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车夫与现代中国政治秩序的构建 | 新书推荐
大北风刮得正猛，我因为生计关系，不得不一早在路上走。一路几乎遇不见人，好容易才雇定了一辆人力车，教他拉到S门去。不一会，北风小了，路上浮尘早已刮净，剩下一条洁白的大道来，车夫也跑得更快。刚近S门，忽而车把上带着一个人，慢慢地倒了。
……
这是民国6年（1917年）的冬天，鲁迅先生记录的《一件小事》。先生笔下的人力车夫，明明被碰瓷，却没有片刻犹豫便扶起了跌倒的女人向警察局走去。
小说结尾处，作者写道：
这事到了现在，还是时时记起。我因此也时时熬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鲁迅先生自始至终都是在怀着最大的悲悯写作，他对中国许多生活在底层的老百姓、小人物的高贵品格都有深入人心的刻画和描写。
在20世纪初，人力车夫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文学母题，也是民国早期知识界的一个痛点。有资料记载，当时一本叫《天津指南》的刊物曾这样评论人力车夫：“凡人力车夫为劳动界最苦者，且毫无知识又无团体，偶有小失常为警察所毒打，见者无不伤心。”
大量的民国文献将人力车夫作为一个底层劳动群体加以渲染，老百姓只有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才会去做车夫。胡适、鲁迅、郁达夫、老舍都创作过关于人力车夫的文学作品，人力车夫的穷苦、生活的艰辛无奈也是文学家着墨最多的地方。
当然，在诸多有关人力车夫的作品中，最历久不衰的还是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
老舍在《骆驼祥子》中不无夸张地描述道：“他们设尽了办法，用尽了力气，死曳活曳的把车拉到了地方，为几个铜子得破出一条命……冬天，他们整个地是在地狱里，比鬼多一口活气，而没有鬼那样清闲自在，鬼没有他们这么多的吃累！像条狗似的死在街头，是他们最大的平安自在；冻死鬼，据说，脸上有些笑容。”
除了文学领域，人力车夫也备受社会学界关注。著名社会学家李景汉曾在1925年发表《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陶孟和也在1929年出版了《北平社会生活之分析》，都是以北京的人力车夫为研究对象。
在海外汉学界，1989年，汉学家史谦德以一句“我侧重的是那些生活在伟大建筑和伟人阴影之下的无名之辈的集体或个人传记”开启了他的代表作——《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这本书中，史谦德聚焦时代洪流中的小人物，描绘了动荡中民国北京的众生相，这是关于1920年代北京政治与生活的经典叙述。这本书出版后在海外中国研究领域产生了很大影响，费正清、汪荣祖等著名学者先后发表文章推荐，史景迁、易劳逸、周锡瑞等大家对此书也不吝赞词。
1991年，《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荣获海外中国研究最权威奖项——美国亚洲学会“列文森奖”，成为近代城市史、公共空间研究的经典之作。
32年过去了，这部享誉已久的著作的中译本终于面世。
点击上图即可购买本书
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美]史谦德 著
周书垚 袁剑 译 周育民 校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1年10月版
88.00元（精装）
人力车，混乱年代走错片场的公共奇景
人力车又称黄包车，日本人在19世纪60年代发明了人力车，最初据说是用来帮助残疾人或恢复期病人。谁也没有想到，人力车在民国初年被引入中国后，迅速风靡于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城市的街头。
《北京的人力车夫》中，史谦德描绘了1886年第一批从日本采购的私家人力车出现在北京街头上引起的争议：
被这种竞争激怒的骡马车夫马上就把这种拿人当牲口使的可憎洋玩意儿翻进了臭水沟。
他们冷嘲热讽地说：
你们为啥不赶车？你们只配拉车。放着人不做，偏要做驮东西的牲口。
彼时的北京，
城市个人交通主要依赖骡车、马匹、轿子和推车。街道肮脏不堪、崎岖不平，那些乡下来的窄轮板车在穿过这些泥泞不堪的街道时，会留下一道深深的车辙。一旦这些车辙积水，不论北京的大街还是胡同，都会变得无法通行。
诚然，20世纪早期的北京，作为一个物质实体，依旧是一个在城墙、院落和大门严实包裹下的城市。
