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史回眸 | 西北大学的陕源——陕西大学堂

1990年7月24日《光明日报》报道：“西北大学学报编审姚远发现西大早期《学丛》为我国最早学报之一。”《学丛》创刊号出版于1913年7月1日，在创刊号上有“大事记”专栏，其首句即有“本校沿革始于晚清”。循此线索，姚远等人经过艰辛调研考证，终于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史专馆）发现当年陕西巡抚升允设立陕西大学堂的奏本，从而揭示了西北大学的“陕源”。

西北大学的“陕源”是陕西大学堂，是中国西北地区第一所高等学府。陕西大学堂的成立，还得从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说起。

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曾经不可一世的慈禧太后却带着光绪皇帝，抛下一城百姓惊慌西逃。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一月，清政府在西安发布了“新政上谕”；九月，又就新政发布了“兴学诏”，谕令：“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设大学堂”。一个月后，陕西护理巡抚李绍棻就近奏请在原游艺学塾旧址（即原崇化书院旧址）和西安六海坊原咸宁、长安两县考院旧址上，筹建陕西大学堂。

光绪帝《兴学诏》谕令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十二日，光绪帝回京后，陕西巡抚升允再奏，光绪帝朱批：“著即督饬，认真办理，务收兴学实效”。四月二十四日，升允再上奏章，请求在陕西大学堂内“设农务、工艺两斋”，光绪帝再次朱批“农务工艺足厚民生，著即认真兴办，毋致敷衍”。两次批示，光绪帝都强调要“认真”，足见其对陕西大学堂抱有极大的期望。

1902年陕西巡抚升允为开办陕西大学堂有关事宜所上奏折

和光绪帝的朱批
（原件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清光绪二十八年五月二日，陕西大学堂正式开学，校址位于今天西安东厅门路北西安高级中学一带。学堂明确地提出了“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的办学宗旨，首批共招了40名学生。

在陕西大学堂成立前后，成立的国立、省立性质的学堂，且具有管理国家学务或管理地方学务的国家最高学府或地方最高学府，主要有天津中西学堂（天津）、京师大学堂（北京）、广西学堂（广州）、山东大学堂（济南）、浙江求是大学堂（杭州）、山西大学堂（太原）。当时，中国西部省份近代高等教育萌芽较早的地区主要有陕西西安、四川成都、甘肃兰州等。其中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尚在筹备中，直至1905年前后才正式成立，1909年成立的甘肃法政学堂是甘肃成立最早的高等学堂，云南、贵州、广西、重庆、新疆等省市地区均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才有高等教育的萌芽，青海、宁夏、西藏、内蒙古等西部省区直到建国后才有高等教育。陕西大学堂是中国西部省份成立最早的地方性新式高等学府。

陕西大学堂大门两侧的石鼓

犹如满布阴霾的天空中终于透进了一缕阳光，陕西大学堂的诞生，打破了陕西当时沉闷僵死的时局，给闭塞日久的关中大地带来了新气象。光绪帝大力支持陕西兴办新式高等教育的态度令升允兴奋异常，当即拨库银两万两，作为兴建大学堂的专款。

陕西大学堂楹联（载《秦中官报》1904年第3期）

升允修建的学堂初具规模后，后任巡抚曹鸿勋又于1905年委派县令涂嘉荫等人前往湖北考察建筑，回陕后，仿照华、洋各式建筑对学堂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扩建。这次扩建只用了半年时间，建成了中西各式讲堂、斋舍、图书馆、仪器室73处，大小房舍252间。当时有联形容其时的盛况：“广厦构众材看榱题文梓青牛多士莫忘新缔造，城中有四大与岳麓梅花白鹿同时全拓旧规模”。意思是说，陕西大学堂的校舍当时堪称西安城中四大建筑群之一，可与岳麓书院、梅花书院和白鹿洞书院等著名书院旧时规模相媲美。

设立大学堂的目的是为了培育人才。清政府已经认识到在危机面前，人才是立国之本，要讲求实学，剔除积弊，学制的改革迫在眉睫。光绪帝在上谕中说：“人才为政事之本，作育人才，端在修明学术，历代以来学校之隆，皆以躬行道义为重。故其时体用兼备，人才众多。近日士子，或空疏无用，或浮薄不实，如欲革除此弊，自非敬教劝学，无由感发兴起。”并要求学堂“教法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义学为辅。务使心术纯正，文行交修，博通时务，讲求实学，庶几植根立本，成德达材。”升允也在奏章中说：“盖得人斯能为政，而兴学始克育才。”陕西大学堂在办学之初，就强调学生要会通古今，在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的层面上，学习精通西方科技，成为可治理天下的“庠序通才”。

