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堂直击|资深翻译周斌：周总理如何破局促成中日邦交正常化？

文/文汇报记者 李念 袁琭璐

“无论时隔多久，每每想起总理对我的点滴关怀，我都忍不住落泪”，今天下午，84岁高龄、曾在周总理身边做过14年日语翻译的周斌所做的演讲《回忆在总理身边翻译工作的日日夜夜》感动了全场每一位听众。

在这场由上海市政协对外友好委员会、上海市公共关系协会、上海市日本学会和上海日本研究交流中心联合主办的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纪念会上，原外交部新闻司处长、高级翻译、上海市日本学会顾问周斌先生以亲历者的视角回忆了总理日常心系百姓、勤俭垂范、勇于反思、细致外交、日夜工作的故事。周斌讲述了周总理如何创造条件及时促成中日复交，尤其是如何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在《联合声明》中处置“侵略战争”、赔款等重大分歧，百余名听众掌声的数次响起，如上海市日本学会会长吴寄南所言“总理的伟人风范早已内化在周斌先生心中，言说就是最好的纪念。”

今天下午，上海市政协对外友好委员会、上海市公共关系协会、上海市日本学会和上海日本研究交流中心联合主办周恩来诞辰120周年纪念演讲会

应日方分别会面要求，从午夜到凌晨六点会见四个代表团

周斌1959年北大东语系日本专业毕业后到外交部工作，作为周总理的日语翻译，亲历了中日关系邦交正常化全过程。在记者的追加采访中，周斌介绍，1949年至1972年的32年间中日关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官方冷、民间热，中央冷、民间热。官方上，当时日本岸信介和佐藤荣（这两人是现任首相安倍晋三的外公和外叔公）两届政府本质上奉行“亲美亲蒋、反共反华”的基本国策，阻碍了中日关系的发展；同时，日本民众反对政府推行的敌视中国政策，在经济界、文化界一些著名人士和社会公众领袖的带领下，纷纷组织起来，成立团体，与中国相对应的组织、团体进行了大量的交流、互访。而这些团体和组织到了北京都要求能够见到周总理，想当面聆听周总理对中国内外政策，特别是对日政策的权威性说明，同时向周总理介绍他们各自的组织、团体和在中日友好关系中的推动作用。

在此背景下，1968年国庆前后，由外交学会、对外友协、全国总工会等几个单位分别邀请的四个代表团几乎同时到达北京并都提出了会见周总理的要求。四个邀请单位事先没有互通信息，日本朋友到达后，才通过各种渠道，向上报告了这件事情。周总理知晓后，表示是否可以由外办日本组出面协调一下，安排在一起见面。在征求日方意见时，日方依然要求总理依次会见，如果总理忙，会见时间可以缩短一些。周总理听到日方这些反应后，苦笑了一下说,日本朋友的“山头主义”也很厉害吆！既然这样，那就客随主便，明天晚上十二点开始见吧。

84岁高龄、曾在周总理身边做过14年日语翻译的周斌声情并茂地演讲《回忆在总理身边翻译工作的日日夜夜》

周总理分别会见了四个代表团，时间从晚上十二点开始一直持续到凌晨六点才结束。周斌作为陪同翻译，见证了这一情况。他记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日本代表团期间，自己原本身体状况很好，但不知什么原因突然头脑发晕、四肢无力。周总理也发现他“不在状态”，允许他去下厕所。不到一分钟，周总理也走进厕所，看见周斌的痛苦样，边用他受过伤的右手轻拍周斌的背部，边轻声问他感觉如何，是否需要给部值班室打电话，让其速派一个同志来应急？“周总理慈父般无微不至地关心、爱护我这个小翻译，温暖了我的心，给自己增添了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周斌表示，自己从此再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尼克松访华后，总理及时与日本几大政党沟通，并支持田中大臣

周斌作为翻译，见证了中日正常化的全过程，目睹了在毛主席领导下，周总理在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中的智慧和风采。

