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 | 陈玲主任出席绿色转型与中国经济增长研讨会暨《双碳目标下的绿色增长》新书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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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双碳”目标，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再次强调了我国的“双碳”目标。2022年11月5日，值《双碳目标下的绿色增长》一书出版之际，香山财富论坛、银华基金、《比较》编辑室组织举办了“绿色转型与中国经济增长”研讨会暨新书发布会。

在发布会上，《双碳目标下的绿色增长》主编、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做了“实现双碳目标的路径和政策建议”主题演讲，并与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徐林、国务院发展与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CIDEG学术委员高世楫、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张永生、国务院发展与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许伟、国务院发展与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青、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杨修娜、银华基金总经理王立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CIDEG主任陈玲、对外经贸大学WTO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郭栋等嘉宾一起探讨了碳中和路径、绿色增长等问题。

“清华大学CIDEG”特将会议精彩内容摘要转载如下以飨读者。

精彩内容摘要

以创新实现双碳目标和绿色转型

刘世锦指出，中国能源和经济的绿色转型，可以从改革开放中借鉴经验，正确理解和处理好增量和存量的关系，走一条“增量优先、以新代旧、激励创新、市场驱动”的转型之路。从成本角度看，作为存量的传统高碳能源，尽管仍有一定的减碳空间，但潜力具有累退性，越往后空间越小，难度越大，成本会加速上升。与此同时，作为增量的低碳或零碳新能源，随着产量扩大，技术改进，成本下降加快，部分产品的绿色溢价由正变负。新能源替代老能源的减碳成本优势增大，进而加快新老能源比例的转换进度。刘世锦归纳了现实中的三种减碳策略：第一种是衰退型减碳，即通过减少生产来减少碳排放。第二种是增效型减碳，即通过提高碳生产率，用同样多的碳排放实现更多的产出（或者同样的产出使用较少的碳排放）。节能减排、节约优先等，大体上相当于增效型减碳。第三种是创新型减碳，即通过创新形成新的技术、工艺、方法等，在达到相同产出的情况下，实现低碳、零碳甚至负碳排放。如果用这类技术去替代原有的高碳技术，就可以在实现相同产出的前提下减少碳排放。

刘世锦认为，绿色转型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依靠绿色技术驱动，大规模、系统性地“换技术”，用低碳、零碳或负碳技术替代原有的高碳技术。在以上三种策略中，前两种策略都有明显的局限性，而创新型减碳则跳出了已有的技术和产业圈子，可以实现长时间内对传统高碳技术或产业的替代，因此具备前两种减碳策略没有的特点和优势。为此，他提出建立以碳排放“双控”为目标、减碳与增长双赢的核算方法和运行机制。但是，当前创新型减碳缺乏足够的市场激励，这种激励并不限于少数措施, 而应是相互依存的三支柱体系。

第一个支柱：建立全方位支持绿色技术创新的创新型“碳替减”市场。所谓创新型“碳替减”市场，是指依托绿色技术，在获取相同产出的情况下，与原有的高碳基准生产方式相比，所减少或抵消的碳排放量交易而形成的市场。第二个支柱：形成区域自主减排责任体系。创新型“碳替减”市场与减排责任体系建立后，将会形成市场导向，促进减碳、增长、降本、提效协同推进的内在机制，实现由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的转变。第三个支柱：加快碳核算、碳账户为重点的绿色微观基础制度建设。

贸易新增长点：绿色低碳贸易和数字贸易

许伟从贸易竞争优势壮大与人民币汇率的关系入手，展开与绿色经济相关的延伸讨论。从有效汇率看, 过去十年人民币和美元都比较强势。中国经济的稳健增长是支撑人民币强势的最大基本面。同时，中国出口商品结构总体上延续了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的过程，有助于保持和提升我国在全球市场的份额，促进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未来我们要重点关注三方面的贸易竞争新优势。第一个方面是新的三角贸易。所谓新的三角贸易就是中国到东盟再到欧美。中国是亚太价值链贸易的核心，形成的是日韩、东盟然后到中国再到欧美的三角贸易，但是现在这个格局有些变化。中国正在成为东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中上游。在汽车制造和装备制造领域的贸易竞争力有明显提升。第二个方面是绿色低碳贸易。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清洁能源市场和设备制造国。过去五年，动力电池、光伏和新能源车出口年均增长23.8%，增速是总体出口增速的2.4倍。2021年，这些新能源产品占我国货物总出口和总进口的比重仅有2.3%、0.8%，却贡献了8.2%的货物贸易顺差。第三个方面是数字贸易。2021年，中国数字贸易出口和进口规模分别达到1948亿美元和1648亿美元，分别占服务贸易总出口和总进口的49.4%和38.6%，贡献了约3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过去五年数字贸易年均增速为15.8%,高于整个服务贸易的年均增速13.5%。

