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与父母的告别——《脐带》导演乔思雪寻找草原上与家人的自然诗意
转自 | 澎湃有戏、深焦 DeepFocus、中国电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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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思雪导演的《脐带》于3月18日上映,本片曾在去年第四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获得了最佳技术奖,是本次海影节唯一获奖的华语片。同时本片也是唯一一部入围东京国际电影节的中国内地作品。
电影讲述一位蒙古族马头琴手阿鲁斯因不满哥哥对患有阿兹海默症的母亲的照顾方式,决心带她回到草原故乡寻找丢失的记忆,一起面对生死抉择的故事。
剧本的起源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乔思雪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的鄂温克旗。世界四大草原之一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成为她小时候时常光顾的“游乐场”。
导演乔思雪
“一直以来我跟父母的关系都挺疏远的,我们各自有自己的脾气,需要各自属于自己的空间。”导演乔思雪说道。2013年家人送乔思雪出国读书之后,至亲之间的联系就变得更加淡漠,她那时候像一块海绵一样,忙着在新世界里吸收新的文化、交新的朋友。
“说实话有时候我会突然想起来,我的世界里还有我妈妈这么一个人。”那时候乔思雪正要毕业,处于困惑自己将来的去留,“但我确实挺想家,有时候甚至能闻到草原上青草混着水汽的味道,所以那时候总是听乌仁娜的歌,她的音乐那时候给我很大的安慰,让我有一种安全感和力量。”
真正启发乔思雪的是一天在巴黎街头碰到的一位法国中年女人,她跟乔思雪母亲年纪差不多,穿的特别单薄、精神涣散地一个人在街头来回徘徊,显然她有阿尔茨海默症的症状。
这使乔思雪一下子就想到了自己母亲,晚上跟她通话才知道母亲的近况并不好,她因为更年期的关系患上了抑郁症。那一刻乔思雪感到深深的内疚与自责,认识到她和母亲的关系确实疏远了,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怎么重新拉进二人之间的距离。
“所以我才写了这个故事,想要去探索我跟我母亲之间的关系。剧本写完了,我才觉得我该回家了。”乔思雪分享道,“因为这个故事的根在呼伦贝尔草原上。再加上我一直有一个念头,就是想拍一部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草原电影。”
人站在大象面前只能看到它的局部,这就像我们跟父母以及故乡的关系。第一个阶段是他们作为我们父母的角色,我们对他们的情感以及认识很主观,也很有局限性。
第二个阶段是我远离他们身边,把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去看待,才似乎看到了他们的“全貌”,他们的优点缺点都会暴露在眼前,他们的人格和品性未必我都会欣赏。那些不可调和的矛盾或许会让人困惑很长一段时间,但是血缘不会因为个人喜恶发生变化,反而会使我们调整心态接受和理解父母。
“我写完第一稿的剧本时在一个离故乡很远很远的地方,通过筹备拍摄才一步步慢慢再次走近我的父母。”乔思雪谈到。
为了找到合适的拍摄场地断断续续乔思雪用了一年的时间,独自开车走了将近上万公里,去很多从来没去过的小镇,见到一些从来没见过的人,像是在这儿又重新出生了一次。
对它的情感变得比以往更深了,发觉我是这么深爱着这片土地和这里生活的人。物理上,我们总有一天要剪断脐带,和亲人告别,但生命的存在不仅仅是肉体上,它更多时候是精神上的,我们的亲人和真爱的事物曾经存在过,并将会永远以记忆的方式陪伴我们。
