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中旬，福州渐渐步入盛夏，烈日灼烤着大地，知了不厌其烦地叫唤。但是位于鼓楼区鳌峰坊3号的一栋民国时期西洋建筑风格的双层小楼里，游人却在静静地忖度着步伐，浏览者该楼主人公身残志坚、为新中国科普事业鞠躬精粹死而后已的事迹。看完后潸然泪下，是多数人的常态。
该楼的主人公，就是中国著名的科学家、科普作家、教育家，中国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高士其一生的事业充满传奇和奋进：硬是以伤残之躯，撰写了约75万字的科学小品和科普论文、2800余行科学诗、著书18本，作品影响了几代人。他硬是用自己的双手，在近现代中国科普蒙昧地带，撕开了一条口子。
把自己的“一点点知识贡献给祖国、贡献给人民”，是高士其一生的目标。其一生都在追求使科学知识脱下庄重外衣，为读者喜闻乐见。他的作品立意深远而文辞浅显，小学生都可以读懂；大量拟人化的比喻、口语化的叙述，开科普创作一代新风。
由于在新中国科普事业中的斐然成就，他也缔造出了中国科技界几乎无人超越的成绩：去世后中共中央组织部追认他为“中华民族英雄”；1995年4月26日高士其“基金委员会”宣告成立； 1999年国家设立“高士其科普奖”，成为中国科普界的最高奖；1999年12月，一颗小行星被命名为“高士其星”；北京保留了“高士其故居”，这是中国唯一的一幢科学家故居。
▲高士其写作场景
“知识犹如人体血液一样宝贵。人缺少了血液，身体就要衰竭。人缺少了知识，头脑就要枯竭。”这是高士其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以对知识无比的尊重和敬仰，划着船，遨游在知识的海洋。只是划着划着，他变成船长，并鞠躬尽粹、经其一生打造了一艘叫“科普”的大船，带领更多人航行其间。
关于他的传奇故事，在1905年正式开篇。1905年，高士其出生在福州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其高祖高福康，进士出身，原籍山东渤海，清朝时期从渤海迁到福州办盐馆；曾祖父高涵和，进士出身，曾为浙江金华县令；祖父高伯谨，当过江西省安福县知县，因厌倦官场弃官隐居，诗文颇有造诣；其父高赞鼎，是位学问渊博、刚直不阿的知识分子，早年留学日本专攻法律，辛亥革命后为国会参议院候补议员出使墨西哥；母亲何咏阁，出身秀才之家，贤惠端庄，幼年读过私塾，能诗善赋，还练得一手好书法。
可以说，几乎都是大知识分子的家庭，为高士其提供了相较他人更加肥沃的“土壤”和优越的生活、求学条件：4岁开始接受祖父的启蒙教育，读《三字经》《百家姓》等；7岁，便进入福州的新式小学接受正规教育。
1918年小学毕业后，高士其考取了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在校期间，他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五四”的精神——“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在他心中深深扎根，并成为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他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刻苦攻读，荣获多项学科优秀奖章。
1925年，高士其以全优成绩从清华毕业后转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攻读化学。由于成绩优异他插入化学系三年级，一年后即以全优成绩毕业。正当他准备在化学领域继续攀登时，传来姐姐不幸死于流行性疾病的消息，他痛定思痛，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把祖国人民从疾病的死亡线上拯救出来，决心攻读转向细菌学——这一当时的冷门专业。
1927年暑假以后，高士其成为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的研究生，读医学博士的功课。第二年，他被芝加哥大学聘为细菌学系试验助理。起初，高士其研究的课题是“食物毒细菌”，为了研究食物毒细菌对人体究竟是怎样危害的，他竟然亲自吞食了一种病菌菌液。吞食以后，高士其做了认真仔细的记录。
仿佛一切都在注定的，正是这一选择让他迎来了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因为，由于他转攻细菌学，自己成为医学博士的同时，也让他在这条路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高士其创作时夫人不断为他翻页
1929年，过完暑假，高士其回到研究院又开始研究起脑炎病毒。一天他在实验室不小心弄破装有脑炎病毒的瓶子，病毒通过左耳耳膜进入小脑破坏小脑的中枢运动神经。而甲型脑炎病毒也借此钻进了高士其体内。
一天晚上，高士其正在图书馆里看书，忽然觉得眼睛不听使唤，他以为是眼病，就到眼科大夫那儿去检查，可怎么也查不出病因。后来，不仅眼病经常发作，而且每到下午，他便昏昏欲睡。不久，他的左耳也变得有点聋了，脖子也有些发硬，转头都很困难，后来就连手也有点抖了，脚也不大灵便。
他赶紧到校医院作查。神经科大夫经过诊断，确认他得了脑炎，并劝他马上停学，回国休养。但高士其考虑到为祖国人民服务的本领还未学到依然带病坚持学习，并加入美国化学学会、美国公共卫生学会。
