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行道城市：重新丈量越南胡志明市的公共空间

作者：Kim, Annette Miae.出版社：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出版年份：2015《Sidewalk City——Remapping Public Space in Ho Chi Minh City》一书作者对胡志明市的人行道进行了社会空间环境分析，在城市人文领域提出新的研究视角。对公共空间（即人行道）进行地图学（Cartography）分析的全过程从历史和地缘政治的语境化到对结果的批判性分析，再到视觉叙事和进一步的应用，论证了人行道作为多功能公共场所的多重好处。
在越南，人行道是聚会的场所与低收入人群的商业场所。大多数人都是通过人行道与城市环境互动。行人在城市中的活动并不会穿过每一栋建筑，也并不是每个人都使用机动车道，但是几乎每个人都会使用人行道，胡志明市（HCMC）的情况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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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市的人行道生活体验

尽管人行道是城市居民最触手可及的公共空间，也是每一个人日常出行的最基本空间，然而当设计师在讨论公共空间在提供活动空间、缓解城市生活压力以及重新连接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等方面的功能时，想到的往往是公园绿地等场所。政治学家和哲学家在想象理想的公共空间时，又回到了希腊的大型广场：不同的社会成员可以走出他们的私人空间，对国家权力和社会机构进行辩论和批评的大型集会场所，被视为有效民主和社会体制形成的关键。而在古代的中国和中世纪的欧洲城市中，以集市为代表的商业活动往往在特定的街道进行。由此可见，在许多城市中人行道始终是主要的公共空间。

胡志明市的人行道街景：HCMC的人行道系统包括餐饮、休闲、摊贩和摩托车停放处。当地的区政府在人行道上划定了一条界限，以保持秩序。图片来源：Tiffany Chu.   

在方法论上，“Spatial Ethnography”可被直译为“空间民族志”，乍一看确实是个令人摸不清头脑的概念。维基百科对民族志（Ethnography）的解释为：“民族志运用实地考察来提供对人类社会的描述研究，呈现一个整体论研究方法的成果。”简而言之，民族志是一种对人类族群行为进行研究观察的社会学研究类型。而作者把物质空间与社会空间分析相结合，以探寻人的行为如何改变空间。   
将社会科学研究与空间设计相结合并不是一个新的议题。从1970年代开始，西方的城市规划领域就一直在试图将两者融合。然而，这两种学科方法之间的真正联系仍然难以捉摸。在规划研究中，过度专注于公共空间而忽略其他方面可能导致不同学科知识之间缺乏协同。   
理想化的城市设计由于缺乏民族志方法中对人群行为的思考，往往会产生灾难性的结果。例如，20世纪90年代，印度印多尔市（Indore）开展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规划项目，计划改善并整合183个40万人口的社区，并通过建设新的给排水、景观、街道铺设和照明系统等工程使这些社区在环境上可持续。然而，项目设计者并不了解当地居民的住房状况、微薄的收入以及租户身份等重要的事实。在项目落地实施之前，该方案获得了国际设计与开发奖。而讽刺的是，由于项目建设使当地可供分配的饮用水减少，居民对工程建设的强烈抗议反而给社区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因此，城市设计有责任进行民族志研究。除了在社区会议上按照程序征求反馈意见以外，城市设计过程还应真正走到街道上去观察并对话当地居民，以实现真正设身处地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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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市人行道的历史变迁

近百年来该地区的转型及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历史转变，以帮助读者了解人行道对城市生活的重要性。其中阐述了胡志明市是如何从西贡和Cholon两座城市中脱胎换骨，而无论是哪个时期，西贡殖民区壮观的奥斯曼式林荫大道和该市唐人街狭窄的人行道设计都承载着充满活力的人行道生活。

法国殖民主义时期的人行道生活，1920年。Photo credit: Ludovic Crespin.

西贡地图，1898年：早期的地图显示了城市内部的土地所有权类型。红色调区域划定了私有财产，绿色划定了公共财产。其余的则归王室所有：蓝色表示军事用途，灰色表示公共用途，而白色尚未指定。该地图显示，私人投资者建造了大部分建筑物。Photo credit: Library of Congress.   