陕西大学堂章程截取（原件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必明体乃有益身心，必达用乃有裨于家国。绩学尚已，敦品优先，若不知砥行饬躬尊君亲上为何事，即智慧日启，学业日精，流弊将不可问；甚有摭拾狂瞽谬说，谓人人有自主之权，驯至诋訾圣贤，畔道离经。”《陕西大学堂章程》中的这一段话虽然指民主言论为异端邪说，但同时它也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那就是培养人才是为国家建设，人才则必须是德智双修，学生在努力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还要磨练自己的品质，提高道德修养，方能真正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

设立之初，陕西大学堂对学制没有明确的规定，直到1905年才明确规定：“补习普通科学一年，正科三年，四年毕业。”四年学制，对应的是培育人才，振兴实业的期许。学堂对学生的要求也很严格，对招生有着明确要求：“大学堂为全省学堂总汇之所，其学生应于各府直隶州所设中学堂内之优生挑选升入。”

陕西高等学堂更订章程（载《秦中官报》1905年第1期）

大学堂创建之初，由于全省各地区的中学堂未能按期开设，学生只得“暂由各府厅州县按经义史学先行招考申送，以备甄录，凡十八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通解经史，文理明顺，身家清白，体质强健并无嗜好者即为合格。”学生进入学堂3个月内，由教习和提调进行考核和考试，满3个月后，再由总教习会同总办进行考核，决定学生是否可以继续留下深造。《章程》中对此也有规定：“其天资高明而心术不正者，立时斥逐。亦有心术纯正而赋质少绌者，考核以后再留三月，以观后效，如两次考核实属不堪造就，不准再留。”

原陕西高等学堂预科旧址（今西安市东厅门）

大学堂统一为学生提供食宿，并发给膏火、笔札银两。大学堂设有月考和季考，月考由总教习批阅，评选出优秀学生给予奖励，季考由总教习划定等级后送交巡抚核查，然后订立奖励级别。所有人必须参加月考、季考方可领取膏火、笔札银两。学生毕业后，由总教习和总办考核发给毕业证，并依照各自意愿安排工作、升学或留学。大学堂还设立师范学堂，供35岁以上的考生就读，培养中、小学堂师资。同时，还设立“藏书楼”“译书楼”“博物院”各一所。

在课程设置方面，经总教习屠守仁拟定教规，分为四门，每门系以子目。第一门性理格致，统明伦、修身、综物、博文四类，第二门政治实务，统治纲、掌故、内政、外交四类，第三门地舆兵事，地舆考形势、习绘图、兵事以法制练，韬钤，第四门天文算术，天文精测候，审推步，算术研元化究积微；西学也拟暂科四科，即算艺科、质测科、电化科、文语科，并于1905年派人专门前往日本采购图书和仪器。从课程安排中可以看出，学堂教学不再以四书五经为主，而是从时政、地理、算学、兵事等多方面参照西方学校，促进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

陕西高等学堂课程表

据1906年9月18日监察御史王步瀛奏折制表

原件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陕西大学堂兴办之初，尽力延聘学有专长的师资，中国教习中邵力子、李异材、宋元恺等人，后来都成为社会上的著名人物。为了开设西学课程，学堂还先后从日本聘任了5位东洋教习。在学堂学生尹钧发表于《秦中官报》上的文章《德育智育体育论》中，不仅仅能看到孔孟儒学，还有满篇的“亚利斯托儿”“斯巴达”和“斯宾塞尔”。在信息爆炸、网络发达的当代社会，今天的学生论文中出现这些“洋名词”实在算不上什么，但在100多年前尚不知“资讯共享”为何物的陕西，这篇“胸罗二十四史，囊括五大洲而后下笔”的论文，就如雏鸟新试啼声，格外清新喜人。

从左向右依次是教习李异材、邵力子、宋元恺

京城的灾难催促了学堂的长成，国家的危亡刺激了教育的发展。20世纪初，大清王朝的天空残阳如血。面对已经迫在眉睫的命运，清政府所谓的实施新政，自然无法挽回令大清江山倾覆的狂澜。但是，学堂这种新式教育所培养出的中国最早的会通中西的新式人才，却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带来了希望。陕西大学堂已摆脱旧时书院形式，步入现代学堂的行列。

作为陕西近现代最早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学校，它的建立标志着陕西乃至整个西北地区近代高等教育的发轫。根据清末关于京师设大学堂，省会设高等学堂的制度，陕西大学堂在1905年被改为陕西高等学堂，辛亥革命后再改为陕西高等学校，后又于1912年，在中华民国秦军政分府大都督张凤翙的力主下，与其他几所学校合组成为西北大学。

7月26日

——1988年——

西北大学教授张岂之、彭树智在北京参加全国史学第四次代表大会。张岂之教授当选为全国史学会理事、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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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熊晓芬  编辑/ 孙抒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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