就汇率而言，短期看，受一些非经济因素和美联储快速加息的冲击，人民币汇率有贬值压力，但如果能抓住贸易结构升级的机遇，特别是在双碳发展背景下，抓住绿色低碳、数字贸易两个新机遇，出口还有新的增长点，人民币汇率也会有比较稳定的支撑。

农民工回流、家庭城镇化与绿色发展

杨修娜讨论了城镇化与绿色发展的关系。她指出，近些年来，随着产业转移和交通基础设施完善推动的县域经济发展，加上举家城镇化的高成本，农民工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回流现象。这对绿色发展可能会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由于不少农民工会借助平台经济，包括电商、网络直播等方式，使农产品以更高效率、更高价值、更低碳排放的形式在城乡间互通流动，有利于绿色发展；另一方面，因为城镇化是一条人口集中生产、集中生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对集约的道路，城镇化有利于绿色低碳减排。但是，如果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返乡就会使生产和生活更加分散，对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没有城市高。从这个角度讲，农民工回流对绿色发展会带来挑战。

除了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农民工回流还可能产生其他不利影响：一是劳动力市场的空间错配，削弱了我国吸纳制造业订单回流能力会限制经济发展潜力；二是与机器替代相互强化，影响劳动技能和人类资本提升；三是农民工收入有可能下降，这是因为外出打工的工资高于本地工资，以及回流导致本地劳动力供大于求。

针对上述这些影响，政策应当着眼于，一是要消除信息不对称以解决劳动力市场的空间错配，二是要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协同共振，三是要推动“以家庭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双碳目标引领下的中国汽车转型发展

汽车是降碳主力行业之一，作为本书汽车领域的执笔者，王青在会上做了题为“消费变革下的中国汽车市场转型”的分享。他表示，随着千人汽车拥有量突破200辆，我国汽车市场已经进入了中低速发展阶段，市场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也从增量扩张驱动转为存量调整。今年下半年开始，汽车月销量出现20%以上的高速增长，主要是去年以及二季度被疫情、芯片短缺等因素所抑制消费需求快速释放的结果，2022 年汽车市场增速整体上将保持5%左右，趋势上也将向3%-4%的现阶段潜在增长率回归。

汽车特别是商用车是我国碳排放源之一，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量大致占我国总排放量的10%，生产环节和使用环节排放比例大致为3:7。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汽车领域需从供需两端发力，重点是降低使用环节碳排放，推动汽车全生命周期低碳转型。在供给端，应加快新能源汽车技术升级，全面推动制造环节特别是动力电池的低碳化转型。在促进新能源汽车制造领域和消费市场上，应加快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制度环境。

新能源汽车需求的快速增长将有力促进汽车领域的碳达峰。目前新能源汽车占有率已达到23.5%，从创新型产品的一般市场规律来看，当其市场占有率突破20%时，将进入快速增长和普及的窗口期。王青预测，到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规模有望实现1 200万辆，市场占有率也将接近40%，对燃油汽车的替代效应将明显增强，对整个汽车领域碳达峰的促进作用也将日益显现。大致在2030年前后，我国汽车领域有望实现全生命周期的碳达峰。

形成真正有效的绿色低碳转型体系

会上，徐林提到，未来经济真正具有创新意义、增量意义的主要领域就是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和生命科学（生物工程）。虽然数字化本身也要用很多能源，但数字化在经济社会领域各个方面的渗透和融合带来了很大能效提高的效应，对减排非常有效。而且，未来以新能源为主体的现代电力体系建设离不开数字化技术，所以数字化对绿色转型非常重要。生命科学领域，不仅是用于生物医药等治疗领域，合成生物技术这一领域的技术创新，可以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开发和生产生物质材料，替代传统化石原料或者含碳的原料。

绿色低碳转型是一个涉及整个系统方方面面的非常深刻的革命。这对中国经济来说是一个新的约束条件，但同时也是一个很大的创新和增长赛道。要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的低碳化转型、工业部门的降碳和脱碳、交通运输领域的电动化和氢动化、推行城市绿色低碳建筑和整个社会经济的深度节能，应该成为根本的出路。

