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鸽娟：西北乡村“共同营建”的动力机制及过渡模式探讨
张鸽娟在室内设计与公共艺术论坛演讲
一、西北乡村——机遇与困境
现阶段，西北乡村人居环境建设面临着比较明显的优势和劣势，即国家层面的利好政策和当地特殊的地域特质，且优劣都十分显著。
“乡村振兴”战略自提出以来，到目前为止，已经发展到全面推进的状态。西北乡村的人居环境建设在基层实践中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成为各学科领域共同关注的话题。其中很大一部分乡村作为国家脱贫攻坚 “精准扶贫” 政策的重心，得到了政府“输血急救式”的扶持，国家层面的这些利好政策对西北乡村后期的发展无疑是十分有利的。
但是，西北乡村的地理条件比较特殊，发展相对来说比较落后，在资源禀赋、政策制度、组织力量、经济实力等方面，也与南方地区有着明显的差异。所以，在乡村营建的实施普及、高速高效和良好的社会效应方面，与南方一些乡村发展相比，显示出一定的差距。
二、共同营建——乡村建设模式
乡村景观作为社会的、文化的、生态的、动态复杂的综合性系统，其影响因素的多元性、所面临问题的复杂性，使得对其问题的解决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在多方协作下进行。在这种背景下，共同营建就显得尤为必要，即需要地方政府、规划者、社区村民以及社区组织、外来经营者、非政府组织等多元化的利益相关者共同努力，一起实现多方利益的最大化。
对于设计专业人员来说，需要把握乡村研究界限的模糊化与跨学科联系所带来的机遇，将自己作为多方协作中发挥沟通协调作用的关键单元，重新定位自身在乡村建设中的身份和立场。
三、动力机制——动力系统要素及正向因果链
乡村营建的动力系统是由多要素组成的多输入、多输出、多控制变量的开放系统。
因此，对于乡村营建的动力机制的研究，可以借用系统动力学的视角，对乡村营建的各个动力要素进行相应的因果分析。分析系统内部各动力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反馈回路，对于完善和改进多方主体参与乡村营建的途径及办法，构建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系统具有重要的意义。
乡村营建的动力系统包含两大方面，一是内生动力，一是外源动力。
内生动力是在乡村的自组织作用下产生的，其要素包括村民、村委会、集体合作社、乡村精英等，它们遵循自然规律，在乡村的发展过程中通过自我调适，有序发展，最终达到稳定延续的状态。外源动力属于它组织力量，是通过村落外部相关利益主体（如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等）的政策引导、统筹建设、文化培育、投资经营、参与营建等对系统起到一定的干预。
乡村的营建就是在内生动力和外源动力的作用下共同进行的。政府组织的自上而下的建设有一定的规范性和秩序性，这是它的优点，但也会出现干预方式不当等问题。而从村民出发的自下而上的建设，对乡村来说是有着很好的适应性，但也存在一些缺陷，如村民的话语权比较弱，大家比较偏重关注自己的个体利益，对集体利益及其发展关注不够，所以说乡村营建需要两方面的动力。
只有通过内外两种力量之间良性、正向的相互作用，才能激发潜能，形成耦合关系和互动格局，实现优势互补和共同提升，在达成共同目标的过程中相互依赖并相互促进，最终实现村落营建系统的良性循环。
四、不同动力主导下的村落“共同营建”模式
乡村的共同营建因为动力主导的主体不同，它的类型是不同的，大致来说分为三种类型：
（1）政府主导型：政府引导、规划先行、示范推进。
（2）社会力量介入型：社会精英、设计团队、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介入。
（3）自组织发展型：村民、村集体、乡贤等内部力量自下而上促进乡村建设。
不同角色组合的协作系统适用于不同的乡村地域发展环境及乡村社会组织现状，其中设计师始终充当着在各方之间进行沟通、协调的角色。
我们在对西北乡村进行了大量调研的基础上，整理出西北各地为数不多的典型案例，分别可以作为上述三种类型的代表，对于典型案例“共同营建”的动力机制的分析和借鉴，有助于乡村营建在西北地区更广范围的推进。
五、典型案例分析
1.政府帮扶下的乡村规划建设示范村——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景阳镇土关村
土关村是土族、汉族、蒙族多民族混居的传统村落，干旱少雨，土地贫瘠，环境特别恶劣，当地也缺少产业支撑，发展比较缓慢。