电影人精神的传承
电影《脐带》从创投开始到东京电影节作放映总共花费四年时间。
导演乔思雪从2017年开始尝试写这个剧本,2018年正式进入剧本创作并仅用一个月就完成了第一稿的写作。在此之后的三年时间,乔思雪总共完成了16稿剧本的修改工作。
按照原始计划,电影《脐带》的拍摄工作被安排在2019年底到2020年年初。但由于疫情,整体拍摄工作一直到2021年年中才开始推进。
“其实我挺幸运的,当时剧本写了2年,去参加first电影节创投,很幸运的碰到我的制片人刘辉,因为他也是内蒙人,对这个故事很有感触,他第一时间把这个剧本分享给了姚晨老师和曹郁老师,很意外的他们很喜欢这个故事,故事里孩子和母亲之间面对生死离别最质朴的情感让他们很感动,曹郁老师也对草原以及蒙古族音乐非常喜欢就这么定下来了我们最初的团队。”
不仅如此,声音指导富康、剪辑指导张一凡、造型指导李宙几位老师看完剧本后也很喜欢,愿意与导演乔思雪一起实现这部处女作,有了行业内经验丰富的前辈加入主创团队,使得电影《脐带》有了非常好的艺术基础作为项目的开始。
“回草原,拍一部草原电影一直是我心愿,拍一个新面貌的草原电影,但从文字到影像是一个漫长又充满曲折的过程。”乔思雪回忆道。
在大自然里拍戏还是要靠天气“赏饭”,电影《脐带》的主场景在一片森林的中央,每次进去拍摄变成了剧组最大的任务,碰上个风霜雪雨天气,车就进不去,大家就得背着器材,徒步一两个小时才能到取景地,拍摄敖包那场戏的时候遇上八级大风,人站在山上随时就会被吹下山崖,不得不停拍一两天。
“其实我作为一个新人导演,在走出电影学院后,确实是没有太多的拍片经验,能跟他们合作我是很幸运的。”实际上,与行业前辈合作共同完成电影创作也具有极大的挑战性。
因为他们对电影很有责任感,所以对工作的细节要求很高,“这也让我得提起百分百的精气神,把自己也提到这样的标准上来”乔思雪笑着说道。每一个主创对做一部好的作品都怀有激情和最纯洁和赤诚的心,这就是一种电影人精神的传承。
结尾最后那场篝火戏,全剧组一起见证了超级月亮加月食,开机的那一刻是一条细细的月牙,到拍完最后一个镜头月亮变成了满月,拍完那场戏天就亮了,整个电影就像做了一场梦一样醒了,“大自然也把我们所有人都真正凝聚在了一起。”
资深演员与素人合作
选角对于一部导演处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脐带》中的主要角色,也是经过一番精挑细选。在电影《脐带》中饰演母亲的巴德玛是一位很资深的内蒙演员,而饰演儿子的伊德尔即本身是一位音乐家,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演技方面的尝试。
“我非常喜欢巴德玛老师的表演处女作《套马杆》,很神奇的是那部电影当时也是在呼伦贝尔拍的,所以这是一种很奇妙的轮回。”1991年,由其领衔主演反映蒙古精神的电影处女作《套马杆》,给乔思雪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于能和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合作,乔思雪深受鼓舞。
难得的是三十年之后,巴德玛老师还过着非常朴素的牧民生活,音容笑貌还保留着像孩子一样的纯真和可爱。乔思雪记得最打动自己的,是巴德玛的眼睛,“从当中看到了慈祥与童趣,这二者非常有机地兼容了,完全感觉不到岁月在她的精神上刻下的痕迹。”
制片人胡婧也惊喜于在这位60后艺术家身上看到出乎意料的“少女感”,“她一笑,你就会觉得,她完全是一个少女,见过她以后,我就和导演感慨,少女这个词真的不是形容一个人的容貌,而是一个人呈现出来的心境和状态。”
把这种旁人的“眼光”转达给巴德玛,她爽朗地哈哈大笑起来,“我这个人生活的各方面都挺简单的,有些时候就挺像小孩。”
而电影恰恰需要这个“像小孩”的状态。电影重置了母亲和孩子的关系,因为患病,母亲的行为退行到孩子的状态,儿子却在不得已中一步步转换为一个照顾人的“家长”的角色。
