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副省长”去哪儿？
今年以来，金融副省长们的新动向引人关注。
一个月前的6月8日至9日，第十四届陆家嘴论坛在上海举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云泽在论坛上公开演讲。这是金融监管总局组建以来，首任局长李云泽首次在公众论坛亮相并发表演讲。兼具金融机构与地方政府工作经验的李云泽，也是首位“70后”正部级“一把手”。
而在5月18日举行的金融监管总局揭牌仪式上，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下称“中央金融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王江出席。
值得注意的是，王江和李云泽都曾任职地方金融副省长。李云泽更是直接从四川副省长的任上北上进京履新，成为金融监管总局首任局长。
在经过地方党政系统历练之后，无论是继续在当地留任，或是重返金融业，又或是再次回到金融系统成为监管者，金融副省长们似乎成为了一支干部的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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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副省长”们“归来”
近年来，各地政府配备金融副省长并不鲜见。
2018年前后，在原有的常态化干部交流机制外，一批年富力强的金融系统干部赴任地方成为新趋势、新现象。他们多是从一行两会、国有银行直接转任省级政府副职，因而被外界称为“金融副省长”。
今年以来，在地方任职多年后，不少金融副省长从地方“归来”，职级晋升也开启了加速度。
李云泽便是回归到金融监管部门的金融副省长，且在职位级别上更上一层楼。
公开资料显示，李云泽出生于1970年。他曾长期工作于银行系统，曾在建设银行工作超过20年，后又出任工商银行副行长。2018年9月，李云泽出任四川省副省长，成为备受关注的金融副省长之一。2022年5月，李云泽任四川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党组副书记。
5月18日，在金融监管总局揭牌仪式上，王江首次以中央金融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的新身份公开亮相。
公开简历显示，王江生于1963年。往前回顾，王江的金融第一站是建行系统，并在此工作了16年。履历颇丰的他曾在四大行中的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担任过行长。2017年7月，王江被派往江苏担任副省长，成为当时全国为数不多的金融副省长之一，后于2019年回归银行业。
组建中央金融委员会、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是新一轮中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重要安排。此前，谁将出任金融监管总局局长成为市场最大的悬念之一。
有分析称，此番金融监管机构改革进一步理顺了监管体系，压实各方责任，相关机构负责人选确需多方考量。可见，从地方归来的金融副省长们，被赋予更多的期许。
事实上，今年以来，还有其他金融副省长们从地方“回归”。
今年4月，接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金融副省长葛海蛟，就任该行董事长前曾担任河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等职，更早时期曾在农业银行、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工作。
5月，国家开发银行发布公告，谭炯任国家开发银行副董事长、行长。谭炯此前亦长期在金融系统任职。公开资料显示，2019年9月，谭炯调任贵州省副省长，后当选为贵州省委常委，兼任省委统战部部长等职。2023年2月起任国家开发银行党委副书记。
分析普遍认为，随着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新一轮金融人事更迭大幕已经拉开，中管金融机构也会迎来一波人事变动。相信年内还会看到一些金融副省长的新动向。
“现在部分金融机构的重要岗位还有空缺，还有一些干部面临到龄‘交棒’的问题。”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分析，比如工行、建行的董事长已明确将在人大、政协任职，下一步必定涉及职位的变动。“这一轮大的人事调整什么时候能完成也很难说。”
02
“金融副省长”们的下一站
“金融副省长”现象背后，有着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也成为金融干部锻炼提升的新路径。
在经过地方党政系统历练之后，金融副省长们走出了不同的发展路径。
比如，现任中信集团董事长朱鹤新就曾出任四川省副省长。2018年，他返回金融街，出任央行副行长。2020年3月，朱鹤新出任中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的李波，也曾任职重庆市副市长，其间分管地方金融监管和金融工作等。2021年4月，李波再次回归央行，出任央行副行长。2021年8月，李波出任IMF副总裁一职。
更有一些金融副省长们留在当地，跻身省级党委常委。
2018年1月，时任央行副行长的殷勇出任北京市副市长，当年12月跻身北京市委常委。2022年6月，殷勇当选为北京市委副书记。今年1月，他当选北京市市长。
2018年，时任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会理事长的吴清履新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更早之前，他在中国证监会供职多年。2019年9月，吴清进入上海市委常委行列；2021年12月，吴清出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
