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工作室：思想的庇护所还是灵魂的冶炼池？
当巴黎的天空在克劳德·兰迪尔的头顶上渐渐启幕，这时已是凌晨两点。这位焦躁的天才画家，冲过瓢泼大雨来到自己面临塞纳河的工作室门口，却发现一个年轻女人正在暴风雨中寻求庇护，于是收留了她。当晚，女人躺在床上，克劳德睡沙发。倾盆大雨终于过去后，克劳德醒来，发现女人仍在沉睡，身上覆满了阳光。此番情景激起了这位艺术家的创作灵感，他立马开始为她画下素描，安静而又聚精会神，直到女人醒来对着他恼羞成怒……
如上便是1886年埃米尔·左拉以印象派画家塞尚，作为主角（克劳德·兰迪尔）原型的小说《杰作》的开场。通过借鉴在19世纪法国巴黎艺术家的生活经历中，那些放荡不羁的穿着打扮和裹挟着性、权利以及创造才能的男性幻想，左拉的小说展现出将“艺术家的工作室”作为其创造力所在的经典背景——而这种观念如今显然仍在持续。这种背景似乎是将艺术家工作室视为一种令人惊奇的魔术制造之地，制造新的观念、风格或形式的魔幻之地，有时它甚至被认为是神圣的——一个使参观者成为前来艺术圣坛朝圣的场所。
保罗·塞尚的工作室，萨克·肯佩（Sjaak Kempe）拍摄
然而，艺术家的工作室延续至今，作为一个产生灵感和创造艺术的空间，它对于公众而言，到底具有何种魅力？9月8日，上海乔空间汇集丁乙、刘建华、曾范志、刘驊、刘小东、毛焰、张晓刚、张恩利、严培明、徐震、杨福东、贾霭力等12位中国当代艺术名家的“工作室”群展开幕，夺人眼球，颇为别开生面。
聚焦于这个浸淫于“创造力生产空间”本身的主题前，艺术家们早各有所见。在艺术家刘建华看来，工作室是艺术的磁场、港口、聚散地，是想象力起航的地方，审思这个大容器，自己想想也觉得不可思议。陈丹青则直言，艺术家工作室就是个干活的地方，对于有些艺术家甚至就是个作案场所，只要进入这个场所，就能进入创作状态。而张恩利也存相似看法，说工作室就是个母鸡下蛋的窝。
记忆的盒子 ，1982-2016
乔空间“工作室”群展，张晓刚工作室，张晓刚拍摄
然而另一些艺术家谈起工作室来则要显得亲密得多。作为“真正在工作室里工作的中国艺术家”，张晓刚对于自己的工作室充满了感慨。在他看来，工作室是他“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桃花源，在其中，他做梦、发呆、呓语自省、同神圣者对话；在其中，面对自己的作品，他或喜或悲，时而自大又时而自虐，在自己的试验场日复一日努力、坚持，守候偶获的惊喜。
这种私密性在贾蔼力这则被拉入一种近乎宗教性的创作体验。大幅的作品和各种散置的创作原型，使贾蔼力的工作室中也隐伏着一股其画境中的灰败情绪。
未命名 2016 180x240cm 摄影，贾蔼力工作室
乔空间“工作室”群展
可见，对工作室的不同看法在构成不同的工作室样态的同时，也表现出了艺术家们各自不同的气质特点。因而，艺术家工作室的开放，便使得艺术家及其作品独有的个性，变得可感可触。也正因如此，许多在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画家，其工作室都被保存至今。
弗里达·卡萝博物馆（蓝房子）
罗丹的“明亮别墅”
路易丝·布尔乔亚在她的曼哈顿之家，2007年
路易丝·布尔乔亚的曼哈顿之家
在每年迎接着大量游客的工作室群中，除了文章开篇所展示的塞尚工作室外，其他值得注目的工作室不胜枚举。例如，在墨西哥的弗里达·卡萝博物馆独具特色的“蓝房子”；巴黎郊区，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作为工作室兼住宅的“明亮别墅”；最近开放的路易丝·布尔乔亚的曼哈顿之家；以行为表演和装置来表达观念的艺术家大卫·爱尔兰在旧金山Capp街500号的家，等等。
我们试图在对艺术家工作室的参观中，触摸到其创造力来源的蛛丝马迹、那些散置在空间中的物件上和那穿透尘埃的光束中所残留的灵感之光，以及那每一个角落所掩映着的、酝酿已久的琐碎故事。而当我们以一种现时的眼光回头看那些“过时的”工作室，几乎每一间都能发现艺术家个人所具有的独特风格与习惯，以及该艺术家所处时代的烙印。
大卫·爱尔兰在旧金山卡普街500号的家
大卫·爱尔兰在旧金山卡普街500号的家（内部）
大卫·爱尔兰在旧金山卡普街500号的家（内部）
大卫·爱尔兰在旧金山卡普街500号的家（客厅）
