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做公益，看王克勤、邓飞、大使夫人、张立都怎么说
你为什么会做公益?这是一个几乎每个公益人都会被问到也会自问的问题。对这一问题，那些备受关注的公益人会如何回答呢?尤其是当面对公众进行讲述的时候。
9月17日，在听道讲坛“预见一个更好的未来”公益专场，大爱清尘发起人王克勤、阿拉善SEE基金会秘书长张立、美国驻华大使夫人Melodee Hanes、免费午餐和心唤醒项目发起人邓飞在讲述自己的公益追求时纷纷提到了自己的初衷。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在这样一个非公益行业的演讲场合是如何讲述自己为什么做公益，为什么发起公益项目的。
王克勤：我也可能就变成那个被尘肺病的农民
好多人都在问，说王老师你是一个城市的精英，你何以对尘肺病农民如此呕心沥血?
我说没有那么多高深的理论和更高大上的理想，我的想法很朴素很简单，如果没有当年的高考制度，我可能就上矿上打工，我也可能就变成那个被尘肺病的农民。
当企业视而不见、当国家视而不见、当制度把我剥离出去，我是一个人，想活下去。
我是一个命，想延续下去自己的生命，于是期盼社会上有爱心的人，你伸伸手，他帮帮忙。
兴许我能够获得帮助，在医院里能够系统地接受一次专业治疗，这样，妻子将不再是寡妇，儿子将不再是孤儿，父母将不会上演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间悲剧。
这样，就有了大爱清尘。
我们这些年所能做的很有限，累计五年方方面面综合帮助了5万多尘肺病农民。
仅仅帮助是不够的，既要救现在的命更要救未来的命!让更多健康的农民不必罹难尘肺，我们想尽办法进行尘肺病的预防宣传，做了很多倡导工作。
这些工作还不够，最根本的，尘肺病的治理需要通过立法统一解决尘肺病劳工的医疗和生活问题，消灭粉尘生产环境。
于是我们动员大量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向全国两会提交议案和提案。由于持续的努力，今年元月份，国家十部委正式出台了关于尘肺病农民工的公共政策，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地方政府也开始重视尘肺病、农民工这两个关键词。
尘肺病农民问题有望在未来的岁月里逐步得到解决。
邓飞：没人救我们，自己救自己!
6月30号的晚上，我在飞机上，我的妹夫，34岁的金波，在北京呼家楼的地铁站晕倒。
在中国最繁华的一个地铁站，人山人海;距离中国最好的医院只有十五分钟的路程。但是，悲剧还是发生了。
因为医院说，他们不能出来接人，让我们找120。120的人说，他们的车在遥远和拥挤的五环，他们进不来。
地铁站的人又说，他们不懂，他们不是专业人员，家属没有来，他们不能去动病人，更不可能把病人送到医院里去。因为，万一一动他，病人出了问题，责任谁来背?
所以，金波躺在地上。他唯一的可能性，救命的可能性，就是那些不确定的志愿者。还是蛮幸运的，毕竟有三个志愿者愿意去帮助他。但是很不幸，那三个志愿者也尽力了，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因为，他们没有AED，没有这样一个救命的工具。
AED是什么?AED是一个全自动体外除颤仪。它在很多时候，可以帮助一个心脏骤停的人提升活命的机会。
在欧美国家，在日本在台湾，它们成为公共场所的标准配置。在台湾，有七千多台。但是，在我们的国家，我们算了一下，这十年，大约有一千台吧。
一方面是公共场所只有极少量的AED;另一方面，无数的人都希望有AED。因为在中国，每年有55万的人猝死。这就意味着每一分钟都有一个人要晕倒在地，可能就猝死了。
金波，在北京市，属于一个中产阶层，通过他的努力，他做到了媒体的副主编。但是当他晕倒在地的时候，绝望，痛苦，没人可以救活他。
那其他人，晕倒在地的时候，命运能够好过金波吗?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像他一样无助。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连接起来，去推动改变，去实现自救，没人救我们，自己救自己!
那我们怎么样去推动这个变革呢?
