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城市更新中保护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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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更 新
每座城市都需要更新，但到底要怎么“更”？本文聚焦国内外城市案例分享，共同探讨城市更新解决方案。
Vol.1
新加坡城市保护30年
回顾新加坡发展史，一个小小的渔村快速成为亚洲四小龙，短暂但精彩。它拥有繁华和现代的金融中心，不远处又有古色古香的老建筑，不同城市面貌并列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趣而富有特色的城市。
在快速发展中，如何利用建筑遗产，平衡发展和保护的关系？本期内容我们就来看看新加坡遗产保护30多年的做法与经验。
上世纪60年代起，新加坡就开始了保护之旅，当时大部分人认为旧建筑应该被拆除去建设新的住房和基础设施，保留并没有价值。但部分有志之士看到了保护建筑遗产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保护必须务实、谨慎选择；建筑物在新时代需要服务于新用途，进一步为新加坡的进步与发展做出贡献。
为了将这一理念付诸实践，1989年，新加坡市区重建局（URA）正式制定保护计划，保护唐人街、小印度、甘榜格南、驳船码头、克拉码头、凯恩希尔和翡翠山等地区的3200多栋建筑物，正式拉开了第一阶段的大规模保护。
萌芽/ 为什么要保护？
1960s - 1970s
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期，新加坡必须进行一波“城市更新”。当时的许多问题都来自市中心，一方面住房短缺非常严重，3/4的人口挤在狭小的市区，许多家庭挤在店屋里的破旧共用房中。另一方面没有足够的空间在城市中建立新的办公室来支持就业，可用于商业发展的宝贵土地被衰败的店屋所占用，这些店屋本质上就是贫民窟。
1974年的史密斯街（Smith Street）
这一时期更新工作的重点是清除贫民窟、住房开发和新加坡中部地区的全面重建，主要目标是将城市转变为现代的商业、金融和旅游中心。早在更新工作之前，规划人员、专家、建筑师和其他人员就已开始关注遗产保护的重要性。
后来的一个联合国小组提议按照他们的规划保护唐人街和“阿拉伯镇”的部分地区。© 《联合国城市更新与发展项目报告》，1971年
Erik Lorange在1962年的报告中提议在中部地区进行城市更新，首先是N1（甘榜格南的一部分）和S1（唐人街的一部分）地区。© Lorange Report，1962年
1980年代修复前后的尼尔路9号立面
1970年代唐人街部分区域俯视图
奠基 / 要发展也要保护
1980s
1980年代，新加坡开始在更大范围内考虑保护问题，中部地区也从传统的混合使用城市核心演变为具有现代发展的主要商业枢纽。
这一阶段通过在滨海湾进行大规模的填海造地，在保持市中心的历史街区完整无缺的基础上，提供了足够的土地支持中央商务区的扩张。基本的城市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重建的压力也已经减轻。
由于旅游业对于经济增长变得越来越重要，对历史街区旅游设施的需求增加。关注的重点也转移到了提高质量和保留城市独特环境和满意度上。人们出行次数更多，对这座城市保留其遗产和个性的意识和需求也越来越强。
第一阶段的填海造地围绕“滨海南部”和“滨海中心”，主要是支持东海岸公园大道（ECP）的建设。以后主要集中在中央商务区的扩展上。
1985年：中央区域结构规划
重点关注中央区域实体建筑质量，并在集约化与绿地和低矮的历史街区之间取得平衡，为唐人街、小印度和甘榜格南的所有地区创造了保护机会。
1986年：旅游总体规划
新加坡旅游业促进委员会发布第一个旅游总体规划，并承诺提供10亿新元的支持资金，该规划的关键就是对选定历史区域的保护和振兴。
1979年Telok Ayer Street
神庙街（Temple Street）
1985年甘榜格南俯视图
圣婴耶稣学校（现为 CHIJMES）的前修道院，左图为1971年，右图为1968年
1989年：保护总体规划
经过三年的努力，1986年《保护总体规划》（Conservation Master Plan）公布。最终在1989年将10个区域列为保护区，包括唐人街、甘榜格南、小印度、驳船码头、克拉码头、凯恩希尔和翡翠山的3,200家店屋。由此，开始了更全面的保护工作，URA也成为国家保护机构。
