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她珍惜离家在外的每一天。也许明天就要回去，也许永远不再回来。
“我当然知道这是好事，我高兴、高兴、高兴……”李文丽转过身去，用袖口擦了擦眼圈，眼底一片绯红。“出来这么多年，我给一个个雇主家带了那么多孩子，现在儿媳妇要生了，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回去。”
56岁的李文丽离开甘肃老家到北京做家政已经整整8个年头——和这座城市里绝大多数家政女工一样，她的工作内容无外乎照顾孩子、伺候老人、洗衣做饭、打扫房间；但和大家认知里的家政女工形象也有不同，她有自己的笔名梦雨，爱写诗、画画、唱歌、跳舞，她在综艺真人秀《超级演说家》里侃侃而谈、为家政女工发声，她参演法国知名编舞家杰罗姆·贝尔团队的舞蹈作品，在王府井吉祥大戏院里翩翩起舞。
去年春节，李文丽回家是为了给儿子办婚事。婚期定在正月初九，婚礼结束后的第三天，全家人决定给李文丽补过一次生日。“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过这么隆重的生日，去KTV里面唱歌，然后孩子们给我准备了生日蛋糕，儿媳妇给我买了金手链，还送给我一双靴子和一套化妆品。”那一天，距离李文丽真正的生日晚了二十天，李文丽高兴得一宿没睡。“那是这么多年唯一一次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都聚在了一起，我倒是不希望他们破费买我不喜欢的东西，但也是孩子们的心意。”
不过，即便是在春节这样带有浓厚团圆意味的节日里，从心而论，李文丽其实也不太愿意回去。“说实话，回去太受罪。在北京雇主家里住的都是暖气房，老家农村的房子没暖气，烧个火炉根本不管用，太冷了，而且一进门就是干不完的活儿啊。但是我得回去，孩子们一年到头都在外面，今年两个儿子都要带着儿媳妇回老家过年，我不回去可不行。”前几年，李文丽每次过年回老家都要在行李箱里塞上满满的书。“文学小组里的老师有时候会买一些书送给大家，也有我自己买的。我现在越来越喜欢看非虚构类的，会觉得读起来很落地、很有力量。”
李文丽口中的“文学小组”在北京东五环外的皮村，每周六晚上七点，有高校老师、文学研究者、作家作为志愿者在这里和来自全国各地到北京务工的人员一起讨论文学和艺术作品。李文丽是这里的常客。“文学小组这几年办了几届的‘劳动者文学奖’征文，我还得了一个年度作者奖呢。对了，这个送给你，这里面都是我写的东西，不过没怎么编辑过，有的还有空白页和错别字。”李文丽递给记者一本书，足足有一拳厚，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封皮上写着《梦雨的世界》，梦雨是她给自己取的笔名。这是皮村文学小组的老师和志愿者帮李文丽整理的作品集，里面有诗歌，也有画作。去年11月，李文丽带着它到广州的inD艺术书展上去为文学小组做宣传。“书展上好多人想买，问我多少钱一本，可是这不是正规出版的书，我们都不敢卖。后来问的人太多了，我们想干脆卖几本试试，结果50块钱、80块钱都有人要。”
但李文丽没有把这本书带回老家。不仅如此，这个春节回家，她一本书都没带。行李箱里的几支画笔也没机会拿出来，又被她原封不动地背回了北京。
“家里没人爱看书，都看‘快手’。”李文丽的丈夫把手机举到她面前，想给她看自己平时赖以打发时间的短视频，李文丽回了一句，“那都是假的。”“我写的东西就更没人看了，我老公觉得我写的还不如小学生。有时候我写到他，他看了更生气。”
