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星女孩：“我曾经正常”
打开微博热搜榜，占据前几名的词条大多与娱乐圈有关，自从偶像养成类节目热播后，追星更是成了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但其实追星、偶像这类词并非是近些年出现的新鲜事，德国学者研究发现，在 20 世纪前 20年，很多人都有自己崇拜的对象，不过这些“偶像”多数是来自工业、商业、自然科学领域的成功人士。但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人们的崇拜对象渐渐转移到体育界、艺术界和娱乐界。尤其是在电视普及之后，娱乐工业更是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需要不同类型的偶像来满足个人的内心需求。
应运而生的是偶像的周边、演唱会、超话……许多人无法理解粉丝为何如此狂热，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一部关于追星女孩的纪录片《我曾经正常》，讲述了一群因痴迷男团而改变生活的女性，进而一窥粉丝与偶像的那些故事。
● 镜头下的追星故事●
《我曾经正常》是由腾讯新闻谷雨工作室出品的一部纪录片，讲述了四个追星女孩的故事，她们分别是喜欢单项组合的高中生叶利夫、喜欢后街男孩的25岁作家萨迪亚、迷恋接招合唱团的33岁品牌策略师达拉以及披头士的64岁粉丝苏珊。
叶利夫通过社交网络时时关注单向组合，和朋友们一起去看演唱会，她还被朋友拍下因过于激动而失声痛哭的视频，发到油管上而被圈内粉丝知晓。出于对偶像的喜爱，她把唱歌当作自己的梦想，虽然考上了艺术学校并拿到了一半的全额奖学金，却因为家人的阻碍而无法去学校报到。
叶利夫的激动表现被分享在网络上
萨迪亚认为“光成为一名粉丝还不够，还要做得更多。”她十二三岁的时候就成立了后街男孩资讯站，每天放学就会发布他们的相关活动资讯，还会为他们的电视综艺节目投票。她说也许就是当年每天发布相关资讯练就了她的文笔，使得她现在成为作家。
萨迪亚建立的后街男孩资讯站
达拉在自己的房间墙壁上贴满了接招合唱团的照片，呆在这样的空间里会给她带来十足的安全感。她还会学习接招合唱团的舞蹈，幻想自己哪一天可以和他们同台表演。她甚至会将接招合唱团的歌曲运用到自己的ppt演示中，被同事称赞很有创意。达拉最爱的汽车车牌也是男团的英文拼写。即便接招合唱团解散了，她的生活中也离不开他们。
65岁的苏珊从不会错过有关披头士的一切信息，她总会第一时间购买披头士的海报、杂志，在自己的铅笔盒上刻上披头士的名字。她把自己的追星故事告诉了自己的孩子们，甚至她的儿子女儿都能一字不差地唱出披头士的歌曲。
粉丝们通过收藏大量与偶像相关的物品来显示自己的粉丝身份，也通过这些物品数量和稀缺度来显示自己作为粉丝的资深度。她们四个人代表的是不同时代的粉丝，但偶像都同样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她们的人生轨迹，也从她们身上我们更直观地看到了粉丝群体的情感认同。
● 被污名化的男团女粉丝 ●
该纪录片主要谈论的偶像是男团，这和普通的娱乐明星有所不同。达拉说：“喜欢男团就像社交自杀，总之就是不酷。”萨迪亚也表示自己从不会在公开场合说是后街男孩的粉丝，她担心身边的同事会认为她不够聪明或是不够成熟，“涉及超级粉丝方面，我其实会更谨慎，我不想告诉别人是因为我觉得他们会评判我，会看轻我。如果是摇滚乐队，我会随便说，别人不会觉得我有什么。”
可见根据一个人崇拜的偶像，人们会把“你是什么样的人”联系起来。按照布尔迪厄的说法，个人的文化爱好、品位、鉴赏力或情趣，既是人的一种心态、情感和禀性，同时又是一种文化实践方式，是现代人的一种行为风格和带有活动性的气质。
由于许多报道中的女粉丝追星十分狂热，再加之公式化的男团生产，人们越来越标签化女粉丝都是“无脑”、“不理智”，显然存在污名化的嫌疑。费斯克在其《理解大众文化》一书中提出粉丝的行为通常是主动的、参与式的、狂热的。随着粉丝力量的不断壮大，粉丝文化已成为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大众文化，粉丝通过新闻报道、访谈、演唱会等途径将原本的陌生人转化为重要的他者，这也是其寻求认可和归属的重要方式。
对于粉丝而言，追星并不代表虚掷人生，做粉丝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如果你选择接触并一直使用，所有的经验都会带来更多的经验”，“社会中难免有身陷囹圄的困窘，如果联系自己的真实感受，你的身体会告诉你怎么做，你需要什么。”追星女孩并非是某种程度的愚蠢或幼稚，这不过是她们选择的人生体验，在她们遭遇人生低谷时，男团也同样照亮了她们的人生，给予她们精神上的寄托和力量。
● 被限制的女性情感 ●
在许多人眼里，年轻帅气的男团成员是被市场包装出来迎合女性审美的产物。她们的狂热也遭到了家人的反对。叶利夫因为单向组合的影响努力地考上了艺术学校，却招致家人的极力阻挠，甚至她想出门去看演唱会时，她的父亲会说“如果你出去了，就不要回来了”；萨迪亚贴在墙上的后街男孩海报被父亲生气地撕下，她的父亲出生在巴基斯坦卡拉奇，萨迪亚解释说“因为这是在冒犯他的文化敏感性，，这就是我开始的变化，我开始对男性有感觉，我表现得如此开放，这有点冒犯到他了。”
或许这份“对男性的感觉”因为文化而变得“羞耻”。纪录片中，达拉在讲述她的男团理论时，提到从早期披头士开始，成员在十七到二十一岁之间，理想情况下有三到五个成员，他们的歌曲也大多和爱情、夜生活、乐趣、美好时光、伤心、渴望等主题相关，但性是绝对不被允许的，即使有也是十分隐晦的。《我曾经正常》这部纪录片用水彩涂鸦的方式浪漫得呈现女孩子们美好而纯粹的幻想，这是她们对性朦胧的认知，但同时也是情感宣泄的方式。
美国精神分析学家霍顿和沃尔曾提出“伪社会互动”理论来阐释粉丝与明星之间的特殊关系，他们认为追星隐含着粉丝对偶像发生实际接触的追求和渴望。因此她们会想方设法“面圣”偶像，会因为近距离接触偶像而大哭大笑，而没有机会“面圣”的粉丝则会通过幻想、白日梦等超感官接触方式弥补这一内心需求。
但这样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否定的，信仰穆斯林的萨迪亚表示自己的文化很害怕女性的性欲。但是他们究竟在害怕些什么？归根到底这是否是现代社会权力体系对女性的另一种限制？
互联网的迅速发展，让粉丝文化开始更大程度地渗入到我们的经济文化生活中，也更加深刻地影响当代人的生活。作为一种流行的青年亚文化，一方面我们鼓励大众文化朝着更多元的方向发展，但同时我们也需要更加正确客观地看待粉丝所创造的文化景象，尊重每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正如片名《我曾经正常》，但什么又是正常？正如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所提到的，所谓的疯癫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不是生物遗传的界定，而是文明与话语作用的产物。因为疯癫与文明的界定其实不过是所谓文明的一方在其角度给出的判断。
文末送给可能因疫情而稍稍焦虑的我们：
（2月6日上海召开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谢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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