周斌回忆，1972年尼克松访华并与中国发表了《上海公报》，但是，周总理认定，尼克松访华没有和其盟友日本打招呼，因此，日本从民间到官方都会产生被忽视、被抛弃的疑虑。此外，日本国内当时一直跟随美国、支持台湾、反对中国的佐藤荣作政府即将下台。日本朝野各党各派，各种政治势力，正在为下届政府会由谁接班、谁能解决当时日本面临的最重要、最迫切的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着激烈的争论。更重要的是，这些年整个日本社会要求摆脱美国、尽快实现日中关系正常化的群众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整个社会已经形成了谁不改变政策谁就难于上台执政的浓厚氛围。

周总理审时度势，抓住了与日本改善关系的有利时机,他密切关注日本执政自民党几大派别的最新动向，并及时作出回应，表明中国的立场、态度，以推动形势进一步向有利于我国的方向发展。先是公开支持有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意愿的日本时任佐藤内阁通产大臣田中角荣。接着，周总理邀请了日本自民党三木武夫与社会党、公民党、民社党等几个在野党的领导人先后访华，争取支持两国关系正常化。同时，周总理还派当时颇受欢迎的上海芭蕾舞团去日本演出，开展对日民间外交。

周恩来总理与周斌（左二）

田中首相访华首日，将侵略行为说成“添了麻烦”

在精心磋商和准备下，1972年9月25日，上台不久的田中角荣首相访华。田中角荣和尼克松一样受到了周总理的高规格接待。虽然开局良好，但是中间也遇到很大挑战。其中，关于日本侵华历史的表述问题、赔款问题、日本与台湾关系问题成为双方讨论的焦点问题。

田中角荣在当晚周总理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致答辞时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为表述为“添了麻烦”，整句话是“我对日本过去给中国人民添了许多麻烦，再次表示反省之意”，引起了中方强烈反应，多数与会中方人员，纷纷摇头，表示不满，感到疑惑。宴会的气氛由热转冷。周总理一直在沉思，宴会结束时，只对田中说了一句话：明天上午会谈时，我将详细说明中国的立场和态度，希望贵方考虑、研究。

第二天正式会谈时，周总理强调，汉语中“添了麻烦”与人们常说“对不起”十分相似，如果日语中也是这个意思，就根本不能用来表述以往几十年的中日两国关系。中国人民，特别是中老年人极无可能接受“添了麻烦”这种说法。我们是从长远看、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考虑和处理两国关系问题的。我们一贯主张，两国人民今后必须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并为此作了许多努力，包括主动放弃索赔要求。这就希望你们能与我们相向而行，对日本过去所犯的严重罪行，作出明确、清晰的表态，并以实际行动，表明今后绝不会再走老路，继续害人害己。

1972年9月25日,周恩来在北京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周总理还说，我们是从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出发，为的是不增加日本人民的负担，才宣布放弃索赔要求的。这也是我们毛泽东主席的主张。对此，高岛局长不仅不领情，还认为中日《联合声明》中不必再提赔款问题。这是对我们的侮辱，简直不能令人容忍！周总理说，《日蒋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在我们过几天就要签署的《联合声明》中怎样表述，可以通过双方友好协商来解决。对周总理上述义正词严的发言，日方低头听着，无言以对。

日外相争取“车上会谈”，周恩来既坚持原则又宽容大度

28日，中国外长姬鹏飞和日本外相大平按照原定日程游览长城。但是由于两国在一些问题上分歧较大，而时间有限，所以在路途中，双方共同乘坐一辆车，利用在车上往返的时间进行了会谈，即周斌说的“车上会谈”。周斌记得，会谈中，大平十分坦诚地讲了很长一段话：“姬部长，我和你同岁，这两天都在为自己的政府不断争论。我们双方首先看中的，就是维护自己国家和国民的利益。这两天日思夜想，我觉得现在问题的焦点和要害，在于应该如何看待那场战争。坦白地说，我个人是同意贵方观点的。我一桥大学毕业进大藏省工作后，曾奉命几次到张家口及其附近地区，做过社会、经济调查，时间长达一年十个月，那时正是战争最惨烈的时期。我亲眼所见的战争，明明白白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可以说不存在任何辩解的理由。但是，我现在只能站在日本政府外务大臣的立场上说话、处事。考虑到当前日本面临的世界形势，加上又早与美国结成的同盟关系，这次我们两国要在签署的《联合声明》中，完全按照中方要求来表达，实在是太难太难了。这一点如果得不到贵方理解，那我们只能收拾行李回日本了。”