《保护总体规划》是中央区域结构规划的一部分，确定了整个历史街区和主要绿地以及需要进一步集约发展的区域。
唐人街、小印度和甘榜格南保护手册系列
1985年（上）和1989年（下）的尼尔路。为创建URA第一份历史建筑物清单，URA的摄影师在六年中拍摄了10,000多张照片。
店屋的六种建筑风格
拓展/ 更精细地保护
1990s
在整个1990年代重点一直是梳理和深化可能符合国际标准的保护原则和规范，除历史街区，保护工作还扩展到其他地区，包括平房和二级居住区。此外为了满足现代需求，还在历史街区进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
1989年出版的《保护工程程序》旨在帮助业主了解保护工作的要求和程序。
上世纪90年代，新加坡系统、精心地进行了基础设施的改进，确保历史悠久的地区能够满足现代化的需求。
现在的丹戎巴葛（Tanjong Pagar）
1980年代丹戎巴葛地区分批出售店屋规划示意图
作为试点的尼尔路9号修复工作，历时四个月完成。图中展示了更换饰板梁、楼梯和装饰造型的过程。
1991年：平房和次级居住区
除历史街区外，保护工作范围扩大至平房和次级居住区。次级居住区反映了1900-1960年代新加坡在市中心以外地区的城市发展情况。海滩路、惹兰勿刹、芽笼和河谷是第一批被公布的保护区，其后几年又增加了其他地区，例如马里士他、若切和中峇鲁。迄今为止，已经有10多个次级居住区和200多个店屋被列入保护名录。
1992年亚美尼亚街和乐耀街的交界处
2001年亚美尼亚街36和38号
1992年：提升实践
聘请英国专家顾问对保护立法、建筑和工程方面进行指导，并举办有关保护和恢复的工作坊和研讨会，以将保护实践提高到国际水平。
1993年：提高标准
为了提高保护标准，URA和当时的保护古迹委员会出版了《Objectives, Principles and Standards for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for districts and monuments including the appropriate methods for restoration work》，介绍区域和古迹保护和保护的目标、原则和标准，包括修复方法等。
1995年：建筑遗产奖（AHA）
为了提高修复质量和保护工作的标准，1994年设立了“Good Effort Award”，并在1995年设置“建筑遗产奖”（AHA），以表彰修复工作中的最佳做法。迄今为止，AHA仍然是一个鼓励和激励专业人士和社区关注修复质量的重要平台。
历年“Good Effort Award”/建筑遗产奖得主，顺时针依次为：明古连街77号（2012年）、贾兰苏丹101号（2012年）、翡翠山74号（1994年）、洪山寺（2013年）、阿卜杜勒·加弗尔清真寺（ 2003年）和皇后坊（1994年）
新发展/ 发展与保护，如何选？
2000s
21世纪初，主要的历史建筑已经得到了保护。随着人们对集体过往和共同认同的增强，他们的期望也发生了变化。人们希望能够更加广泛和深入地参与保护过程，以期寻求地域特征和土地集约利用之间的平衡，重点也从保护单个建筑物转移到遗产建筑，包括桥梁和塔楼，开始深入研究如何保留和提高地域特色。同时，在重要的修复工作和历史建筑的管理中，社区也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2001年：概念计划
2001年的概念规划更加强调通过公众咨询和焦点小组讨论地域特征和土地集约利用之间困境所产生的特色和遗产。
2002年：环境保护咨询小组（CAP）
为了给个人提供一个常规平台来提出保护提案，CAP作为一个给URA提供建筑遗产提案的独立小组成立，提出要研究的建筑物，并促进建筑遗产的公众教育和宣传，于2018年结束。
2003：地域特征规划（Identity Plan）
除保护建筑物之外，地域特征规划还被作为土地利用规划的“plus”项。它提出了关于如何保留和增强15个地方特殊性的想法和建议，这也是《 2003年总体规划》审查的一部分。该规划将持续更新，增加更多领域，并努力增强地方特性。
公园和水体地域特征规划及各种报告
2008年：新加坡国立大学敦陈祯禄峇峇屋（The NUS Baba House）
新加坡国立大学敦陈祯禄峇峇屋是社区在良好的修复工作中做出的杰出典范，它透过保存完好的建筑风格和历史文物，呈现新加坡土生华人社群丰富多彩的文化。
新加坡国立大学“敦陈祯禄峇峇屋”
2009年：遗产建筑
保护工作扩大到保护遗产建筑，比如公园和水库中的桥梁、瞭望塔和凉亭等。
1992年亚美尼亚街和乐耀街的交界处