这个村子后来共同营建成效特别好，究其原因，是因为政府扶持的背景。2016年，住建部确定了对包括青海省大通县、湟中县在内的四省市的定点扶贫工作计划。在2017年底决定在定点帮扶的四个贫困县各选一个村开展乡村规划示范，通过示范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共同缔造”乡村治理模式。
在这种共同缔造的模式下，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提供了有利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当地的县政府和镇政府则作用于启动资金和人力的支持。另外，还有一个很强有力的专家团队——北京建筑科技大学设计团队，他们驻村设计，指导实施，还组织村民进行了大量的参观、学习、培训等工作，提升村民的素质。在企业方面，2018年8月，中国燃气集团在村子推进了“气光储一体项目”，即利用青海丰富的光照资源，为村子的振兴和脱贫提供重要的基础支撑。
在村民参与方面，经过专家团队的前期动员，村委和党员带头，自发清理村子的公共环境，村民的积极性得到很大提升，继而形成辐射效应。在“共同缔造”建设模式下，对村子里的民居进行了修缮整治，外墙加了保温层，内部庭院增加阳光间。在村子的公共环境部分，主要是将房前屋后的一些废弃的土地进行整治，开辟了菜园、花圃、农田等，并用当地的传统材料修建了围墙和栏杆，铺设了道路。在基础设施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设了停车场、健身设施，天然气、排水户厕问题也得到了改善，现在这个村子已成为青海省的省级环境卫生示范村。
在公共活动场地方面，设计团队和当地工匠共同参与建造了民俗馆，采用的是传统的生土建造技术，样式上吸取了当地传统民居的一些元素，室内是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中展示；产业发展方面，主要是计划农田升级和观光体验项目，对当地的土族盘绣产品进行开发利用，以及生土建造技艺的培训输出等。
土关村“共同营建”的动力机制主要是在政府扶持下进行的，通过政策先行还权于民，然后大家共同建设，在建设过程中通过规范政府治理，提高整治水平，最终达到再造乡土景观、重构乡村秩序的效果，整个机制秉持的是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的理念。
2.自组织力量推动下的“袁家村模式”——陕西省礼泉县烟霞镇袁家村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自组织力量推动建设的案例，村子的自组织营建的领导者是村支书领导下的村委会作为主导力量，然后加旅游公司的组织形式，在村民参与方面主要是充分发动乡村能人，成立了各种合作社，以入股分红的形式制定相关措施，激励村民全员参与，以“传统+现代”结合的方式，为村民提供了多途径的参与平台。
自2007年积极打造“关中印象体验地”主题旅游以来，袁家村在村自组织力量的主导下，复建典型关中民居和街巷，集中展示关中地区传统乡村生活习俗和生产活动，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旅游服务体系。传统的民俗、饮食、技艺等被重新发掘，在村落街巷和民居院落中进行展示，给游客以充分的感知和体验。
在人才引进方面，自组织管理下的内生力量以开放的态度积极吸纳外源力量，使村落在建设和管理方面更为完善。比如，从2018年开始实行的面向全球的袁家村实习村长的招募计划，吸纳各方有志于乡村建设的人才参与到袁家村的乡村营建工作中。另外，袁家村作为乡村建设主题大会的主办场地，吸引了关心支持乡村发展的国际机构、社会组织、经济实体、研究智库、传媒先锋等的关注和交流，在提高知名度的同时，还为村子吸纳了更多的资金投入和民间智慧。
袁家村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它的自组织共同营建机制，在乡村精英的引领下，它的自组织管理能力愈发完善，再加上政府的有限引导，村民合作社作为其中的纽带，以及外部的社会组织和民间资本的引入，大量人才的积极参与，最终达到良好的循环状态。
3.社会力量介入下的农业文化遗产地村落——陕西省榆林市佳县朱家坬镇泥河沟村
泥河沟村是社会力量介入营建的典型代表。该村位于秦晋大峡谷和泥河沟峡谷，南边是黄河，山怀水抱。泥河沟村有耕地900余亩，枣林1000多亩，红枣是当地村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在村子外围沿黄河的滩地上有36亩千年古枣园，因为其独特的枣粮间作灌溉系统，以及当地独特的农艺民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泥河沟村的营建也因此吸引了社会各界力量的参与和支持。