“田中首相在战争末期也被征兵，到牡丹江服役，不久就患疾病被送进了陆军医院治疗。因此，他只穿过军服，但没有打过一仗，没有杀过一个人，战争就结束了。他也熟知那场战争的性质，观点同我一样。”

“如果这次谈判达不成协议，田中和我都将难于返回日本。右派会大吵大闹，兴风作浪，党内也会出现反对呼声，逼田中和我下台。田中和我都是下了决心的。这些都请你如实报告周总理。”大平外相在诉说上述内容时，看上去眼睛里有泪花。两位外长还就一些细节问题交换了意见。

周总理日常心系百姓、勇于反思、细致外交、日夜工作的故事感动了现场百余名听众

在周斌看来，这次“车上会谈”，特别是大平外相的上述表态，对后来事态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姬部长一返回就去找了周总理。当天晚上十时，两国外长逐条敲定《联合声明》的具体内容，但是对前言中日本侵华历史的部分还空着，双方仍待商定，用什么语言代替“添了麻烦”。

一直到凌晨，周斌看见大平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张纸条，并说，“姬部长，这是我方所能作出的最大限度的底线。”纸条上写着这么一句话：“日本国政府对日本过去通过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痛感责任，深刻反省。”纸条上的这句话并非是大平与田中共同商定的，而是大平个人深思熟虑的结果。事后日本外务省中国课长桥本告诉周斌，起草《联合声明》，田中是授予大平全权的。

姬部长将日方立场向周总理禀报后，同意采用大平外相的建议，并说这是中国政府的最后态度。问题终于解决，《联合声明》中正是这样记载的。

后来，外交部内个别同志对此还不太满意，认为“战争”前该加上“侵略”二字。周总理知悉后强调，就文字表达的思路而言，谁都可以想到《联合声明》中的“战争”就是“侵略战争”。因为，如果不是侵略战争，怎么会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灾难；如果不是侵略战争，今天的日本政府又怎么会要痛感自责，深刻反省！

2017年，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纪念招待会在京举办

周斌认为，这正表明周总理既坚持原则，又宽容大度，更重要的是，成功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是当时中国整个世界战略的重要一环。

“机上会谈”：日本外相承诺“言必信、行必果”

周斌披露的另一个悬案就是如何把废除“日蒋条约”写进《联合声明》，最后决定《联合声明》中不提此事，而以日本外务大臣谈话的形势，正式表明“日蒋条约”从中日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之日起失效。

1972年9月29日上午10时，《联合声明》由两国政府、外长共同签署、生效。签字仪式一结束，大平就去民族文化宫会见众多记者。他一开始就大声宣布：虽然两国《联合声明》中没有提及，但日本政府的见解是，作为中日关系正常化的结果，“日华和平条约”已经失掉存在的意义而结束了。

1972年，周恩来同田中角荣签订《中日联合声明》后，互换文本

北京日程结束后，周恩来陪同田中首相按照原定日程到上海参观、访问。田中首相一行乘坐周总理的专机一同前往上海，飞机起飞不到五分钟，田中就呼呼趴在桌子上睡着了。见此情景，富有外交经验的大平，可能觉得田中太荒唐、太失礼了，便伸出手去推醒他。周总理马上拉住大平的手说，这几天他太累了，就让他多休息一会儿。在飞机上，周总理和大平进行了“机上会谈”，大平对此非常感激。因为他完全懂得，在这种外交场合，是非常讲究对等的，而总理和外长，显然不在一个档次。周斌回忆，在“机上会谈”中，大平主要谈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一再请周总理放心，说田中和他在北京所作的几项承诺，只要他们两人能够继续执政，就一定会件件落实，履行到底的。就像周总理在签字仪式后所写的“言必信、行必果”六个大字一样。第二件事是着重介绍了他与田中的深厚友谊。

《中国报告文学》上刊登了周斌的长文“我为周恩来总理当日语翻译”，演讲会当天，周斌携带了数十份赠送于现场听众

田中病榻吐心扉：此生最大荣幸是见过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家

在当晚上海市举行的欢迎、欢送宴会上，田中的话特别多，多次强调这次的访问圆满成功，“最大的功臣是周恩来总理，他为此作出的非凡努力，我将永世不忘。”