▲ 民国北京马路
然而，这种状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随着更轻便的改良人力车出现、欧洲式的马路取代泥路和石子路，北京市生活的转型有了长足进步。新的政府机关、大学、工厂以及各国公使馆更是给这座尚未工业化的传统城市平添了几分现代化的气息，街道上随处可见各种新发明。
人力车也成了1920年代北京生活中极为寻常的东西。按李景汉的调查，1915年，北京已有两万名人力车夫，20年代中期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6万名。这座人口略过100万的城市里，6万车夫每日拉客人次就有50万。16至50岁的男性中，每6人中就有一名车夫，人力车夫以及他们的家眷占了北京将近20%的人口。
史谦德正是选择了这袖珍的而不是宏伟的一面，即“人力车之北京”去研究城市。在他看来，
（人力车）糅合了新旧、人机、中西等元素，蕴含了北京在民国时期的窘况。从时间和空间上来说，中华民国被夹在了多重世界之间：中国帝制时代的过去和中华民族的未来之间，中国文化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化之间。
在史谦德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人力车夫和现代的出租车司机一样，在工作中互相结识，一起融入城市的生活，也像他们一样乐于传播道听途说的消息和谣言。他们和所有的穷人一样，对物价的稍许变化都十分敏感。但他们也不可能像商人那样更了解市场，像学生那样充满国家使命感。
也是很快地，快到可能连这些人力车夫也没有想到：就像当年骡马车夫把他们掀进臭水沟一样，他们也会遭遇到电车这样更大巨无霸的侵蚀，他们也会像当年的骡马车夫一样，愤怒、无助地把自己的怒火洒向更现代化的机器。
20世纪已经是电的世界，这种19世纪所创造并遗留下来的人力车，无论在科学或人道上说，都该被早早淘汰。以方便为第一要务，票价低廉、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共汽车，成了一种最普遍的交通工具。
人力车夫们生逢其时，历史的车轮从他们中间无情地碾过，使他们成为永恒的见证者，抑或是临时的参与者。
▲ 人力车夫
人力车夫：破产年代必然的职业选择，昙花一现的时代主角
前面说到，按社会学家的调查，1920年代中期的北京已经有超过6万的人力车夫。事实上，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城市人力车业全面兴盛起来，营业人力车的数量不断增加。
据有关调查资料统计，
1925年北京有人力车35000辆。1935年有54200辆。1936年，北平人力车夫达到100000人，依赖人力车为生的人数约为车夫人数的3倍。
上海人力车的数量，1924年为15161辆，1933年则高达23335辆。
广州鼎盛时期有人力车6000多辆，人力车夫达13000多人。
……
研究同时表明，民国大部分城市中，人力车夫的迁入者都是破产农民和失业工人，在没有其他就业途径的情况下，拉人力车便成为破产年代这些群体在城市生活的必然选择。
北京的人力车夫构成略显特殊，根据书中作者援引李景汉的研究来看，北京人力车夫“旗人”最多，占总数25%；农民出身占24%；工人出身占18%；小贩出身占13%；失业者和游民占15%；军人出身占5%。
为什么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城市人力车业能够以这样快的速度兴盛起来？
原因其实是显而易见的：这一时期正是中国人口极具膨胀的时期，大量的人失业，这些群体只好去出卖力气，靠拉人力车来养家糊口。另一方面，农村经济也是极不景气，加上战争的影响，广大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身无一技之长的他们，除了当兵就只能卖力气拉车了。在城市里，曾经作为行政中心的北京，地位不断下降，政府破产，政权更迭，官员工资都无法支付，生产停滞，根本无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在文学史上，作家们为了鞭挞民国社会的不良现象，人力车夫通常被描写为毫无心机的普通人、受害者。事实上这只是反映了人力车夫最真实生活的一部分，我们通过史谦德在《北京的人力车夫》的调研和描写知道，生活在漫长的1920年代里的人力车夫们，慢慢变得有了心计，甚至有了一点政治觉悟。人力车夫试图走到公共舞台的中央，根据自己的意愿和政治方向感，摸索着走自己的路。
