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打冯唐的板子也打在我们脸上

被舆论口诛笔伐的冯唐翻译版《飞鸟集》下架了，很多朋友奔走相告：大仇已报。

就像大众车质量出现问题被召回一样，出版社因书的质量问题及业界的争议做出召回决定，好像也什么错。

但是，等等。我们要知道在中国一本书的出版流程要经过审查、审查、再审查，书本身的文本质量、观念内涵或有高低，但在价值观方面一定是符合墙内出版要求的，或许冯唐的翻译为了照顾这种要求已经收敛了内心的部分肿胀及外泄的荷尔蒙。

所以浙江文艺出版社召回的动机就很荒唐。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是权力机构发出了这个命令，只有权力喉舌的《人民日报》于本月24号刊发了一篇批评报道，大部分内容是在翻译「信达雅」等标准方面与冯唐进行商榷，只是在最后递了刀子，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官样腔调、行政干预腔调：「有关部门与出版行业应当负起责任，制定出有效的行业规范，进一步明确翻译一词的内涵。」

其实，关于「翻译」我国只有著作权法里有所提及，只是言明了原著和译者的权益分野。所谓「信达雅」不过是业界公论，非铁定法则。

政治的指挥棒并没有挥舞，那么由大众舆论决定一部作品的生死，这个理念太可怕了。首先这里的「大众舆论」本身就是可疑的。一部分人对冯唐翻译里出现的粗鄙、网络词汇表示了不满，迅速引发了全民吐槽的狂欢，相信很多人并没有通读全书，只是拿里面出现的「裤裆」、「骚」做靶子，反复射击，把对「金线冯唐」的积怨一股脑倾泻出来，大有「新仇旧恨」一起了结的势头，这已经超越了文学批评的范畴，成了网络上的「政治正确」。

更可怕的是：一部分赞扬冯唐译本的声音被漠视了、不被倾听了，出版社采用「专家一票否决制」、「多数票胜出制」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太粗暴了。

其次，「有赞有弹」这本是文学作品接受大众检视的正常现象，接受大众的检视也是出版的动力所在，即使诸如「抵制」、「下架」这些过激言论本身也没什么可指责的。浙江文艺出版社对舆论的屈服，有着非比寻常的典范意义：一旦开了「舆论决定作品生死」的口子，那么就没有什么作品是不能被下架的，写作者迎合大众写作、自我审查有可能会成为自保的潮流。舆论是市场反应之一，这种口碑只能决定一部作品是否畅销，不能作为文学法庭的主审法官存在。

今日阉割冯唐的刀有可能以后架在每一个人写作者头上，从前是因你的政治观点偏离而被拒绝传播，现在因你的文字质量不行、专家有意见、群众不满意而被拒绝传播。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处理意见是「此后，我们将组织专家团队对译本中的内容进行认真评估审议后再做出后续的决定。」这是对冯唐的极大羞辱，也是对写作者的极大羞辱：你没割干净，拖回去专家会诊后再割一遍。

坦白讲，当下网民对粗俗、暴力文字追捧，却对冯唐译本睚眦必究，其中的戏剧冲突挺喜感的。实际上，再粗陋、言之无物的作品都有出版的自由，列宁在阐述布尔什维克对出版自由的纲领性要求时写道：「出版自由就是全体公民可以自由发表一切意见」。1948年联合国新闻自由会议决议指出「人人应有思想之自由与发表之自由」。

这应该是我们共同追求的普世价值，而在通往这条自由的道路上，我们因自我的喜好、舆论的胁迫，而南辕北辙。

江湖事江湖了，文化事文化了。最后摘录泰戈尔的《飞鸟集》里的一句话：我得到自由时便有歌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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