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东、展望、赵赵，“文与匠”中的传统溯源和当代精神
1940年，徐悲鸿赴印度举办画展，结合《列子·汤问》中的寓言故事，创作了三件大尺幅的油画作品——《愚公移山》——作品以中华民族古老的毅力和勇气鼓舞抗日战争中的国民。而在82年后的今天，在一处保留了古典园林神韵的现代美术馆中，《愚公移山》的故事则以动态影像的形式，再次打开我们文化记忆中与勇气和毅力相关的记忆之门。
在一个宛如明清时期戏院的幽暗空间里，杨福东以自己独特的、黑白影像的美学风格，在荧幕上建构起一段全新的、关于“愚公移山”的叙事结构和生动形象：这部时长46分钟的黑白影像作品，在暗暗的幽光下，与窗外朦胧可见的庭院景象相互映射，在春风和古老传说的交汇与互融间，展开了对人性和不断变化的价值观的诗意反思，重新解读了这则有关毅力和信念的古代传说，并将观众带入到一个古今重叠的混合时空中。
作为展览的收尾部分，在唯美怀旧色调的铺陈之下，愚公“坚持不懈，挖山不止”的行为，也是对这次“文与匠”展览主题的一种动态回应，正如策展人崔灿灿所说：“愚公精神在每个时代和不同的社会环境中，都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杨福东用黑白影像虚构了一个现代的‘愚公’，他将自己隔离在山中，日复一日地开山。愚公如匠人一般的执念和持之以恒的劳动，在如今乏味和平庸的生活中，再次谱写出一段则神话，成了匠人精神的写照。他们终其一生，缓慢、沉思和独处的岁月，日复一日的劳动，延续数百代的信念，也被文人在影像中，赋予了恍然如梦的沉默诗意。”
“文人”和“匠人”本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两种身份的描述，有着各自的使命和渊源。一个是文人对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的探讨，它是中国传统文化里最为代表和重要的人文传统，例如“文人画”，“文人生活”，“文人墨客”，多指通俗意义上的古代读书人，在之后历史变迁中，成为一种“文人精神”的延续，成为中国文化渊源的象征。
一个是“匠人”，在古代多指有技能的能工巧匠，也指在某方面有造诣的人。例如“金匠”“木匠”“画工”等，对应今天便是各种设计师、工程师、建筑师和科技实践者，它在传统社会里秉持着对创造、制作、工艺和手法的探讨，也是中国最早对科学与技术的理性精神的理解。
而本次在南池子美术馆展出的“文与匠”，则用包括雕塑、装置、影像以及架上绘画等形式在内的近20件作品，邀请了三位艺术家从不同的角度和艺术实践，探讨了探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种因素和彼此的兴盛，重返工匠的当代价值，展现文人传统之外的生活和精神。
作为本次的参展艺术家之一的展望，本次带来的6米高的新作《有限/无限1#》颇引人注目，并被安放在美术馆的庭院中。这是一件运用现代数学运算得出的无限二分之一的雕塑。
关于这件作品，策展人崔灿灿谈到：“我将这件作品底部的造型看作是一块整石头，而石头上面那一块是从它身上切割下来的1/2，再往上又是1/2，再往上还是1/2，这种切割是可以无限循环的。这种循环类似中国传统的《道德经》中所记述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同时也与西方哲学逻辑中的无限概念相统一。这也是整个展览中的点题之作，我们从中也能看到东西方两种文明间差异，及彼此相互融合的可能性。”
另外，展览中还展出了展望创作的“假山石”、“隐力”等系列作品，这些作品结合了中国传统的文人审美和精神生活意向，和来自于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不锈钢和制作理念。这些作品的价值不再取决于传统的文人世界的审美活动，而是依靠精密的制作手法和现代工艺，与文人的理念，艺术家观念相辅相成。
同时，“造物”也成为展望本次展出作品的题眼：和古代山石师法自然的精神向往不同，这些全新的物，来自于现代科技和人机演算，它们不经历时间的风化，却穿越了时间的屏障。宋人的假山石是自然的历史，风化的历史，时间的历史；展厅里的“物”却是人的历史，智慧的历史，科技计算的历史。展望在展览中为观众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时间：一个是遥远的自然时间，万事万物的生长；一个是当下的时间，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之中“人”与“物”的变革。在这些作品中，展望借用流体力学、数学算法、抽象哲学创作而出的无穷造型，思考与制作相结合的方法论，成为现代“文与匠”的象征。
作为参展艺术家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出生于1980年的赵赵，用一种严谨的“工匠”精神，将信仰投射进远古的器物创造中，并将观者的目光引向遥远的历史深处。
在笋系列绘画作品中，赵赵虽然沿用了古代文人对竹子象征人格高尚、清雅脱俗的精神隐喻，却将咏物言志的形象投射在尚未成型竹笋上。对此崔灿灿谈到：“‘竹笋’破土而出的形象，也是对于顽强生命力的隐喻和赞颂。一场春雨之后，三三两两的竹笋破土而出，它在黑暗的严冬中等待许久。最初，竹笋长得低矮粗壮，黑黝黝的身上挂满泥土，饱含着未知的力量，孕育着新生。最终，竹笋的张力，沉闷的成长，在四季流转的岁月交替中成为现代工匠‘以物言志’的象征。”
而作为中国最早的动物胚胎的雏形“玉玦龙”，在赵赵的作品中成为绑在树干上的粉红色图腾。它们是红山文化中对于自然力量和体魄的羡慕，也是原始先民的通灵之物和权力的象征。而在作品《绑在树干上的玉玦龙》中，赵赵借用玉玦龙溯源了“工匠”最初的产生与之后的精神嬗变过程。
关于这组作品，崔灿灿谈到：“古代社会最重要的结构之一，就是工匠的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古代社会的发展和权力构成。从玉玦龙所创造的早期文化开始，技术和文明、权力之间的关系，便成为衡量一个时代的表征。而绑在枯萎树干上‘玉玦龙’则像绑在树上的权力一样，并促使我们去思考是什么导致了它的衰落？是整个社会舆论和社会权力结构的转化，促使中国工匠文明走向衰落，并将文人的权力推向新的高峰。”
在赵赵用作品营造的“文与匠”的气场中，人们能看到如在暗夜中闪动的火焰般的春笋、在抽象的线条间等待着娇艳开放的粉色花朵、三棵粉色的树、远处的天门……在交叠分布的柱廊间，为观众营造出一种移步换景的氛围，并在空间的阻隔和画作的显露间，在视角的趋远和情形的临近之中，形成一处别有洞天的精神性天门。
最后，也正如这座寓意着悠长历史的传统园林，承载着古人造园里出世的理想和入世的居所一般。观众置于其间，穿越时空，来到一座由科学和工匠精神组成的现代桃花源。从自然园林中挺拔的雕塑，到美术馆中营造的园林小景，再到怀旧与唯美并峙的诗意空间，“文与匠”展览讲述了一个延续至今的文化故事，用不同类型的艺术作品探讨了在时代与语境的变更之下，技与艺的相互映照，及“工匠精神”在当代文化环境中的价值。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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