在专家学者团队参与方面，来自北京的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团队，在香港乐施会慈善基金的支持下，进行驻村参与式调研，抢救濒危的生产技艺和生活记忆，并立足当地特色，在村子组织“爱枣协会”，开办“泥河沟大讲堂”。此外，北京的设计团队“原本营造”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也驻村进行设计，与村民共同营建，建成了枣园石墙、枣园旱厕、枣园小学改建等项目。在项目建造过程中，村民作为项目施工中的石匠、瓦工、木工、电工、小工等积极参与其中，在恢复和改良当地技艺的同时，凝聚和重建了村民对于村落建设发展的信心。
在政府方面，榆林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对村子进行扶贫思路的指导，佳县古枣园“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工作小组落实对古枣文化遗产的相关保护和管理工作，还有驻村帮扶工作队，他们会定期组织一些文化节庆活动。
在外部力量的发动下，村落的营建工作得到了村民的积极配合，包括乡村精英、村委会和村级各组织，他们对村民进行栽培技术的培训，发动、鼓励村民建造民宿，建立红枣科技示范观光园，成立红枣经济合作社，帮助村民发家致富。
另外，团队合作并配合政府牵头，打造了古枣园休闲农业旅游，还有“千年油枣”的品牌战略计划，对产业链进行了延伸，并举办古枣园文化节进行文化赋能，组织枣园研学文旅活动进行经济运营的提升。
这种社会组织参与下的动力机制，是以非政府的外界组织作为外源力量，然后通过跟政府合作形成一种合力，共同激发村民的文化自觉意识，通过这种方式来复育当地乡土文化，最终实现共同营建。
通过上面三个案例，我们可以发现，乡村的共同营建以及营建效果，是受特定的因素影响的。
一是政府的介入方式，是间接管理、直接接管还是多级管理。政府对村落的统筹管理具有稳定性、规范性，但村民主体处于弱势地位的现状难以改善，因此需要明确政府作为外部动力引导、服务和促进的角色定位。
二是内生力量的完善程度，这十分考验村委会的组织能力和管理经验。成熟稳定的自组织是村落营建持续高效的核心因素，在外部力量适度干预下可以自主健康地发展。
三是社会力量干预的有效性，社会力量干预必须要有政策的支持，另外一定要有村民的接纳，然后他们不仅可以为村落营造提供一些专业指导和技术示范，同时还能够对村子的自组织发展能力进行培育和培训。
六、实践与反思——“过渡模式”的提出
上述几个村落属于典型案例，在政府扶持、自组织能力、社会力量介入方面均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对现存的大量西北普通村落而言，由于各方面的动力不足使其发展处于被动、滞缓的状态，所以，“共同营建”如何推进、实施，是这些普通村落共同面临的难题。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尝试参与的两个项目。
1.安康旬阳县湛家湾村
湛家湾村是陕南的山地村落，在历史上是一个移民搬迁的传统村落。近年来，在美丽乡村建设政策的号召下，这个村子的村民被整体搬迁到镇上居住，现在留守的多是老龄人口，整个村子的风貌保存比较完整，但产业凋敝，人居环境也比较衰败萧条。
我国的大量村落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难题，就是空心化、老龄化现象，湛家湾村也一样，发展面临着很多困境，外源动力缺乏，内生推动力微弱，始终处于被动、滞缓的状态。
我们尝试以跨越专业的视阈，以物质空间的设计为触媒，组织搭建一些参与平台，宣传培育村子的自组织力量，再协助纳入一些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建设这个村子，目的也是想要探寻能够促进传统村落的人居环境、产业经济、文化传承、社区组织等体系建设整体发展的路径。
我们团队先后多次进行驻村调研，对各级政府部门进行采访，做了意见收集，多次组织村民大会进行相关的宣传培训工作。在项目阶段性设计过程中，我们在县建设局、镇文化站和村委会之间搭建了沟通协调的桥梁，进行了民居改造、公共建筑环境的改造等，在制定方案的过程中充分吸取村民意见，结合村民的意愿进行设计以及修改，最终形成了方案的定稿。