1930年，他在经常性的眼球失控、脖颈僵直、手足颤抖等常人不能忍受的疼痛中，以惊人的毅力读完了医学博士课程。这年夏天，高士其乘坐轮船回国，归国途中他实地考察了美洲、欧洲、东南亚等国，掌握了世界公共卫生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归国后，他作为全国五个微生物学家之一，受聘于南京中央医院担任检查科主任。
但他作为科学家正直的秉性与腐败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他发现，实验室内的细菌不可怕，最可怕的竟然是生活中“人形的毒菌”，那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地痞流氓、伪君子、假道学等，像毒菌一样侵袭人民的肌体。由于医院里也不乏他眼中的“人形毒菌”，他渐渐变得愤世嫉俗，并与黑暗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最后，在与院长的一次冲突中，他被迫离职。
失业后，高士其的病越来越重了，写字都很困难。在上海，他住到了在美国留学时结识的好友李公朴家里，以翻译、写作和当家教为生。后经李公朴介绍，认识了正在倡导“科学大众化运动”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应陶行知的邀请与戴伯韬、董纯才等一起编写“儿童科学丛书”。
1935年，李公仆在上海创办《读书生活》半月刊，高士其在杂志社结识了《读书生活》的副主编、《大众哲学》的作者、青年哲学家艾思奇，并与其成为莫逆之交，开始深入思考中国社会落后贫穷的根源。
他在杂志上看到一些科学小品文章，觉得用这种轻松愉快的文学笔调，撰写一些浅显易懂、富有情趣的科学短文，既能向人民大众传播一些科学思想和科学知识，又能针砭时弊，唤起民众，与反动派作斗争，是科学与文学结合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好形式。
生性乐观、顽强的他突然悟出了人生的价值：把自己所知的科学知识，告诉给广大群众，宣传科学也是很重要的工作。
就这样，他用颤抖而几近瘫痪的手紧握着笔， 以笔为刀，正式在蒙昧的旧社会划开了一道大大的口子，把愚昧、封建的毒素排净，补充进新鲜的科学知识。
▲高士其写作场景
在李公仆、艾思奇的热情鼓励下，高士其第一篇科学小品《细菌的衣食住行》产生，发表在《读书生活》半月刊第二卷第二期上。在该文中，他正式将原名“高仕錤”正式改为“高士其”。
其一个朋友在报纸上看到了高士其的名字，便问他：“你为什么改了名字了呢？” 高士其掷地有声地回答：“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其改名的过程也可见其铁骨铮铮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此后他又发表了《我们的抗敌英雄》、《虎烈拉》（霍乱）。从此，高士其以全新的姿态，加入当时还是刚刚开始起步的科普创作行列，成为中国首批科普作家之一。他所写的科普文章富有特点，融科学、文学与政论为一体，夹叙夹议，既通俗浅显，又生动形象，并富有见地，别具一格。因此，文章一发表，就受到文化界和读者的重视与欢迎，许多报刊都前来约稿。
此时他写字手已发抖，一个字要一笔一划地写半天，一天只能写几百个字到千把字。居住的条件也很差，夏天又闷又热，但他仍夜以继日地坚持写作。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发表了近百篇科学小品。他的代表作《菌儿自传》以及脍炙人口的《霍乱先生访问记》《伤寒先生的傀儡戏》《寄给肺结核病贫苦大众的一封信》《听打花鼓的姑娘谈蚊子》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并很快被一些出版社结集为《我们的抗敌英雄》《细菌与人》《抗战与防疫》等科学小品集出版。
如《菌儿自传》：
请听小菌儿的开场白：我是菌族里最小、最小，最轻、最轻的一种。小得使你们的肉眼，看得见灰尘的纷飞，看不见我们也夹在里面飘游。轻得我们好几十万挂在苍蝇脚下，它也不觉得重。我比苍蝇的眼睛还小一千倍，比顶小的灰尘还轻一百倍……
该自传非常生动。在作者笔下，菌儿是个有七情六欲的人物，时而在呼吸道里探险，时而在肺港战斗，时而在肠腔里开会，在举手投足之间把细菌对人类的危害和预防表现得淋漓尽致。
此时，卢沟桥事变爆发，他写作更努力了。在《我们的抗敌英雄》文章中，他写道：“白血球，这就是我们可敬慕的英雄。这群小英雄是一向不知道什么叫无抵抗主义的。他们遇到敌人来侵，总是站到最前线。”对抱着不抵抗主义的蒋介石之流的讽刺之意尽情流露，此时他的文章既是科学小品，也是战斗檄文。
这一阶段，他除了创作还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运动。他的作品，不仅展现崇尚科学、反对愚昧的主题，而且也发出了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呐喊。如，他准确地预见了细菌战的可能和反细菌战的必要，并指出：人类存在着滥用科学的危险，而科学的真正目的是应用于人类和平与发展。
▲高士其科普童话
