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监狱法》修改后，对中国有哪些借鉴意义？

巧妙规避

单一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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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感：秋刀鱼

将服刑罪犯与社会隔离，在封闭的大墙内，监狱的运行状况和服刑者个人相关信息都是保密的。因此，刑罚执行状况成为外部社会不能窥探的领域。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一直自信，这是无可厚非、不容置疑的。

然而，日本刑务所的改革启示表明，虽然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全程参与，发挥其应有的辩护作用，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是，在刑罚执行阶段，律师不仅能经罪犯授权后代理各类法律事务，还能够通过监狱内设置的专门机构，行使对监狱运营管理方面工作的视察、建议的作用。

更极端地概括讲，封闭执法环境下，就是两类群体合法权益的保护，一是被监管者、二是监管者。日本监狱法修改，则是通过设立两个委员会，提升并增强了对被监管者合法权利，以及监狱执法者合法权利的保护力度。巧妙完善地避免了单一保护倾向，导致另一个群体的寒心和失望。

修改《日本监狱法》的最大特色之一

步入2000年后，日本的监狱收押形势严峻，根据平成12年（2000年）《犯罪白皮书》记载，日本全国发生监狱安全事件共21件，其中，被监禁人自杀10件；伤害事件9件（受伤治愈时间以上一个月）；火灾一件；其他事故一件。

众所周知，一旦监狱执法中的极端事件曝光，必然引起社会舆论的极大关注。尤其是服刑罪犯意外死亡、自杀等新闻报道，往往让社会公众感到震惊，进而产生出监狱执法应当受到监督、严惩肇事者的呼吁。

（一）积极回应国民呼吁，深度改革监狱执法制度

平成18年（2006年），日本监狱系统发生了几起侵害被收押者合法权利的极端案例，诸如，名古屋刑务所暴力致死罪犯，七名刑务官构成犯罪事件，引起全国舆论震动，直接构成了修改实施近百年的《日本监狱法》动因。

为了进一步提升刑务官的形象，充分保护其合法权利，日本法务省向英国、德国和法国派出考察团队，在国内相关人员发放问卷调查，相关部门跟踪研究矫正系统职员发生不详事件的过程，总结提炼出防范措施和建议。

▲ 2019年，中日监狱系统交流照片

（二）设立《刑事设施视察委员会》

日本政府为获得广大市民对于国家刑罚执行工作的理解，重塑监狱执法者的正面形象，确保行刑运营的透明性，最终决定在各个刑事设施设立由当地市民（医师、律师等法律界人士）构成的 “视察委员会”。

医师和律师等专业人士，从维护服刑者基本健康和对重症患者的处遇，以及对广大服刑者正确用刑罚等各类法务事项，都能够很专业地看到制度和实务中存在的问题，能够提出极具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机构：在刑事设施（刑务所、少年刑务所……）设立《刑事设施视察委员会》。

视察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主要由律师、医师、地方公共团体职员和当地的住民10人构成

职责：是对设施进行视察，将发现的相关问题向刑事设施长陈述。

各方面权限：

1，刑事设施长有义务对视察委员会提供相关所需的信息；

2，被收押者向视察委员会提交书面意见的，则必须检查；

3.视察委员会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要求刑事设施长，协助安排被与收押者面谈。

公开意见：法务大臣院会要求刑事设施长，每年公开所采纳视察委员会意见和建议的概况，即公布视察委员会建议后，刑务所是如何进行改进的情况。

日本监狱法修改的最大特色之二

我国刑罚执行领域，让广大监狱民警及家属倍感受伤的是，无论全年如何辛勤付出保平安，只要出一个事故，全年所有的成绩便被抹杀，至少是无人提及！

尤其是眼见曾经的战友同事被检察机关带走，整个监狱、监区的空气都会凝固，执法者们的士气遭受重创。

日本的刑事设施也曾面临着同样的困难局面。

（一）服刑罪犯处遇难度不断增大，职责压力倍增

自2002年起，日本刑务所中收押的成年罪犯中，主要有黑社会（暴力团）、毒品犯、高龄罪犯、外国籍罪犯等可谓 “处遇困难者”所占的比例很高。

少年犯中，犯罪感淡薄，对于人际关系方面存在个各种各样的问题，导致处遇难度增大。

同时，受国家降低行政成本的影响，行政经费压缩，矫正设施经费也受到相当控制， 2001年矫正领域裁员79名。同期，刑务所收押人数达65000余人，“长刑化”的趋势也不断增大。

