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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在别处

三表龙门阵 三表龙门阵 2018-12-29

1976年,尼日利亚比夫拉内战爆发,球王贝利随桑托斯足球俱乐部访问硝烟漫天的非洲大陆。内战双方都是贝利的铁粉,双方为了能一睹球王贝利赛场的风采,罕见的达成停战48小时的协议,这件事成为三年内战死了300万人的战争唯一安慰。

 

金庸先生驾鹤西去,新榜组了一篇稿,罗列了几十名自媒体人的悼词。其中赫然可见政见大相径庭的六神磊磊与占豪在表达同样的情愫。

 

我们如此不同,但能化干戈为玉帛,坐下来聊聊金庸,金庸所建构的武侠精神能成为绝大多数华人价值观里的公约数,或许这就是他作为文人的伟大之处。

 

追忆金庸,完全不用通过我口来说,我未必有更饱满的情绪,太多的个体感受都是相同或相通的,我只需在浩瀚的纪念文章下面留下一句:我也是这么想的。

 

地位尊崇如金庸,群体性的追忆与悼念也会速朽。将金庸与青春、时代做勾连,无疑是人人都可言说、参与的命题,够热闹。

 

但我时常在想,套用老先生的一句经典词:温古金梁,那些都是很好很好的,却为什么偏偏在别处?

 

「北望神州」的人,现在想来大抵是幸运的。1951年,金庸的父亲查枢卿在「镇反运动」中以「抗粮、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的罪名被执行枪决。基于当时「老子混账儿混蛋」的粗暴逻辑,金庸大概也是要遭一番罪的。幸运的是,金庸1948 年已被调往香港工作,逃过此劫。

 

面对切肤之痛,金庸在自传体小说中有所表露:「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伤心了大半年,但他没有痛恨杀了他爸爸的军队。因为全中国处死的地主有上千、上万,这是天翻地覆的大变乱。」

 

金庸的幸运用傅国涌的话说就是:「遇到了一个充满了可能性的新闻出版自由的环境。」

 

环境有多重要,仅举一例。

 

《倚天屠龙记》于1961年-1962年在《明报》做连载,此书中朱元璋的形象是工于心计、擅使奸谋,被极尽丑化。而毛泽东评价朱元璋是「是中国历代皇帝中成功的一个典范」,军事才能更被其评价为仅列李世民之后。

 

假若时空调转,《倚天屠龙记》是万万不能在「天翻地覆」的空间里写就的。明史专家吴晗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写《朱元璋传》,呈毛泽东审阅时,被教诲:「先生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五六十年代,吴晗为此反复检讨,甚至决计重写,并称:「中了《史记》的毒,吃了张良的亏。」

 

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一贯是置于历史大背景中的,若总有人拿某种方法论的尺子来丈量,外行指导内行,动辄扣上「虚无主义」的帽子,再批判一番,我想断断不会有「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等皇皇巨著了,即使他们尽属市民消遣读物,也不得行。

 

金庸武侠大家的身份为人熟知,成功的报人身份就鲜为人知了。他用小说构建成人的童话世界,可谓出世;他用三十年写了七千多篇社论,鞭挞腐恶丑坏,可谓入世。六七十年代,金庸先生甚至勤勉到「日更」的程度,匕首投枪,针砭时弊,尤以批评内地文革笔锋最健。

 

那终究是在彼时的香港嘛 ,批评在别处,多少年未变的形态。

 

金庸以94岁高龄作别人世,算得上喜丧,远离故土七十年,左手武侠、右手社论,文治武功皆得圆满,更是享受了七十年自由言说的空间,我是羡慕得紧。晚年即使被批保守,亦可看成是时代裹挟下的无可无不可吧,就像他说的一句「算了」。

 

我看今天写文祭奠的我辈、同侪,笔力雄厚者有之,有济世情怀者有之,胸怀愤懑者有之,大多很年轻,都是极有潜质,极好极好的。可是何处安放他们的理想与商业,何时能在巨人面前不是高山仰止,而是有一块可供匹马直追的土壤呢?

 

《人民日报》在纪念金庸的评论中也和很多人一样把一句话拎出来加粗加黑加大:「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我倒是真希望,别只认定热泪盈眶的人是为国为民的侠,也承认刺贪刺鬼的人也是为国为民的侠。

 

六神在文章说:「我再也没有后台了」,这不是什么文学化的表述。因为你真像金庸那样勇敢,人们往往顿生疑窦:「你是有什么后台吗?」

 

多希望,以后没人如此发问,我们也只有一个答案:「我的后台是表达的欲望与不坠的良心。」

 

金庸走了,写字的人多羡慕老人家啊。


思考题:说说你喜欢的金庸武侠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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