在过去的70年中，这座城市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变化：殖民主义，后殖民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市场过渡。胡志明市的历史中的人行道实践有着充满活力的生活，而这些生活与城市规划和法规所规定的内容背道而驰。甚至法国殖民主义者和越南革命者的专制政权在统治这一领域的能力也受到限制，历史证据还反驳了行为决定论或殖民主义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空间本身的性质特征或其中所蕴含的含义可以预测行为或约束人口。西贡的Haussman式林荫大道和Cholon狭窄的人行道都充满了朝气蓬勃的人行道生活，这种生活随着政权的发展而变化。历史照片和记述证实，人行道已成为社交和商业活动的空间，而不是仅仅具有交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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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关键地图学理论的回顾与探讨

在第三章中，作者通过具体案例回顾了胡志明市地图学演变发展的历史，同时也讨论了当前关于批判地图学(Critical Cartography)的观点。她将地图学在胡志明市的历史分为两代，前期关注于殖民和帝国时代的制度学如何与权力相关联、地图在法律和财产纠纷中的经济目的、以及地图在巩固社会中的帝国与殖民地概念中的作用。而后期则关注地图在社会中的作用。同时，新的制图软件提供了工具和技术，通过协调视觉元素对地图进行批判性解构重建。

“The New Saigon,” 1967. Copyright: Associated Press, Photo credit: Library of Con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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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人行道空间范式实践

第四章阐明了本书的核心目标：制作一种新的地图，以展示胡志明市人行道生活（sidewalk life）的真实面貌，并通过第一章中提到的参与式调查、访谈、田野调查、摄影、GIS等方法绘制当前胡志明市人行道上的活动。在实践中可以看到路边商贩与理想的人行道之间的矛盾，其中可以回答以下问题：路边商贩（sidewalk vending 大概就是我们所说的路边摊）到底占用了多少空间？商贩和行人如何使用和共享人行道？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哪些问题和冲突？在该空间中尝试过哪些可行的解决方案？最后，本章对胡志明市人行道的地图学分析进行概括，得出混合利用的人行道范式（mixed-use sidewalk 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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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理论视角下公共空间中的路边商贩问题探讨

第五章通过探索空间与政策之间的关系研究了关于胡志明以及全球许多其他城市最具争议的问题：路边商贩存在的合理性。法律文献曾讨论过，路边商贩有时是一种关于公民权利的问题，有时则是一种妨碍公众的行为。法律学者认为产权理论应当为此提供依据，但其在公共空间中的应用并不完善。此处从三个方面探讨了胡志明市的人行道制度：国家法律法规、地方警察执法自由裁量权（enforcement discretion：可以按照个人的考虑自由裁决，减轻了法律管辖的力度）、以及对制度构成挑战的具体内容（social narratives）。
本章中通过对270名小贩和当地警察的采访以及媒体报道和日常对话的整理，得出越南正处于公共财产制度的积极重建时期。虽然国家的官方政策法规将重点放在清理人行道上，但城市和区一级政府始终在进行管理人行道空间的实用主义试验。例如，有的区域允许存在小型商贩组织，有的区域则通过在人行道上划线让商贩和行人共享空间。更笼统地说，本章提出将学术讨论从“城市权”的物理概念转移到更加实际的不动产权问题。产权理论告诉我们，负责组织城市空间的社会机构与经济和实施执行机构的结构性机制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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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人行道

第六章探讨了如何运用地图促进人行道上的商贩活动合法化，并倡导重新考虑推出相关政策。尽管越南清理人行道政策的官方理由是为了发展成为世界级的旅游城市，但对于国际游客的调查表明人行道的体验实际上是胡志明市最独特和最吸引人的部分之一。本章向胡志明市提出一个旅游步道方案，将人行道上的路边商贩融入到游客体验中。以社会认知理论为基础，探讨了在越南特定的规划机构和视觉文化中，地图如何帮助构建新的公共空间范式。 

作者通过实地调研，通过本书中提到的“空间民族志”方法设计了面向旅行者的胡志明市步行路线图，划分出四个具有鲜明特色的主要地区以及七个重要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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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作者将城市设计理论、人种志、观察和创新制图方法进行结合，产生了一种新的概念和代表性范式，能够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人行道作为主要公共空间的意义。同时，其中对于实地调查、访谈等社会研究方法的重视也值得在当前人本主义与高质量规划的背景下进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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