为了生存，他们要摧毁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电车。数万名人力车夫有预谋地对电车系统展开暴动，破坏或捣毁了城市中2/3的有轨电车。
然而，暴动结束后，警察和军队逮捕和拘留了一千余人，几位工会领导人被处决，约900名参与暴动者被驱逐出城。
人力车夫们刚刚组织起来，在北京的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就遭到了代表正统与权威的现代政治机器的无情镇压，他们只是北京政治生活中昙花一现的主角。
▲ 一辆电车在前门外驶过
从城市研究到历史叙述，一部理解近代中国政治的开拓之作
故障频频甚至是危险的机械车辆、恃强凌弱的警察、大声吆喝的人力车夫，虽然弱小甚至荒诞，却无法掩盖新技术和新行业正在锲而不舍地侵入这座城市的事实。它们悄无声息地改变着城市生活的节奏、范围和发展方向。
这是史德谦在这本书中对帝都北京的描写。同时他写道，
一旦帝国的顽固中枢被囿于层层的城墙之中，北京就开始持久而又踌躇地复苏起来，因为现代国家权力是以电话线和电报线为甲胄，并为大众民族所驱动的，并非来自天授。
当我们以后来者眼光来重新审视那段历史，会发现人力车夫的出现先天就有缺陷，他们在最鼎盛的时期遭遇了中国城市化的急剧扩展，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他们的先天不足被无限放大，近程便捷的优势得不到最大的发挥，很快便沦为了边缘。
▲ 老舍《我这一辈子》同名电影剧照
在这本书中，人力车夫，警察、珠宝商、银行家、餐馆老板、工会分子、政客、军阀，悉数登上历史的舞台，舞台上的聚光灯照射着精英的政治演出，舞台之下奔走穿梭在这座城市大街小巷之间的人力车夫，串联起变革时期的暗潮汹涌。
这组近代中国的群像背后其实就是现代中国政治秩序的重建。
人力车夫们不会知道的是，这座城市从制度的顶层设计到时代的需要都无可避免地加剧着他们的衰亡。
研究显示，1926年，现代化更快更彻底的上海，人力车市场占有率从33.55%缩减为11.42%。到1948年7月止，上海的人力车数量激减到5000余辆。人力车大体完成了其在民国城市社会生活中的历史使命，人力车夫这一传统职业也随之趋于解体。
▲ 《北京的人力车夫》书影
整体看来，《北京的人力车夫》从新的维度理解中国20世纪初不断变化的政治与社会，展现了前所未见的都市中国，这本书的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
从城市史和公共领域研究看，这本书“既细致地描摹了1920年代北京的生活，又深入地分析了近代中国的政治变迁。在警察和人力车夫、商会和工会、政党和行会的相互作用中，史谦德发现了一种崭新的政治活动公共领域的出现。这对我们理解近代中国政治具有开拓性的贡献”（周锡瑞语）。
从传统与现代的角度思考，本书提醒我们：“当各种现代经济的、社会的机制变迁召唤着下层劳动民众的政治激情的同时，如果不能顾及、平衡甚或摧毁他们政治诉求中的实际经济利益，这种政治激情极易祭出传统的武库，演变成攻击和毁灭现代化设施的力量。”
如果观照当下的生活，其实我们也能看到这个时代的“人力车夫”。互联网时代，外卖经济兴起，数百万骑手日夜穿梭在城市甚至乡村的大街小巷，满足了千万人的日常生活。但这一劳动场景中的算法控制，以及层出不穷的交通违规、骑手和顾客及商家冲突、劳资纠纷等问题，加上从业者流动性大、职业低技能化等争议，使得这个群体引发了超乎寻常的关注。《当北大博士成为外卖骑手》《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外卖员困在系统里，系统困在误解里》……这样的文章和报道不时映入我们的眼帘。
如何理解这一现象的内在脉络？如何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视角来重新定位我们的理解，对新时代的独特新业态，对新群体的境遇、心态以及主体性，做历史的、整体的、共情式的理解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很多社会学者和媒体长期关注的课题。
无疑，《北京的人力车夫》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方法。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延伸阅读
制作 | 开敏
记得把江苏人民社“设为星标”，多多点击在看、赞、分享，一起感受思想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