同这些“典型”的工作室相比，有些工作室却给一些想象力过剩的初来乍到者带来了的“幻灭”体验。例如随着工作室不断向市场开放，徐震那间开在上海一工业区的没顶公司。宣称“以生产艺术创造力为核心，探索当代文化的无限可能”，如今这件更具广泛意义上的工作室，以公司的形式生产和运营着艺术。徐震自己说道，如果说自己以前像是个产品经理人，而现在基本就是董事长，只有三分之一的身份是艺术家。他打趣道，如今看到布展的工作人员，就像是在工作区跑来跑去的人民币，因为他要支付员工的工资。
《<天下>作品制作常见问题汇总》，徐震没顶公司，乔空间“工作室”群展
既是为了让新同事在开始工作前熟悉和学习，同时也是用于负责作品质量监控的同事在检查作品时进行参考。
刘韡工作室
再比如刘韡那间著名的在北京环铁最南端的工作室。相信凡是慕名前往约见过刘韡的人，在初次踏入他那间“城乡结合部”的工作室时，都曾大失所望。刘韡工作室是由一个废旧的家具厂改建而来，面积很大，有近3000平米。工作室里有绘画区、装置区、喷绘区等等，除了墙面上挂有绘画类的作品外，还堆积着很多收集来的废料。不仅如此，由于作品尺寸很大，刘韡还请了很多的助手与工人来进行协助。在用电脑完成作品的构思后，他便把接下来的事交给助手和工人（当然他每天都会在一旁监督），并给予他们最大限度的自由。
刘韡工作室
《无题》，刘韡，乔空间“工作室”群展
可想而知，那些本对艺术家工作室抱有着开篇所言的“典型愿景”的人们，在亲眼见识过这种艺术品“生产车间”的创作场景后，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震惊。
于是有人指出，将艺术家工作室作为活跃的创造性力量的神话，其实是另一个现代主义的高度幻想，而它早已被上世纪60年代出现的观念艺术所侵蚀。正如刘韡从未回避过他的作品是由训练有素的工人所实现的这一事实，因为对于刘韡来说，“围绕技术进行斗争”的意义不大，而艺术家“最后解决的并不是技术问题。”
罗伯特·史密森《 螺旋堤》
甚而，随着观念艺术的流行，工作室也迎来了它的“后工作室”时代。以创作因地制宜的大地艺术闻名的罗伯特·史密森认为，十分必要从工作室中出来进入到大自然，“我们现在必须重新引入一种物质性，”他在一次采访中坚持，“一个实在的地方而不是老是在工作室中干着装饰的事。” 丹尼尔·布伦在他1971年的文章《工作室的作用》中将工作室称为“炼狱”，一个“思想僵化”的地方。而约翰·巴尔代萨里随后也在其加州艺术学院的“后工作室艺术”的课堂上对工作室艺术予以痛斥。
对于那些艺术家来说，后工作室实践不仅是一种美学立场，也是一种政治立场。它尝试着打破工作室、画廊和美术馆间的紧密联系。而如今的“后工作室”艺术家们可能要潇洒得多，对于他们而言，能刺激创作欲望的地方就是工作室。例如刘晓东，“用脚手架、帆布搭个十平米的棚子，在里面画画，画完拆除。这就是我的工作室。”画完了就付清脚手架帆布的租金和工资，拆掉棚子恢复原貌，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青藏铁路》调色板，刘小东，乔空间“工作室”群展
刘小东“工作室”
当然，这种“后工作室艺术”也受到了城市生活消费快速飙升的实际影响。毕竟对于大多数艺术家来说，如何能在那些仅凭房租就耗费掉你大部分收入的地方，承担起一间实用的工作室呢？此外，随着网络媒体、移动设备以及3D打印技术在艺术界的逐渐流行，对于如今那些用手机和笔记本电脑进行创作的艺术家们而言，对工作室的物理需求可能完全是一个过时的想法。
行文至此，我们看到艺术家的工作室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艺术家观念的不同，其形式日渐多元，已远远超出了普通大众的“典型愿景”。然而，无论艺术家工作室如何改变，大众对其的那份好奇和幻想却从未改变。这其实是一种对于艺术非常原始也非常精准的本能。因为艺术并不在艺术作品上，对于艺术的完整欣赏应该从艺术家同世界相遭遇时所产生的思想来源读起，从艺术家在“工作室”中反复琢磨的过程读起，从其创作空间内生息相吹的一物一件读起……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对于艺术家工作室的向往，以最浅显直白的方式表明了我们对于艺术本质所最初的理解，即艺术家在安静的工作室一隅内省和创作，通过思想的火花冶炼出饱含其灵魂精华的艺术内容，于是这个空间也跟着神圣起来。
来源：99艺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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