2001年亚美尼亚街36和38号
合作/ 建立更紧密的伙伴关系
2010s
进入2010年代，公共、私营和民众之间在保护工作上的合作越来越紧密。个人和社区在建筑遗产确定和特征塑造上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并通过故事、演讲、电影和游览等新方法来使建筑遗产更易于理解和接近。同时，利益相关者还在历史文化区和主要社区积极领导场所营造工作，以此来保持区域遗产和文化的丰富性。
2010年：我的社区（My Community）
“我的社区”是一个公民和文化遗产组织，由两名学生创办，最初是在皇后镇（新加坡最古老的住宅区之一）提供带导游的游览。此后发展成为由志愿者领导的组织，主要经营博物馆、进行遗产研究并组织社区活动。
My Community 的遗产之旅，© My Community
2012：Singapore River One
URA鼓励私营企业和公共机构协同工作，这些利益相关方自发组成了一个名为Singapore River One的非盈利机构，专门从事新加坡河的社区营造活动。小印度、甘榜格南和唐人街等其他地区的场所营造小组也一直在自己的辖区积极领导工作。
2014年：达哥打弯建筑师（Dakota Crescent）
乔纳森·珀（Jonathan Poh）发起了“达哥打弯”运动，为保留由新加坡改善信托基金（Singapore Improvement Trust）开发的六座历史悠久的公共住房铺平了道路，反映出个人和社区在积极塑造新加坡建筑遗产方面做出了更多自下而上的努力。
达哥打弯© Save Dakota Crescent
2015年：社区遗产故事板（Community heritage storyboard）
为了鼓励社区为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的建筑物制作故事板，URA推出了社区遗产故事板。第一个制作故事板的是Seletar East Camp 450街区，这里驻扎着新加坡第一个也是服役时间最长的防空部队——第160中队的士兵。
450街区©160 Squadron
1970年在阅兵广场上举行的火炮系统游行
2002年广场举行了最后一次阅兵
2017年：现代建筑
通过仔细权衡土地使用需求，并与保护咨询小组和利益相关者进行磋商，多年来，许多现代建筑也受到了保护，这些都在“现代历史遗产”展览中展出，展示它们对新加坡建筑遗产的重要性。
展望 / 保护的未来什么样？
1990s
在城市不断更新和恢复活力的同时，如何在我们的集体和个人记忆以及公共领域中定义和塑造我们的遗产和叙事呢？
2016年：保护技术手册
为了加深对质量恢复的认识，并与建筑技术和材料科学的发展保持同步，URA与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onuments and Sites）新加坡分会合作编写了八卷的系列保护技术手册。
Nikhil（最右） 2016 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开设了第一门石灰石膏课程。© Nikhil Joshi
2019年4月培训人员在墙上抹灰，这也是建筑中石灰灰泥技术和使用培训的一部分。© Nikhil Joshi
2018年：Heritage and Identity Partnership（HIP）
HIP继承了先前的环境保护咨询小组（CAP）的职责，除了向URA提供有关遗产和建筑物保护的方法的建议外，还为保存建筑遗产和场所记忆做出了贡献。
史密斯街的罩棚和壁画
岳海清庙修复，© Lim Shao Bin
用于帮助寺庙修复工作的光探测和测距 (LIDAR) 图像。
在剧烈的城市更新背景下，城市保护概念从提出到逐步深入人心，从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到自下而上的人人参与，新加坡经过了3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在大开发环境下保护、利用了建筑遗产和场所记忆，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城市更新及营造样本，有力回应了城市化进程中的广泛困境。
内容就到这儿了，对于新加坡的做法和经验，您有什么想法留言和我们分享吧！同时对于城市更新有哪些想要了解的问题和案例，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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