政府方在村落基础设施、文化建设，以及扶持乡村产业发展等方面明确了支持政策；住建局的古建研究专家、旬阳县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分别在历史建筑更新、农产品加工技术指导和产业帮扶等方面进行了技术性支持。各方共同就构建新型合作社启动房屋修建资金的方案进行了讨论，并达成一致意见。
但最终的结果是，这个方案因为各种原因并没有得到实施，因为在这种各方面力量和资源都很普通的村子尝试共同营建的实施，面临着很多困境，比如“自上而下”的政府管理模式下政府赋权不足和村民主动性缺乏，山区落后的条件难以吸引外部社会力量的支持和介入，以及村民自身的局限性等。
我们对项目的实践和研究过程进行了反思，并思考了了普通村落的发展出路，觉得前面讲到的那三种典型模式，对普通村子都不适合。对普通村子而言，需要一种“过渡模式”：政府在初期以强干预的形式介入乡村，在政策、资金、教育等方面先提供健全的保障，进行“输血式”扶持资助，积极推动项目的发起，赋权设计方和村民；后期可逐步减少介入程度，降低对项目的影响并减弱控制力，通过政策支持和宣传吸引社会精英、企业、社会组织加入村落建设项目，向村落输入资金技术等，帮助乡村重构社会网络，促进村民参与，扶持村落内生力量发展；村自组织在不断吸纳人才的同时，加强村民自身管理和经营能力；在此过程中，设计师需要具备除专业能力之外的社会工作技能，在组织共同营建的过程中，同时重建和积累村落社区的人际关系，实现村落发展所需的文化凝聚、身份认同和集体价值认同。
所以，政府宏观引导、设计师“帮忙不添乱”、村民有组织集体参与、纳入企业、开发商、文人创客等非政府组织等潜在多元主体力量形成“乡村发展共同体”，组织村民进行各种技能培训和辅导，并搭建相关网络平台，引进现代科技等，才能最终实现以村民、村集体为内生性主力“自下而上”“自我造血式”的发展。
2.宁夏固原市泾源县香水镇米岗村
米岗村位于宁夏六盘山的主峰米岗山下，是六盘山旅游的必经之地，也是政府“闵宁共建”政策的帮扶对象，吸引了很多企业家、公益组织和志愿者的联合参与。米岗村有自己的本土资源，除了旅游资源外，当地村民在扶贫专家的支持下种植可食用玫瑰。
这个项目我们团队参与了一部分工作。虽然规模比较小，但相对来说收获还是挺大的。共同营建的平台由宁夏大学的专家团队、作为运营者的“青年空间”创业者、作为投资者的企业老板，还有两家公益组织组成。
在组织关系上，村民是主体，村委是领头羊，外来力量是赋能者，地方政府主要担负方向引领和政策扶持的作用，多方协助下，村子的经济、文化以及环境等各方面得到了很好的提升。
在产业发展方面，主要以玫瑰花为主来发展第一、二、三产业，如玫瑰花饼、玫瑰花酱的线上线下销售；然后还发展民宿产业、美食产业以及观光产业。公益团队通过组织支教活动以及有声语言艺术公益项目，对村子进行文化介入。我们团队作为环境设计专业的学生志愿者对村子进行了建筑改造和环境更新的一些实际性工作。公益组织与建设团队在村委的支持下，帮助有意向发展农家乐的村民进行培训指导，带领当地大学生和志愿者用红领巾作为指路标引，系在树上，为想要爬山的游客引路，并推出村庄公众号积极为米岗山旅游做出宣传。
米岗村的营建活动不仅给村落环境等外部形态带来了改变，更重要的是作为村庄的核心生产力——村民的动力也在这次活动中被唤醒，村民自身也因为几个月的营建活动影响对本村发展的态度，将村庄的发展和自身联系起来，自我意识开始觉醒。
现在，这个村子有了前期的很好的启动引擎，虽然后期投资企业和部分公益组织相继退出，但是在乡建活动中，激发了乡村村民自发营建家园、发家致富的热情。米岗村的旅游客源不断，在团队帮扶下成功运营的四家农家乐目前仍然在继续营业；宁夏吉庆公益对米岗村的教育支援持续进行，为米岗村捐赠了一个公益图书馆；本村大学生申请到了北京益微公益组织资助的短期支教项目——西部阳光活动；村民在团队支持帮助下成功销售出了玫瑰花月饼产品，全村开始种植玫瑰，被承包转让的玫瑰加工车间也开始正式运营。
七、感悟和期冀
由政府主导逐步过渡到村落自组织营建，期间需要多方力量的协同合作，通过政企合作扶持、公共组织介入、社会资本引入、乡民乡贤自发建设等，可以扶助村落形成新的自组织系统。
对于我们设计专业人员而言，虽然是以设计师的身份介入乡村营建实践，但我们的设计行为需要超越传统的形态及美学范畴，尝试在乡村的政策导向、利益主体、建设组织之间统筹均衡，以开放的姿态面对设计与乡村的资源开发共享、文化传承互动、产业更新转型、社会治理机制等之间的关联，在不同学科的交叉口和交接处去观察、发现、思考和行动，并关注村民需求，促进村落主体利益的最大化，让乡村的主人获得幸福感，才有可能实现综合的乡村价值再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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