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大家谈丨贾开：算法的“政治性”及其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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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内容介绍

本期《学术大家谈》刊发由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贾开副教授撰写的《算法的“政治性”及其治理》一文，讨论近期热议的新兴业态的治理问题。

算法的“政治性”及其治理

近日，《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的刷屏再次将新兴业态的治理问题摆上了台面，但与2016年前后围绕网约车合法化的争论不同，这一次公众的关注焦点变成了“算法”。

在高效的任务规划、精准的智能调度背后，严苛的时间要求、生硬的奖惩机制成为了人们担忧甚至诟病的缺陷，而外卖骑手的高发事故、疲于奔命的工作状态则似乎成为了要求对算法进行规制的倒逼理由。

不过围绕算法的治理问题讨论从来都不会如此简单而直接。无论是饿了么平台增加“愿意多等5分钟/10分钟”的消费者选择，还是美团平台提供的8分钟弹性时间及奖惩机制的改变，都是针对外卖骑手“超时恐惧”这一具体问题所作出的适应性调整，但它们都没有真正回应无处不在但又像“看不见的手”的算法所带来的治理挑战与治理需求。

在导致外卖骑手困境的原因分析中，平台和算法可能应被视为相互影响但又相互独立的两个因素。一方面，算法受到平台公司的控制，并按照平台公司的利益需求和管理模式而被设计并应用在外卖业态之中，这体现了平台对于算法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基于外卖骑手行为大数据而不断自我演化、自我调整的算法规则（此处体现为预估送达时间、配送规划路程等）事实上已经体现了不同于平台意志表达载体的独立性，并实现了自我生产。换言之，除非平台公司关停算法，否则算法将不间断、全过程地监控外卖骑手的配送行为，并将此行为作为下一次迭代的输入数据进行分析，所得到的结果再反馈于外卖骑手以指导其下一次配送行为，由此完成迭代反馈的重复循环。

在此过程中，算法实现了福柯所讨论的生命政治自我生产规范性力量的功能与机制。从福柯的理论视角来看，被嵌入算法循环的外卖骑手，其配送行为已不能再被视为生产价值或意义的人类劳动，而只不过成为促进算法调整并再次反作用于外卖骑手自身的规训机制的一个环节。

在这一过程中，算法并非中立的、客观的，而是具有不完全受制于平台公司的内生政治性，而这也正是技术哲学家兰登-维纳在1980年文章所提出的“人造物是否具有政治性”问题的关键所在。算法的这种内生政治性在提醒我们注意算法可能带来风险的同时，也启示了未来的治理创新。事实上，上述算法的自我循环过程并不一定是外卖业态应用算法的唯一路径，外卖业态同样可能打破算法自我循环过程，实现以算法辅助而非控制骑手配送行为（例如让骑手在算法决策过程中有更多话语权、赋予骑手更多行为自主性等）的转变。类似的案例在技术发展史的研究中也屡见不鲜。例如数控机床既可能由工程师提前编制好程序以实现对劳动过程的彻底控制，也可能以“录制加重放”的编程方式仍然给予工人以很大自主性。两种实现方式对于一线工人的不同影响不言而喻，而最终的技术演化路径仍然取决于具体治理政策的选择。

外卖骑手困境中的算法治理其实与此类似。虽然表面上算法仍然是体现平台意志的载体，但解决骑手困境的视角却不应仅仅只落脚于平台管理策略的变化，而更应该看到隐藏在背后的算法运作逻辑的“政治性”。以此视角出发，我们才可能找到更为完善的治理应对措施。

作者简介

贾 开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富布赖特学者，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芬兰经济研究中心、爱沙尼亚商学院访问学者。

研究领域聚焦数字科技与公共政策交叉领域，专注并擅长网络空间治理、人工智能治理、平台治理、数字经济、数据治理等方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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