺术区，并通过这一行为给改装后的自行车所携带的蓄电池充电，以为展厅内的电子设备供电，保证观众可以正常观看到展出的录像作品。 

UCCA“紧急中的沉思”展览现场，李燎作品。图片由“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在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策划的“紧急中的沉思”中，展出了一组李燎的行为影像、装置。作品截取了他从2018年4月至2019年5月期间实施的《每天八件事》，以及由此延伸出的其他相关作品：影像《做更好的人》，雕塑《腹肌》以及装置《新概念腹肌》等等。

厉槟源 《自由耕种》 2014 录像，彩色，有声 5' 02''

由策展人杨北辰策划的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影像研究展第二期——“具身之镜：中国录像艺术中的行为与表演”群展中，展出了厉槟源的作品《自由耕种》是艺术家极具代表性的一件行为。艺术家貌似无意义摔打身体的背后并非是虚无或绝望，而是批判性审视自身与社会历史关系的企图。

画廊周北京“主题论坛”，艺术家马秋莎执导作品《漂》表演现场

除此之外，在这些“活动”与展览中，还能看到多位年轻艺术家的行为作品：马秋莎、叶甫纳、童昆鸟、能尖日等都以特殊的“行为讲座”方式参与了画廊周北京“主题论坛”。

艺术家能尖日将化身导游，带着改造的二手自行车在画廊周北京期间游览798

由UCCA副馆长、策展人尤洋策划的画廊周北京公共艺术单元，则有许多艺术家以直播的行为方式参与，包括胡向前、叶甫纳、能尖日等等。

这些年轻一代艺术家的行为表演，与2000年前后国内的兴盛的行为艺术，既有内在脉络上的延续，同时也在很多方面截然不同。

1995年，行为艺术作品《为无名山增高一米》实施现场

90年代与世纪之交的行为艺术家们：

身体作为穷尽的材料

谈到国内最早的行为艺术，也许给人最直观的感受是：震撼，当然，其中所混杂的可能是艺术家各种复杂的情绪。

在中国美术馆上演的“89大展”上，因一枪成名的行为艺术家肖鲁回忆到：“上世纪80、90年代，社会是一个封闭的环境，情感是不可以公开去言说的，内外的矛盾导致我用强烈极端的手段来表达内心的困惑，当时的行为作品并没有经过太多的设计，是情感的自发而至。”

“如何将身体和心理推向极限”似乎是从事行为艺术至关重要的因素。而在二十年前，一个重要的体现是：身体本身被艺术家当做可穷尽的材料进行创作。

在许多如今已经称之为经典的行为艺术作品中，大多都与身体的裸露、伤害、甚至残暴等有关。

《为无名山增高一米》  1995

10位艺术家（王世华、苍鑫、高炀、左小祖咒、马宗垠、张洹、马六明、张彬彬、段英梅、朱冥），集体创作。

代表作便是《为无名山增高一米》。这件作品于1995年5月11日实施，在北京门头沟妙峰山区的一个无名山头，由10名年轻男女裸体叠起，叠出一个一米的人丘。

作品以其震撼的视觉冲击引发了学术界的一系列讨论，其中围绕着把“裸体/身体”当做介质进行艺术创作的讨论一时成为焦点。在当时，有评论家认为“用裸体创作”是艺术自由的体现，因此一段时间里，裸体成为了行为艺术的一个关键词。

张洹 《十二平方米》 1994

张洹 《65kg》行为作品实施现场

身体伤害是另外一个较为极端的表现。艺术家张洹90年代的作品《十二平方米》、《65kg》等等是其中的代表。艺术家身体被当做一个“处置”的对象，一方面挑战人在极限情况下的特殊忍受能力；另一方面揭示出当时作为“流氓群体”、“社会边缘人士”的当代艺术家面临的生存处境，以及在与社会接触中所遭受到的重压与创伤。

马六明 《芬·马六明的午餐系列》 1994年

而马六明从90年代开始，持续十年时间实施的《芬·马六明》系列作品，通过女扮男装的方式，极大地挑战了当时的艺术标准及接受机制，艺术家本人还曾因此被公安局拘留。

虽然有评论家认为其行为呈现的是“性”的冲突与问题，是性的不确定和荒诞感。但艺术家本人却表示仅仅希望将男扮女装的身体当做一个小说的主人公，通过这样固定的形象产生艺术。而裸体也许会造成更大的反差和矛盾，更能激发观众的想象力。

朱昱 《献祭——用自己的孩子去喂狗》 实施现场

2000年前后似乎是中国行为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当时艺术家朱昱实施的行为作品：《食人》、《献祭——用自己的孩子去喂狗》等，进一步挑战了艺术标准及大众接受机制，作品违背伦理道德，到了让人无法接受的地步。

大同大张 《我看见了死亡》 1998年

而大同大张在2000年1月1日上吊身亡于家中，以为艺术殉道的方式结束了其生命，成为中国行为艺术中的“巅峰之作”。

虽然西方艺术家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将身体作为创作材料来使用，但90年代至2000年前后这批行为艺术家们却给出了身体艺术前所未有的“中国经验”。

然而，在策展人杨北辰看来，这种“前卫”的行为艺术很容易耗损。随着时代的更迭，90年代活跃的行为艺术家，许多都已放弃这一形式。只有鲜少的几位如何云昌等在今天依旧活跃，延续着身体伤害的创作方式。