2018年出任福建副省长的郭宁宁，于2021年获任福建省委常委；2018年出任天津市副市长的康义，于2022年出任国家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天津市常务副市长刘桂平，2016年任重庆市副市长，此前曾任建设银行行长等职；2021年3月调任重庆市副市长的蔡允革，2022年出任重庆市委常委。
“金融行业专业性较强，金融行业对于行业人才所具备的素质要求是多方面的，除了本身专业知识、能力之外，还需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表示，在大银行、金融监管部门成长起来的干部，大多专业能力很强，这些人才充实到地方政府从事金融管理工作非常合适。这种人才交流机制对促进经济发展、维护金融稳定都有重要现实意义。
在外界看来，在地方工作可以体现和提升干部的能力。金融高管在地方任职，在利用自身优势为当地经济引入金融活水、营造良好金融生态之外，对其个人履历和生涯也是一笔财富。这也是国家大力推行政府和金融系统人才交流的原因之一。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地方经济发展离不开金融。能够来一个行家里手作为地方分管经济金融工作的‘父母官’，再合适不过。”徐洪才说，政府和金融系统干部的双向交流，未来可能形成常态化机制。
董希淼亦认为，应当推动具有金融专业知识和从业经历的人，在地方政府领导岗位任职，“不仅局限于省级政府，还包括市级政府，县级政府”。
03
全国过半省份配备“金融副省长”
在金融副省长们人事更迭的同时，还有一部分仍服务于当地，肩负起为当地经济引入金融活水，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化解地方金融风险等诸多使命。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5月底，全国有18个省份配备了来自金融系统的金融副省长。这意味着，全国已有超过半数省份拥有金融副省长。
从他们的履历看，多是从“一行两会”、五大行、政策性银行成长起来的金融干部。而在金融副省长的人才选拔候补梯队中，也开始出现地方金融局局长的身影。
在董希淼看来，金融副省长逐渐成为各省标配，一是体现了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重视，二是确实也是地方发展的现实需要。
“金融工作是非常专业的，专业的事情需要专业的人去做。”董希淼直言，一方面是需要金融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是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近年来地方金融发展很快，但也凸显了不少问题，比如此前P2P及地方各类金融机构的风险事件等。这都需要专业的人来领导分管，这就是金融副省长产生的背景，“不光是金融副省长，有些地方还有金融副市长、副县长”。
徐洪才分析认为，随着金融监管的框架调整，新的金融监管基本框架已经形成。本次机构改革方案，突出强调了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统一领导，体现了金融事权主要是中央事权的要求。其中，从中央层面设立中央金融委员会、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取消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这涉及两个层面的关系，一是党和政府的关系，二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一是突出强化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能够加强金融一体化的协调，坚持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此前的“一行两会”格局变为“一行一局一会”，各个部门各司其职，更加有利于金融行业化解腐败隐患、不合理因素，使其更健康地发展。
二是明晰了金融监管领域的央地关系。建立以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地方派出机构为主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涉及前者与地方政府原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关系的协调。例如，地方金融监管对“7+4”的机构中存在的风险等。再如地方金融控股集团，属于地方国有资产，参股、控股了很多金融机构，银行、证券、保险林林总总，对其行为的监管，地方政府负有重要责任，最终服从中央的领导。
他直言，金融机构和地方党政系统之间的人才交流，有利于提高地方金融监管职责的相关人员干部的综合能力，“地方政府办公厅派出的一些干部，对于业务并不一定熟悉，外行领导内行是不行的。”
在董希淼看来，地方政府对于金融的重视更多还是体现在金融人才身上。
“大家看到了金融副省长这个群体，但光有这个群体还不够。”董希淼认为政府领导岗位应当引入更多具有金融专业背景的官员。“以及当地监管机构，特别是一些中小金融机构，不能老派行政官员去，要让真正懂金融的人去。”
在董希淼看来，地方党委和政府提名中小银行高管人选，应将从业经历、专业素质放在第一位，切勿让缺乏金融从业经验的行政官员在中小银行任职。监管部门应用好任职资格核准等制度，对中小银行高管特别是“一把手”人选进行严格把关。
“现在一些地方党委和政府有这个习惯，总要把没有金融从业经历的行政官员、没有金融从业经历的人派去当银行董事长，这很容易出问题。”他举例称，比如已落马的恒丰银行前任董事长蔡国华，就曾任职烟台市副市长。被查的浙商银行原董事长沈仁康，曾任职衢州市市长。“没有金融从业经历的纯行政官员，没有相关从业经验，很容易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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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国经济周刊”编辑：纪海涛 / 审稿：王运宝转载请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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