已经习惯了雇主家常年低油少盐的饮食习惯，回到家的李文丽也几乎不再做重口味的饭菜，但他的丈夫却无辣不欢。“他就是找事，问我为什么做菜不放辣椒，说‘你李文丽现在是个人物了，不愿意伺候我了，心野了’。后面就开始用各种难听的话骂我，抄起手边的家伙就朝我这边打，我顺手就把擀面杖也拿起来了。”“现在，他不相信我可以凭自己的能力去广州参加书展，更不相信我是去给文学小组做宣传，骂得太难听了，我气啊。”两人厮打吵嚷，惊动了邻居。“村里好多人还没看到我回家，就先听说我们打架了。”
记得刚刚参加完《超级演说家》那年回家，“当时我觉得整个县里都很轰动，连县里的妇联主席都夸我，说李文丽真厉害。我老公当时也挺高兴的，还听我讲好多录节目时候的事情。”
在苏州工作的大儿子心疼李文丽，见父亲如此不讲道理，当晚就要带母亲去苏州。“我哪能让儿子带我走啊，我走可以，他不能走，他是家里老大，他的祖宗都埋在村里，他不能这么走。”李文丽顿了顿，“大过年的，我也不能走。其实他也不是坏人。”
李文丽回家前一个多月，丈夫刚刚失业。由于早年间车祸落下了残疾，李文丽的丈夫很少出远门，只在村子附近打打零工。“前段时间他找了个帮人打更看门的营生，现在人家不用他了，他又回家了。从我一进家门他就看我不顺眼，我穿条格子裤，他说这么大岁数了还穿个花裤子，说我头发也不梳好，像个疯子一样。”
李文丽曾经跟丈夫商量过，是不是可以一起在北京打工，但丈夫不愿意。最初一次采访时，李文丽说，婆婆年事已高，家里有老人需要照顾，丈夫也怕腿脚不好，在北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现在，李文丽觉得，“他就是愿意在家里，没事找人聊聊天，在村子逛着看看热闹。还想我也回去伺候着他。”
“我以前都是听他的，现在不可能了，我都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要怎么过。”“也可能是我俩分开太久了，相互都有点不熟悉了，说不定等我回去，两个人在一起待一段时间就好了。”
没等到正月十五，李文丽就又回到了北京。春节的气氛还未完全褪去，她背着行李匆匆而来，和她最初来北京时的场景倒有几分相似。
2016年初春，李文丽通过县妇联联系到北京一家家政公司。出发前，李文丽和丈夫拿着一张北京地图翻了一宿。“我当时就寻思，我是通过县妇联联系才去的，肯定不会受骗。那我就没什么好怕的，其他不会的我都可以学。”
坐了18个小时的大巴，李文丽最终在六里桥长途客运站下了车。“我给家政公司对接的老师打电话，她问我能自己过去吗？我说能，她就发给我一个地址。”李文丽对着地址问路，按照地面上的箭头指引找到地铁站，地铁轰地开起来，李文丽吓得浑身一抖，那是她生平第一次坐地铁。地铁转地铁，公交再转公交，李文丽最终来到了位于通州土桥附近的家政公司，联系人都夸她聪明，居然不用接站自己就能找来。
家政公司给李文丽进行了半个月的培训。培训结束后，老师跟她说，“如果有雇主问你干这行多久了，你就说来北京干了十多年了。”后来有雇主找到李文丽，问她干保姆几年了、有没有照顾过孩子，“干了十多年”几个字在嘴边打转，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我以前在银川帮人带过孩子，在北京没干过。”
这段经历后来在李文丽接受媒体采访时经常提起，见诸媒体最多的说法是，她从小就喜欢北京，既然都是出来打工，为什么不一边打工挣钱一边看看北京。
喜欢北京是真，想要多挣点钱也是真。“如果待在村里，那就是种地，累死累活也挣不到钱。我就不想种了，在家附近打点工，农忙的时候再回去，那时候公婆身体都还行，也能在家里干点活。”李文丽跟家里人商量着，丈夫干不了重活，孩子上学又要用钱，日子得过下去，她决定离开家出去打工。