▲ 2019年，中日监狱系统交流照片

（二）施设立“预防职员发生不详事件委员会”

日本刑务所的“刑务官”，是法务大臣从刑事设施职员中指定任命的，除了荣誉感和使命感之外，要求其深刻理解被收押者的人权、为了对收押者实施正确、有效地处遇而学习掌握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努力接受必要的培训和训练。

长期以来，日本监狱系统主要依靠监管者的道德和职责底线，来防止自身工作中的违纪、违法乃至犯罪行为的发生。

作为深度改革措施之一，以期杜绝不详事件的发生，则是在法务省矫正局、矫正管区（全国12个行政区划）、和各个矫正设施设立“预防职员发生不详事件委员会”。

期望通过组织的力量，保护和帮助广大矫正职员避免、杜绝不详事件的发生。

不断完善矫正队伍、提升矫正效果

“行刑改革会议”为获得国民的理解，提出了“充分尊重服刑者的人权；切实进行改善更生、复归社会和减轻刑务官的工作负担”三大目标，如今，日本自启动行刑改革以来已经过去16年了，从实践效果看，已经取得较大的成效。

（一）日本矫正队伍及经费保障现状

平成30年（2018年），日本全国矫正官员（公务员在编）人数为19655人。自“行刑改革会议”建言以来，矫正官员队伍进一步增加了心理专业、教育专业、医疗专业、福利专业等人员。

国家预算也不断增强，其中三分之二属于矫正人事方面的费用。矫正官的负担得到减轻、福利待遇有所提升。

（二）服刑罪犯劳动作业种类

确保服刑人员劳动作业项目，是刑务所实现其矫正的基本手段。日本刑务所也是严格执行八小时劳动制度。

罪犯劳动主要包括：生产作业劳动、职业训练劳动、自营作业劳动和社会奉献劳动四大类。

生产作业：木工、印刷、西服、金属、皮革等；

自营作业：炊事、集体洗衣物、内部环境简单维护；

职业训练：取得资格证书；

社会奉献作业：也是近年来新增的项目，主要有清扫河里漂浮物、敬老院服务……。

▲ 2019年，中日监狱系统交流照片

（三）强化专项指导（教育改造）

改善矫正手段中，区分为“一般改善指导“和”特别改善指导“两大类。

其中，特别改善指导主要是针对几方面的对象实施，例如脱离暴力团、戒除毒品依赖、性犯罪预防再犯指导、外国籍罪犯、高龄罪犯……

（四）罪犯矫正获得全社会的援助

主要包括劳动作业援助、矫正医疗的援助、福利制度的援助以及相关国家机关的支援。

结语

《刑事设施及服刑者处遇相关法律》于平成18年（2006年）5月实施。

平成29年（2017年）年日本政府内阁会议决定“推进防止再犯实施计划” 。

行刑矫正的主要目标，就是防止再犯，即实现特殊预防效果。在刑事设施新增设立“两个委员会”以来，尤其是律师所在的设施视察委员会，提出了许许多多的意见和建议，各个设施的运行比较平稳。另一方面，律师所指出的问题，对于矫正官员的执法保护力度也极大增强。

综上，从日本监狱改革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增大行刑的透明度，充分发挥律师在刑罚执行阶段的积极作用。某种意义上，这一改革是划时代的，前所未有的。

同时，为确保矫正队伍的执行力,也就意味着我国强调的“战斗力”及“从优待警”等方面的制度完善，这对于刑罚执行至关重要。值得参考借鉴其思路。

作者丨鲁兰

排版丨老斑鸠

校对丨鲤鱼姑娘

审核丨老斑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