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疫苗的事

今早细读新闻才发现，「长春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在我大学母校的隔壁。

十年前，穷学生逛完街，从嘎悠嘎悠的222路或13路公交上下来，应该无数次路过这家公司。教书育人的象牙塔和黑心无度的大工厂就一墙之隔，想来也是荒诞。

更荒诞的是：写疫苗，不敢，删的是一干二净；卖疫苗，随意，管的是淋漓不尽。

但如果讲道理都不行，那证明这个国家没有道理可讲，那就活该我的新书滞销。

实际上，我连道理都不想讲，请给我一个特写，让作恶的东西，注意我的中指和嘴型：QNMD。

道理懒得讲，因为写字的人最怕重复自己。六神说，你们看我两年前写的旧文吧；阑夕说，你们看我两年前写的「几点看法吧」。我一通翻箱倒柜，也找出了两年前的怒批「假疫苗」的文章，吹吹灰，掸掸尘，嚯，还能用。

时光好像凝固了，揪心的事总在重复上演，我们笔尖所指、所批的对象毫无长进，都不用鞋底子，用以前的体位，蒙着眼抽下去，依然耳光响亮 。人看似往前走了，打开电视听到的也是「日新月异」这种大词，结果睡醒之后一刷朋友圈，糟心事已列队完毕，等待检阅——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重复的还有「疾呼家」。他们又劝民众不用恐慌了，他们说疫苗标准是9分，出事的疫苗只是到了7分，不致于死人；他们又劝自媒体不要参与了，不要添乱了，不要煽动情绪了，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我国每逢公众事件，就能见到这帮义务维持网络秩序的编外协警。

讲道理，两年前山东疫苗事件，我们要是听了这帮人的劝，现在情绪应该比死人还稳定，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淡定声。

事实发现，这些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从来不以人民的情绪为转移。也就是说，不管是服下「疾呼家」的「理性药」，还是吃了「时评家」的「情绪药」，那帮人害你可不分初一还是十五。

那还假装什么呀？信任崩塌，互害社会，有能力发声，有危险仍要发声，就是最自然、最职业的行为。可以什么都不懂，但最该懂的就是问责。我们让渡权力给你们了，疫苗又是事关国民安全的头等大事，交给你们了，这一套基础题，还屡屡不及格，民众情绪如何稳定？

现在国民的言谈、写作、阅读的取向，是用粗暴、扭曲、隐晦甚至逢迎的方式进行的，它几乎没有公共价值，只有当「孩子安全」这个全社会公民的敏感神经「公约数」出现，我们才能看到沸腾的、有公共价值的讨论出现。有人出来呼唤「有序」，在群体发声时，这是几乎做不到的标准，同时，在这片土地，所谓的「有序」就是把话语权交给「即是运动员又是裁判」的那帮人。你还不如大大方方说一句：闭嘴吧，刁民。

ZL三年内两次对疫苗事件作出批示。为什么要两次，一次还不能解决问题吗？ZL五年前有一句话似乎就是答案：「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

斯通在《苏格拉底的审判》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不需要讨论确定的事，需要讨论的是不确定的事。」

现在，人们再一次讨论疫苗，是因为疫苗厂商的良心不确定，监管机构的效力不确定，作恶者的代价不确定，是不是涛声依旧不确定。

人们困惑的时候，往往就会诉诸权威，那些共同认可的权威：神法、自然法、普世价值等等。人们需要一个讲道理的凭据，讲道理的人们需要被关照。

宗教信徒有《圣经》或《古兰经》，神谕会规范他们的生活，言明了道德习俗，当「长生」堂而皇之的把小罐变大罐后，作恶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举头三尺有神明？

还有「法」。美国法学家波尔曼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而在这里，很多时候，人们服从法律，仅仅是惧怕惩罚，而不是将它内化为人与人之间的、商业体之间的共同规范。当疫苗作假的事屡禁不绝，我们是不是要叩问法律的效能与威严？

如果以上都失效了，都无可遵从了，仰望星空，何处是净土？

两年半前的疫苗事件发生以后，我写了一篇《捍卫民众的恐慌权》，此文也被收录进我的《我们只是讲道理》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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