影片中有大量即兴表演的段落,一场阿鲁斯和醉鬼一起修补房子的戏里,巴德玛顽皮地玩起粘在墙上的塑料布,顽皮、童真的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形象被恰到好处又不显造作地诠释了出来。巴德玛谈到当时的表演状态不以为意,“因为我本身像小孩似的,特别简单,这种状态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表现。”
至于伊德尔,他用马头琴演绎《权力的游戏》的音乐,在网络上非常有名。乔思雪对他做的事情很感兴趣,因为他把传统民族音乐,用电子音乐的方式去展现,带到新时代。怎样运用好这个工具,把文化里最珍贵的东西带到现在,也是乔思雪一直想做的事情,所以最早“阿鲁斯”这个角色有参考伊德尔的经历。
但是最开始乔思雪并没有想邀请伊德尔本人来演这个角色,因为他没有表演经验,自己也是新人导演,没有信心能把握好他的表演。
但是我们的监制见过他本人之后,觉得他的样子很能反映新一代蒙古族的面貌,整个角色的基础,都来自于他,他只要放松下来,做真实的自己就一定能胜任。
“最难的一点是他跟巴德玛老师,其实以前并不认识。然后,他要跟这样一个陌生的年长的女性饰演母子关系,对他来说是很有难度的。后来,我们让她俩每天同吃同住,包括每一天在片场休息的期间,都同坐一辆车。”乔思雪坦言巴德玛老师身上散发着一种天生的亲切感与母性光辉。片场的每一天,她都像家长一样嘘寒问暖,关心每一个人。
随着时间的流逝,伊德尔与巴德玛之间逐渐产生了一种接近亲情的羁绊。拍摄最后一场篝火告别戏时,面对母子离别时刻的来临,伊德尔眼中泪水不断,完全超出导演预期。
片中给导演最大惊喜的演员,则是与伊德尔饰演情侣的娜荷芽。作为一名素人演员,娜荷芽在片中饰演的塔娜一角,可谓形神兼备。角色与真人生活之间存在诸多交集,“她们”同样动手能力极强,会骑摩托,会开手动挡的皮卡车等。
在此之前,娜荷芽曾在北京上过大学。她见过大都市的车水马龙,也曾在钢铁森林里为了生活而奔波。后来,经过认真思考,她选择了重新回归草原生活。
电影里,绝大部分主演是素人演员。除了巴德玛外,其他演员均来自呼伦贝尔市。在母语环境中,这些本色演出的演员对角色把握相当精准。他们对人物质感的呈现,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脐带”的精神含义
影片中的母亲时不时地逃出家去或是走到水边,为看住母亲不乱跑,阿鲁斯只得找一根绳子,一头拴在母亲腰上,一头拴在自己腰上。这根“脐带”成为阿鲁斯和母亲之间看不见的纽带,也成为生命和亲情无形羁绊的具象外化表现。
演员巴德玛喜欢片名“脐带”的意象。“这个电影首先吸引我的就是它的名字,‘脐带’这个概念,人与人之间,妈妈和孩子的那种连接,由一根具体的绳子外化出来,同时也是一种心灵上的羁绊。”巴德玛这样谈起她对影片主题的理解。
片中最后一场戏,篝火旁阿鲁斯和母亲跳着舞,母亲问他:“你怎么这么不高兴,是那个姑娘不爱你吗?”阿鲁斯哭着说:“爱,她只是暂时忘记了我的名字。”这个年轻人牵着年迈的母亲,带领她回到家乡。篝火中母亲跟着家人走向草原深处,儿子割断绳子,割不断人和自然之间更深远的连接。
“对于结尾之所以使用这种魔幻的处理方式,是因为我们希望不只从他们身上感到悲伤。在大草原生活中实在看到的出生和死亡都太多,像从小会看到爷爷爸爸杀羊,看待死亡方式也不一样,所以电影最后的处理,来自于当地的生活与感受。”
在草原上,生死的发生是经常又自然的。“我不认为死亡是代表终结,因为死亡也是生命另一个开始。通过两母子连结在身上,作为父母,或子女,都要接受有一天要放手,去远方也好,成家,还是要告别。在这个时候,剪断这条脐带并不代表真的要剪掉我们之间的关系。”
这根“脐带”成为阿鲁斯和母亲之间看不见的纽带,也成为生命和亲情无形羁绊的具象外化表现。最后让我们一起通过《脐带》的预告片,感受这部“新时代草原电影”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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