这次访问确实让田中永生难忘。在演讲会上，周斌引用了后来田中在访华回忆录中写的几段话“我一直认为中国不会搞对外侵略，正是基于这个基本认识，我才迈开大步，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将来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以后也绝不会对日本构成威胁，他拥有广阔的领土和十亿人民，管好他们自己的事情已经够他们自己忙活的了，中国的目标就是管好他们自己的事情，只要稍微读点中国历史，都会明白这个道理，中国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传统，中国人又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她一定能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谁也不能左右他们前进的方向。我见过世界上很多领导人，周恩来是一个非凡的政治家，特别激情，无人能跟他比，也可以说，他是人杰。”

1972年9月28日，周总理和田中角荣举杯庆祝中日建交

此外，周斌回忆，1989年，邓颖超访问日本，看望了病重中的田中角荣，田中角荣当时卧病在床，伸出手拉着邓颖超说：“我从政生涯中最大的荣幸就是见过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并与他携手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最难忘的是周总理几次对我说，中日都是伟大的国家，中日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应该而且能够世世代代、子子孙孙友好下去。”

东京自发吊唁，人群中出现了“右翼”福田赳夫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因病逝世，这个消息1月9日凌晨传到东京，周斌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那份痛心，“当时在日本使馆工作，听到这个消息后深感悲痛，泪流满面，使馆人员几乎每个人都伤心得吃不下早饭。”

使馆布置了一个灵堂，供前来的众多朋友悼念。刚过7点，使馆门口马路上已有近百人排着长队，而排在最前面的，是年过七旬的表演艺术家泷泽修老先生和松崎君等十几名日本乒乓球队的老国手。泷泽老先生拉着周斌的手动情地说：“从清晨电视新闻中得知这个不幸消息后，我悲痛万分，赶紧起身，来不及漱洗，就披上外衣，乘出租车来到这里。心里只想要对这位世纪伟人、中国人民的卓越领导，日本人民的亲密朋友、我本人一生最崇敬的周恩来先生，鞠个躬，点支香，为他送行。”

在日本各行各业、众多新老朋友为周总理送行的同时，日本政府、官员也十分重视这件事情。多位国会议员，近半内阁成员，特别是三木武夫首相本人，接连两天都来使馆悼念。特别是，当时被称为“铁杆右翼”的福田纠夫也来向周总理遗像告别，他没有马上离去，而是继续在灵堂里走来走去，嘴里不停重复着一句话：太遗憾、太可惜了。

据当时在灵堂采访周斌的一位资深记者说，福田作为一个政治家，这次精心选择这个特别的时刻与地点，开始直接接触中国，与中国人交往，肯定背后有能人替他支招出主意，当然也经过他本人的深思熟虑。看来，福田迫切希望，并期待你们中国从此改变对他的印象、看法和评价。这个人原本擅长经济，进入政界后，虽在政治上长期师从岸信介、佐藤荣作兄弟，并一直受到重用，但骨子里并非“铁杆右翼”。周斌介绍，正是这位福田先生，后来接替三木武夫出任日本首相并在任期内与中国签署了和平友好条约，盛情邀请邓小平访问日本。他的儿子福田康夫，后来也担任过日本首相。

2013年，中日在日本长崎县举行一系列活动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5周年”

四十载光阴逝去，周恩来这个不朽的名字依然深深地铭刻在人民的心底。在26年总理生涯中，周恩来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整整操持了23年；中日两国建交后，他为缔结《中日友好和平条约》又操心了3年，直至他与世长辞。今年是周总理诞辰120周年，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他曾为打破中日交往的僵局，采取“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广泛开展民间外交，为中日邦交正常化铺平了道路。如今，于上海市日本学会而言，对日本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与社会文化等现状与发展趋势进行跟踪研究，举办一系列学术研讨会、座谈会，与日本学者交流等正是为拓宽对日交流的民间渠道而努力。                           

（华东师大硕士生朱启迅对此文亦有贡献）

上海市日本学会会长吴寄南主持演讲会

明日刊发：

周斌追忆为总理做日语翻译：只因买了英国胡须刀，便检讨自己浪费外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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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拍摄|袁琭璐，其余图片来自网络

微信编辑|袁琭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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