其实，在到北京前，李文丽已经陆续在兰州、银川打过好几年零工。在餐馆刷过盘子，在酒厂码过瓶子，开店卖过馒头，医院做过护工。“那时候孩子上学，家里有老人在，也不能完全脱开身，有时候家里一个电话我就回去了，时间长的时候回去一待就是半年。”就这样断断续续近10年，“但感觉也没挣到啥钱。后来孩子慢慢大了，儿子要结婚了，我得多挣点，北京的工资可比老家的高。”
李文丽说，现在留在村里的要么是老人、孩子，要么就是病人或者身体有残疾，“地都是承包出去，能干活的都出来打工了。”
李文丽本想着这次从家里出来就不再做住家保姆了，她想在皮村附近租个小房子，平时做做小时工，这样她就有更多的时间干自己喜欢的事情。“现在我可能干不了多久了，租房子要钱，当小时工挣得又少。”李文丽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之前的雇主，雇主依旧希望她回去照顾家里三岁的孩子。“既然这样，我就还是回去接着做住家保姆呗，干一天算一天。”
最近三年，李文丽的三个孩子相继结婚，两个儿子大学毕业后一个定居苏州，一个去了新疆，最小的女儿在离老家村子不远的县城里经营一家小理发店。看着孩子们一个个成家立业，她一度觉得自己终于可以“狼心狗肺一点，不完全为了挣钱了”。
确实，在北京打工，李文丽打开了一个之前从未想过的新世界。如今，对于接受媒体采访这件事，李文丽也显得轻车熟路：
“我这周有两天休息时间，我看看哪天方便跟您说，最迟周三答复您。”
“您这边是报纸，那采访过程还需要拍视频吗？需要带我画的画吗？”“皮村工友的公众号里可以看到我写的诗，我等下发给您，写稿子时候说不定用得上。”
在这个新世界里，她似乎不再是从前的李文丽，而是那个更自由的“梦雨”。“我从小就爱做梦，好多都是稀奇古怪的梦，也喜欢下雨天，所以就给自己取了这个笔名。”
李文丽回忆起自己最近的一个梦境：大雪纷飞的空地上，我们二十个人，伴随着欢快的音乐“群魔乱舞”。突然，音乐就停了，灯光也暗了，幕布落下来，我们都定格在寂静中。
这是梦，也是李文丽生活中真实的“盛会”。“五月份在北京应该还有一次公演，到时候我帮你搞张票。”去年九月，李文丽参演了法国知名编舞家杰罗姆·贝尔团队的舞剧《盛会》。那一晚，当灯光亮起，李文丽在偌大的舞台上接受观众的阵阵掌声，她说她真实感受到了自己的身体，感受到了生命存在的意义。
“我是在皮村认识了谷仓乐队的主唱许多，就是他把我引荐给导演的。”当对方联系到李文丽的时候，她甚至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一共二十几个舞蹈演员，大家都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就排练了五天，中间好多人的名字我都叫不出来。”《盛会》的参演者有专业舞蹈演员、体操运动员，有轮椅使用者，还有唐氏综合征患者。“这个舞蹈的主题就是庆祝身体解放，撕掉标签，每个人的身体是平等的。”——这是李文丽心中的《盛会》。
演出结束，李文丽走出戏院，目之所及是王府井大街璀璨的霓虹灯和熙来攘往的人群。“我突然觉得，这才是真正的首都啊，这才是原先在老家电视里、新闻上、视频里看到的北京啊。我从老家的小家里走出来，又来到大城市高高的‘家’里，其实干的还是家务活。我那一刻才感觉，我是真的在北京。”王府井地铁口，李文丽显得手足无措，泪水夺眶而出。回到雇主家已是深夜，李文丽拿出画笔，把这场《盛会》里的舞者一笔笔画了下来。
李文丽喜欢身体舞动起来忘记烦劳琐事的感觉。最初来到北京时，每周一天的休息日她无处可去，在公园里散步，偶尔会跟着广场舞的队伍跳上一会。“三月份北京还是挺冷的，也不能一整天都在公园，真是不知道去哪。”李文丽在网上搜到了一个名叫“鸿雁之家”的地方，网上说，周末，家政女工可以到那里免费休息，还有很多社团活动。“我开始怕是传销，不敢去，哪有那么好的事。”后来一起培训的姐妹给她打来电话，“文丽，你快来吧，特别好，可以唱歌、跳舞，还能免费上网。”