第一，我们在全国众筹一个好的标志，一个标识，一个Logo。一位留学生帮助我们设计了这么一个Logo——心唤醒，把初始的伙伴的心唤醒起来，救活他。
我们联合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建立了心唤醒专项基金，保证了行动的合法性。
然后我们把愿景鲜明地提出来，就是要在中国的公共场所，去配备足够多的AED。我们要去推动急救培训，实现一个院外急救体系。我们提出了一个口号，叫“我救人人，人人救我”。
我们联合了法律界、IT界、急救界，很多很多这样的伙伴成为我们的联合发起人。我们组建了管理委员会负责决策，组建了执行委员会负责去做执行，开展活动。然后我们在全国建立了六个中心，选择了那些愿意参与的城市，开始做试点。
金波的离去，让我们一个家庭破碎，让我们非常悲伤，但是他照耀了一个黑暗而残酷的角落，让我们看到了中国AED缺失的风险，他也帮助我们看到了每一个人可能晕倒在地以后的风险，所以，让我们行动起来，改变必然发生。
Melodee Hanes：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孩子身上
来中国之前，我是美国的律师，从业超过30年。1982年法学院毕业后，我加入了一家大型法律公司。
经过近5年的一般法律实践，我意识到，在这种环境下，我并没有找到太多的工作满意度，于是我辞职了。大约三个月后，我成为一名检察官。
一名警察找到我，给我看了一名5个月大、名叫汉娜的女孩在当地医院的照片。那些照片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汉娜原本美丽的小身体甚至在她的脸上，有人咬的痕迹;有许多骨头断了，她的肋骨被挤压，锁骨破碎，腿部骨折。医生说，这只能来自身体虐待。
父亲承认他给孩子造成了所有的伤害。母亲承认她知道这事发生了，但没有任何干预，她认为她应该只是祈祷它停止。
当我看着这些照片，我能看到的是我自己的宝贝，凯蒂，她们是完全相同的年龄。我记得我自己的想法，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孩子身上，我不在身边帮助她，我会希望有人来倾听她的声音、讲述她的故事。
我提出对父亲和母亲的指控，这在当时是非常有争议的。被告的律师公开谴责这些刑事指控，认为它应该是一个家庭问题，而不是一个刑事问题。
他们指责我是一个年轻的、热心的、缺乏经验的律师，肯定会输。我不停地对自己说，我需要的是汉娜的声音，给她出庭的日子，我能为她讲述她的故事，所以我一定要去审判，哪怕我可能会失去我的工作。
在最后一天，陪审团回来宣布了这两个父母的虐待儿童罪。
正是在那一刻，我发现我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公共服务。在我大部分的法律生涯中，我继续参与公共服务，起诉了数以百计的儿童虐待和性侵犯案件。
这也导致了我参与了许多非营利组织，主要是帮助家庭暴力受害的妇女和儿童。我担任了几十个非营利组织的董事，帮助他们成长，并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服务，帮助他们筹集资金。当我经济自由后，我给许多慈善项目捐了钱。
这一切都是我从汉娜那里学到的。帮助那些不太幸运的人，服务他们是我一生中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事。
张立：大象、老虎一只一只被干掉，研究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的本职工作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动物生态学教授。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面，我的工作主要是研究野生动物。
1999年我博士毕业，我开始研究中国的剩余的200多头大象，它们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但是也仅仅分布在云南一个非常边远的偏僻的角落里。
在保护大象的过程里，有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不单是保护的工作，还有当地人面临的发展的困境。
在过去的20年里，大概有80头象由于人和象的冲突以及盗猎被打死了。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数字，在过去20年里，由大象造成的老百姓的经济损失超过了300亿元，大概有40人被大象踩死，还有超过两百人被大象踩伤。
人和野生动物的冲突在很多边远地方越来越激烈。如何解决这些濒危物种的保护，同时要兼顾到老百姓的生存，这是摆在我们保护工作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作为一个科研人员，我们看到自己研究的大象，看到自己研究的老虎，一只一只被干掉了，一只一只被打死了，那我们的研究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些保护的工作还有什么成效呢。
显然我们自己来做是不够的。今年4月份，我加入了一个机构，叫阿拉善生态保护协会，阿拉善基金会。
这个基金会它是由600位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组成的一个环保组织。除了每人每年捐10万块钱承诺10年的捐赠款以外，企业家们还捐出了很多时间去扶持环保组织。在过去的几年里，阿拉善SEE共投入大概2.7亿人民币来做中国环境保护的工作。
阿拉善SEE做的一个重要的工作是荒漠化的防治。在退化的荒漠上来种树种梭梭。梭梭是一种当地的植物，可能每棵梭梭树能够固定10平方米的荒漠，防止退化成沙漠。
但是，怎么才能让老百姓不养羊，去种梭梭呢。我们在种梭梭的时候嫁接上肉苁蓉，肉苁蓉是一种药材，当地老百姓能够从中获得收益。这样老百姓才放弃传统的养羊，变成种梭梭，防治荒漠化。
只有环保主义者做的事情是不够的，只有科研工作者做研究也是不够的，当地的老百姓能够参与，政府的决策者能够参与，科研人员要贡献他们的科研成果，保护的机构要贡献保护的资金，只有大家都参与了，这样我们的环保项目才能够实现。
作者| 王勇
来源| 公益时报
责任编辑| 于俊如
微信编辑| 吴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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