杨北辰谈到：“在年轻一代的艺术家中，身体以及表演的意义在不断演进，有些线索遗留了下来，有些则彻底消遁。”

年轻一代艺术家葛宇路的行为作品代表作：《葛宇路》

今天，被重新定义的行为艺术

2017年，当1990年出生的年轻艺术家葛宇路以同名的行为作品《葛宇路》瞬间在各大媒体、社交平台爆红时，许多人认为他重新定义了当下的“行为艺术”。

刚刚签下葛宇路代理的北京公社总监吕静静认为，这一代艺术家的行为艺术创作，身体本身不再作为材料，成为讨论的主题，而是作为承载艺术家的“容器”存在，“身体如何与社会发生关系”成为了一种新的材料。

李燎，《消费》 行为，现成物（工牌），2012

李燎，《消费》 行为，现成物（工服、工牌、上岗证、劳动合同、iPad mini），2012

如艺术家李燎的作品《消费》，通过亲自去富士康打工45天，用所挣的工资买了一台iPad，以这种参与性探讨当今社会中的“劳动”与“消费”议题。

在吕静静看来，今天的社会现实与90年代相比，已经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艺术本身已经体制化，即使从事行为艺术的艺术家，今天依然可以与画廊签约，而在二十年前，这几乎是不存在的。

相比当时的艺术家所面临的边缘化的生存处境，艺术标准、以及政权对抗等问题；如今的艺术家面临的社会现实则更多的与资本主义、公共空间权利、监控以及网络化等新的问题有关。

对年轻一代而言，这些社会问题呈现出更为复杂多元的一面，艺术家创作媒介的变化是一个重要的转变，这也使得“行为艺术”在他们身上变得难以界定。

林科 《鲁滨逊漂流记》 表演视频，高清，彩色，有声，版号：1／5，56秒 鸣谢：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

葛宇路喜欢的艺术家林科，在2011年实施的作品《鲁滨逊漂流记》，其作品已不仅仅是与现实中的观众发生关系，而是通过互利网激活了艺术与虚拟世界的关系。这一行为很难被界定，但显然已经脱离了早期“行为艺术”的标准与创作模式。

“具身之镜：中国录像艺术中的行为与表演”展览现场

杨北辰谈到：“在更晚近的艺术实践中，艺术家的身体感知与经验往往更为细腻，创作的索引维度也更为复杂——媒介化便是例证，比如在陶辉、李然、姚清妹等艺术家的作品中，因其广泛吸取了各种理论与思想的资源，使得单纯的肉身化在场已显得不够，媒介化便成为了一种重要的补充与延伸。”

画廊周北京“主题论坛”，艺术家叶甫纳表演现场，讲述“如何变美”

在尤洋看来，今天的行为艺术呈现出来的特点与上一代相比，主要有三方面区别：

一个是艺术家对“现实”本身的认知被延展了。比如在叶甫纳、葛宇路的行为中，“行为的现场”与“行为的传播”（媒体化）是构成其作品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行为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社会性”不仅仅存在于实体的空间，而快手、抖音、以及其它各类视频直播平台也存放着人们的现实，牵动着人们的情绪，并影响着人们对事物的认知。

画廊周北京“主题论坛”，艺术家马秋莎执导作品《漂》表演现场

另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别是，对比上一代行为艺术家所面对的生命、历史这样宏大的命题，新一代艺术家的行为所针对的往往是更加具体的社会肌理。例如蒲英玮的行为中关注的种族与全球化命题；李燎一直研究的当代工作体制对人的异化；叶甫纳研究的人在社交网络上的虚拟生命；葛宇路关注着的生活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人口等等，每位年轻艺术家都关注着社会的不同切面，而这些切面呈现出一种丰富性，这种丰富性其实也是当代社会的丰富性。

画廊周北京“主题论坛”，艺术家童昆鸟的表演现场

第三点则是艺术家进行行为表演的素材更加多元化。在画廊周北京主题论坛中，艺术家们实施的“行为讲座”，童昆鸟表演中投影出的虚假的红日（这本身就意味深长）与马秋莎行为表演中的照相机闪光灯，蒲英玮的表演中同时引用了巴黎世家的广告宣传片和哥伦比亚原住民的民谣，叶甫纳表演中的美颜滤镜也是一种虚拟的道具等等。在这些艺术家的实践中，行为表演的可能性因为这些素材的丰富而被扩展，而这些素材又是直接受启发于我们今天所身处的这个多元的，冲突的，复杂的现实世界。

“总之，艺术家与日常更为紧密了。”尤洋谈到。

画廊周北京2020开幕派对蒲英玮表演现场

但这并不表示今天的艺术家不关心大的政治议题。在蒲英玮的创作中，同样关注种族、国家、语言、殖民等宏大命题，不同的是，他将叙述悉数降落在其非虚构的个人史写作上。

他谈到：“对比上一代艺术家，或者上几代关注政治的艺术家我觉得在逻辑上没有什么不同，在我们的作品中都存在对于权力的辩证抵抗（或者善恶难辨的共谋），只不过可能上一代所面对的“掌权者”的形象相对单一与确定，而今天的权力话语则弥散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我们有着更多需要斗争的方面，但幸好我们也有着更多的武器。而最大的相同可能是大家相信，坚信艺术的抵抗性在任何时代都会存在。”

杨北辰则表示：“我认为行为/表演艺术的能量是永不会消泯的，只不过不同世代的艺术家会根据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调整自身的策略，为身体的表现性最大程度的赋能。”

（雅昌原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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