徐林还表示，绿色低碳转型会涉及经济中许多不同的产业和不同的投资方式，因此，不仅需要构建绿色金融体系，提供多样化的绿色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还需要在政策激励和基础设施方面的相应配套。随着绿色技术的不断创新，绿色转型的成本将会持续降低，这会使绿色转型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动能，我们应当改变认识，从机会的视角而非从成本的视角看待这一深刻转型。绿色是我们未来经济增长的一个新动能，孕育着巨大的发展和投资机会，值得我们好好挖掘，进一步研究。

低碳化和数字化：驱动绿色低碳发展的双引擎

高世楫主要谈到了数字化和低碳化的关系。他指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是二十大报告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重点的重申和强化。绿色低碳化与数字化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驱动人类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目标的双引擎。

数字化代表了信息化的新阶段，将是中国下阶段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信息化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我们经历了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到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深度融合，再到建立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多个阶段，一步步递进发展，可以说近几十年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极大地得益于信息化。于此同时，我们建成了比较完整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不断提高的产业技术和创新能力，目前除高端芯片、基础软件等少数环节仍然面临被卡脖子的风险外，我们的信息通信产业应该能够支撑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进程。

在绿色低碳化方面，我们的能效、排放强度与发达国家比仍有差距，这与我们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国家对实现双碳目标的战略部署，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引领，以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关键，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在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方面，风电、光伏和电动车代表未来能源转型方向，我们在这几个产业领域发展迅速，产产业发展、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目前都处于世界领先或第一梯队，在低碳领域，我觉得我们不会被发达国家拉下。

关于数字化和低碳化的关系，高世楫认为，虽然我们要推进数字化自身的绿色化低碳化，但数字化可以不依赖低碳化；相反，低碳化绝对离不开数字化信息化。如果你认真观察我国可再生能源、电动车产业的发展，你会发现从产品设计到系统运行，每个环节都离不开数字化信息化，并且得到我国数字化信息化高水平发展的有力支持。在用数字化推动和经济社会的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方面，我们有较好的基础。

高世楫强调，中国的绿色低碳发展，最终要依靠创新来实现。创新，从本质上讲，是充分利用各类知识创造更多的财富，而这些各类知识可以引进、但越来越多地需要自己创造。企业是直接创造财富的组织单元，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企业已经学会了怎么面向市场进行创新，即怎样面向市场竞争将各类知识、特别是科技知识转化为产品，也学会如何面向市场进行研究开发投入以产生新的知识、新的技术。国家创新体系也经历了转型重构，今后应该更加重视基础研究、重视从源头创造知识，通过提高大学生、研究生的质量培养更多科技人才。面对新的全球竞争态势，我们坚持以充分的市场竞争推动积极创新，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坚持扩大开放特别是千方百计地保证知识传播和人才流动，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我们在数字技术领域和绿色领域的现有优势，走出一条中国式绿色低碳发展之路，也是为人类开辟绿色低碳现代化之路。

碳中和推动人类文明形态的转型

张永生从如何理解碳中和、碳中和如何重塑中国经济的角度进行了分享。他认为，碳中和不只是一个节能减排的问题，它背后实际上是人类文明形态的转型。我们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生态文明。

全球碳中和共识与行为标志着传统工业时代的落幕，新的生态文明绿色发展时代的开启。碳中和背后实际上代表着一个发展范式的变革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包括发展理念、发展内容、资源概念、企业组织模式、商业模式、空间格局、体制机制都要发生深刻的系统性变化。环境与发展之间可以从过去的相互冲突转变为相互促进，所谓“越保护、越发展”。张永生表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不光是中国14亿人口的现代化，它更是和全球78亿人口的现代化相融，具有普适性。

在评论互动环节，两位评论员陈玲、郭栋探讨了绿色金融、绿色路径和碳经济逻辑等方面的内容。陈玲着重提到，“碳替减”实际上是在碳排放权配额的交易市场和自愿的碳汇信用市场（非强制减排主体）之间建立了一座桥梁，以往这两个市场是不流通的，需要把两者打通。郭栋指出，绿色债券在为可持续增长提供金融资本的同时还可作为抵御金融冲击的避险工具。

刘世锦在总结中表示，碳中和是一个全局性的话题，绿色增长涉及一系列的新问题，需要放在整个国家甚至全球范围内考虑，这样研究问题和政策才会比较符合实际。我们现在研究“双碳”普遍是问题导向的，但其实很多基础的理论问题还没有搞清楚。有关绿色增长的话题很大，囊括的内容很多，要求我们既要有前瞻性，还要能落地，研究有待继续推进。

来源

来源：《比较》

微信编辑：李方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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