在这家为家政女工提供帮助支持的社工服务中心里，李文丽体会到了可以歇脚的“家”的感觉。她唱歌，跳舞，学做手工皂，听法律知识讲座。
2022年疫情期间，李文丽的雇主家就在鸿雁之家附近。“92岁的老太太，疫情严重的时候她整天都不让我开门、开窗户，有时候我打电话她都觉得病毒会从手机里传过来，更别说让我休息的时候出门了。”后来李文丽找到老人的儿女沟通，诉求很简单，她每周周末要休息一天，这一天她要出门，要去“鸿雁”。“‘鸿雁’就像是我每周一次必回的‘娘家’，是我的充电宝和加油站。”
“我带你去‘鸿雁’看看，一眼就能看出来那些人就是我们做家政的。”那是一个商住两用公寓里的地下室，穿过小小的门厅后是一间铺着瑜伽地垫的简易舞蹈室，里面有一整面墙的镜子和一个自带音箱的点歌台。“啊，你来了，太好了，你好久不过来了吧。”熟识的朋友跑上来拥抱李文丽，“这是我从老家专门带回来的米饼，一起尝尝。”
李文丽脱掉长长的羽绒外套、卸下肩上的双肩包，和她的姐妹一起跳舞，音乐从《站在草原望北京》到《相逢是首歌》，从《欢聚一堂》到《后海酒吧》，她穿着格子裤，一曲接着一曲地跳。
“我特别喜欢跳舞，最开始休息的时候去‘鸿雁’，可以跳一整天都不累。现在我也喜欢，但是每次跳完之后，会觉得很失落。”
“嗯，说不好。可能是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难得的休息时间应该用来看书和写东西，我却用来跳舞了。本来我就在北京待不了几个月了，还跳舞。”
“我过几天要去澳门参加一个文艺节，通行证和签注都办好了。跟之前去广州书展一样，也是去给皮村文学小组做宣传。”李文丽说，她已经和雇主说好了，去澳门来回四天，女主人会和公司请年假在家照顾孩子。
今年1月，皮村文学小组受邀参加inD广州艺术书展，李文丽作为文学小组的成员之一前往广州负责书展摊位的布置和线下交流。八天时间，她给陌生人介绍文学小组成立的初衷和主要活动，她与很多线上关注文学小组的朋友“奔现”，她看见了珠江，吃到了猪脚饭。一位来逛展会的年轻摄影师几次在展位前驻足：“你在什么情况下会想要写作和画画？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你们会通过摄影展现打工人的工作和生活吗？”李文丽一边拿起文学小组微信公众号的二维码和一本《新工人文学》的刊物，一边逐个回答年轻人的问题，“我们文学小组也拍过纪录片，也有新工人摄影。”最终，这位摄影师没有扫描她手中的二维码，“他甚至连摸都不想摸一下我们的刊物。”李文丽说，文学小组摊位售卖的价钱是整个书展里最低的一家，也是左邻右舍摊位中卖得最好的一家。“当他们听说我们是一群打工的人，白天忙着挣钱，晚上利用休息时间去听老师讲课并写了这些作品的时候，他们脸上惊讶的表情，像是突然中了五百万大奖似的。”
她把这首诗发表在自己的公众号“梦雨的梦”里，结尾处插入了邓紫棋的歌《喜欢你》。
李文丽说，已经有出版社联系她，希望可以正式出版她的作品。“要是真能出版，到时候我再跟家里人说吧。现在说了他们也不信。”“我现在珍惜能够在北京、能够出去看看的每一天，能去‘鸿雁’、能去文学小组听课，我就知足。”
儿媳的预产期在9月，儿子说，一切尊重母亲的意愿。李文丽说，她打心眼里喜欢农村老家清新的空气，但她更爱“鸿雁”和文学小组里自由随性的学习氛围和没有约束的时光。
李文丽已经和雇主说定，随时都可能离开。也许明天回去，也许不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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