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丨原一男，关注个体力量的纪实影像行动者
2018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于10月18日﹣20日在杭州西子湖畔中国美术学院举行，大会单元设置包括：“ D20 提名” 评优单元、“纪录之光” 展映单元、“ IDF 论坛” 峰会单元、“ IDF 创投” 提案单元、“ IDF 培育计划” 工作坊单元。日本导演原一男的《日本国VS泉南石棉村》作为“D20提名”入围影片于10月19日在南山-国美礼堂展映，这是今年原一男携新片在香港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等展映活动后在中国的再次亮相。
原一男作为“D20”提名单元纪录片导演代表在2018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开幕式上讲话
该片纪录了一场渺小民众对抗强大权力者的长达 8 年的斗争：石棉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物质，一旦吸入肺中，有着长达 20 余年的潜伏期，并引发肺癌等重症。但由于石棉的利益价值，早就知晓石棉危害的日本政府并未告知国民真相，而是任由大量劳动者因吸入石棉而痛苦死去。对于政府的见死不救感到愤慨的部分原劳动者与其家属、近邻等团结起来，一举将政府告上法庭，要求国家认罪并给予赔偿。然而即使一审胜诉，受害者们也无法获得赔偿，国家反反复复的上诉让许多患者无法等到胜利的那一天，陆续在绝望与不甘中离世……原一男从最初试图保持客观立场，到渐渐移入感情，最后成为与泉南人民共进退的一份子，也使得全片蔓延着温暖柔软的人情。
作为事件参与者的摄像机
摄影机（拍摄者）与拍摄对象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纪录片创作中的核心问题之一，不同于“直接电影”流派中摄影机充当“墙壁上的苍蝇”的旁观角色，原一男认为“由于电影制作者的在场而引发的故事和他们不在场时发生的故事”是一样值得记录的。他不仅仅用摄影机，而是用自身的行动来推动和完成其影片的构成。将自己和影片的主人公紧紧地包裹在一起，是他对社会，对纪录片的一种探寻方式。
在原一男的多部影片中，他设置了一个舞台、场景，或者说一个局，让对方暴露出真正的情感和想法。《绝对隐私·恋歌1974》中，原一男安排他的现任妻子，也是他的制片人和录音——小林告诉他的前妻武田自己也怀孕了，他在测试着武田的反应，摄像机纪录片下了武田在小林面前抵毁原一男，说他只是在利用小林，小林注定会被遗弃，随后武田并且气冲冲地离开了的过程。
日本纪录片先驱小川绅介认为,中立的影像不存在，摄像机一定是站在拍摄对象的一方，去批判另一方，比如站在三里冢农民这边去揭露国家机器。在原一男的作品中，影像同样带有批判性，但矛头却直指所有拍摄对象，而不仅是哪一方，甚至是指向拍摄者本人。因为介入到拍摄中的拍摄者，同时也被摄像机检视着。
对个体对象的关注
“当我们拿着摄像机出击，我们所面对的目标终究是个人感情的世界。到最后，需要的是进入到这个私人领域当中。”
——原一男
四十五年的导演生涯里，原一男只拍了五部纪录长片，在原一男此前的作品中，不论是聚焦脑麻痹残障青年的《再见CP》，还是直面他跟前妻情感纠葛的《绝对隐私·恋歌1974》，抑或是跟拍反对天皇制的老兵奥崎谦三追寻当年日军惨祸真相的《前进神军》，以及探索左派作家井上光晴虚实人生的《全身小说家》，他的拍摄对象全是个体，且都是“按自己的方式活着”的强人或狂人。
“我深深地被小川摄制组吸引，然而，跻身于那种事情中间，我只是不能想象自己在那种集体当中的样子...那些人毕竟来自于 60 年代，早了一代。因为我们来自于70年代，有个问题是，参与到斗争中的那个‘自我’究竟是谁？即便我加入了小川摄制组，最终陷在里面的会是我自己。我一直想，在一个集体里面有所创造是相当有吸引力，但最终小川摄制组的那些人已经在做了，对我来说，不妨尝试从这个叫做个人的位置上去做些什么。”
——原一男
原一男的影像实践标志着日本纪录片中指向的一种转型:从以小川摄制组和土本典昭为最佳代表的电影制作的集体模式转向以原一男为先导的高度个人化和匠人式的实践。这种转变，深刻联系着日本与世界其他地方共有的文化转型——从奉献的、集体的、社会的行动主义和公共激情转向更私人的关注。
近年来在中国独立影像的持续发展中，也出现了很多家庭/私人影像作品，原一男的影像实践对如何解读这些作品，以及思考它们和作品之外更广阔的社会空间的对话提供了一些启示。
参考文献：
阿贝·马克·诺恩斯,张亚璇.私人现实:原一男的电影
丁柳：纪录片中新的力量:身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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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刘予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