“生活中如果只充满一个病字，精神便会空虚和烦恼；只有把自己的身心同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联系起来，生活才会变得充实而有意义。”这是高士其曾说过的一句话。关于高士其的故事很多，但是有件事不得不提：他是我党最忠诚的战士。
彼时，随着高士其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大，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当时，延安就像是一座革命的灯塔，吸引着千千万万的有志之士，也包括他。高士其决心到延安去。他说：“我一天爬几丈路，也得爬到延安去！”
1937年8月，在地下党的帮助下，高士其拖着半瘫痪的身子，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奔向延安的旅途。高士其刚到延安，毛泽东主席就来到他住的窑洞里看望他，亲切地勉励他“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此后，不论工作还是治病都当做一场战斗，意志坚定。1939年1月，高士其在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又勉励他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奋斗终身。他也牢记了这句话终身。
在延安的生活异常艰苦，缺乏医疗条件。他忍受着病痛工作，在全国人民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浪潮中，写下了《我的原子也在爆炸》。他写道：“我虽然不能起来，我虽然被损害人类健康的魔鬼囚禁在椅上，但是哟，魔鬼们禁止不住我们声浪的交响”。
新中国成立后，高士其已接近于全身瘫痪，党把他安置在北京医院，要他长期养病。他却请求党组织“不要把我当成病号看待，我还能为祖国出力，给我分配工作越快越好！”
▲高士其和冰心（资料图）
周恩来总理同意了他的要求，安排他担任文化部科学普及局顾问。有了工作后，高士其似乎忘记了自己躯体的病痛，他要为新中国而写作，为社会主义而写作。但作为一个身患残疾的人来说，每写一篇文章都要付出常人难以付出的艰辛，他往往几天、甚至几个星期都处于紧张的思考状态，手脚剧烈的颤抖眼球上翻，嘴里不由自主地哼哼，饭吃不下，觉睡不好。
高士其创作非常认真，每一篇文章都要从一稿开始一直改到七八稿及至十几稿。有时早晨醒来人还在床上，他就笑眯眯地说：“我已经想好一篇文章。”面对苦难和折磨，他活得十分乐观，当他说的话别人听不懂时，他就笑称自己的话是“高语”。
他的病一直发展着，但他的工作节奏却有增无减地加快。1984年夏天，高士其进食已改为鼻饲，病情十分紧急。即使如此，当需要挂点滴治疗时他总是要求挂在左手，不愿伸出右手，他说：“右手是要工作的，谁也不能剥夺我工作的权利。”
但他已经为新中国的科普事业透支了太多身体，1988年12月19日，这位我党最忠诚的战士再也没有醒过来。
我们的土壤妈妈，/是地球工厂的女工。/在大自然的建设计划中，/她担负着几部门最重要的工作。/她保管着矿物、植物和动物，/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她改造物质，/发展生命，/经营着无机和有机，/两大世界的巨大工程。/她住在地球表面的第一层，/由几寸到几千米的深度，/都是她的工作区。/她的下面有水道，/水道的下面是牢不可破的地壳......
这节选自高士其创作的科学小品文《我们的土壤妈妈》，用拟人手法，生动、有趣地介绍了土壤的功能与作用。虽然斯人已逝，但他的作品却是永存，教育着一代代青少年拥抱科学。他的精神更是像一座丰碑，指引着中国科普教育事业百折不挠，勇敢前进。
各方评说
卢嘉锡（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物理化学家）曾题词：万里求真新风开百代，一生致残造福为亿人。
周光召（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中国科协主席）在纪念高士其先生诞辰100周年暨高士其科学精神座谈会上评价道：高士其先生用自己传奇的一生谱写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为了祖国、为了人民，终身不懈地传播、普及科学文化的生命奇迹，给我们民族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高士其先生是科技工作者自觉肩负向人民群众传播科学的社会责任的杰出典范，科技工作者要以他为榜样，为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作出应有的贡献。
《人民日报》(2005年11月02日第十一版)，在一篇名为《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追忆高士其》的文章中写道：我们追忆高士其，为他惊人的毅力而震撼；我们追忆高士其，为他高超的笔法所打动，他使科学知识脱下庄重的礼服，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他的作品立意深远而文辞浅显，小学生都可以读懂，大量拟人化的比喻、口语化的叙述，开科普创作之一代新风；我们追忆高士其，传续前人积累的财富；我们追随高士其，播种后代精神的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