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居III专题】城市管治的尺度之惑
针对各种需要管制的问题，城市管治通常都有空间载体。要缓解这些问题，就需协调一致，采取集体行动。然而，从城市到郊区、再从都会区到巨型城市乃至城市群，如今，城市管治的地域边界已被颠覆。在这种状况下，所谓的“城市”管治又应如何界定其空间载体呢？尼尔·博任纳——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Harvard GSD）的城市理论教授——在本文中精要阐述了全面城市化和城市化操作性景观的概念，点明了城市管治当下所面临的挑战。
长久以来，人们都用地名划分其住区空间，无论从历史还是现代的角度，把世界上的大城市——如伦敦、纽约、深圳、孟买、拉各斯等等——当作标杆来划定城市区域，似乎都情有可原。因为不管地缘经济的加速重构带来多么剧烈的动荡，这些地方仍旧能够安然无恙；而且，它们的规模和经济重要性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在逐步扩张。除了被视为地图上政府认定的一系列地名，以及受增长联盟推崇的可投资区域，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定义这些地方？
是什么因素促使这些地方从周边区域脱颖而出？如西欧的英国东南部、北美的美国东北部、东亚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南亚的马哈拉斯特拉邦，以及西非的尼日利亚南部。是它们的地区规模或者人口密度这些特质在起作用？还是因为它们巨额的基础设施支出？抑或是它们处于全球资本和劳动力流动的战略中心地带？或从另一方面看，是因为商品链、基础设施回路、人口流动和如今在全球纵横交错的循环物流网络变得日益完善，从而使曾经包含在这些区域内的都市化社会空间关系不时突破局限，超出了其区域边界？
图片来源：http://www.urbantheorylab.net/publications/
假如后者是真的，那么，无论一座城市规模如何，它还会拥有连贯的边界吗？
我们不禁要问：日常社会关系、企业间网络、劳动力市场、建成环境、基础设施廊道、社会-环境足迹已呈现为加密化的从结（clusters），这些因素如今是否已在国家、国际、大洲乃至全球的尺度上延伸、增长、叠加及互相交织，变成了吉恩·戈特曼曾生动描绘的“乡村与城郊景观的不规则胶状混合物”？另外，假设这些情况都已出现，我们难道不该把“城市是有明确边界的住区类型”这种陈旧想法摈弃吗？
其实，在四十多年前，法国社会空间理论家亨利·列斐伏尔便阐述了这种观点。当时他在自己的经典著作《都市的革命》（La révolution urbaine）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了“社会已经进入全面都市化”的假说。虽然列斐伏尔认为全面都市化仍是空中楼阁——尚在襁褓，仍未实现——但他指出，全面都市化成型后的大致轮廓已经在19世纪60年代的西欧若隐若现了。列斐伏尔认为，若都市化能实现全星球尺度的覆盖，就能不停地缝合编织出一整套“网眼不一的”都市纹理——覆盖包括陆地表面、海洋、大气层和地底在内的整个世界，为支撑资本主义工业增长的贪婪追求提供更直接的运作条件。列斐伏尔还提到，在到达这个“临界点”后，全面都市化就不再只是假设；相反，它将成为考量全球社会和环境关系的基本参数，对全球建成环境的转型带来新限制，并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危险，不过，它也可望为空间（再）利用的民主化带来新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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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列斐伏尔认为全面城市化的进程已经跨越临界点，并正在实践层面实现“全星球的都市化”。自那时起，城市化的全球结构得到进一步巩固，深度模糊甚至打破了根深蒂固的社会空间边界：这些边界曾经分隔了城市与乡下、都市与乡村、核心与边缘、都会与殖民地、社会与自然，也在都市、区域、国家和全球各尺度之间造成了区隔。以往，人们把城市理解为一种有相对边界且自我容纳的住区空间，而如今它已无处不在，其边界也变得愈发难以捉摸。
在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克里斯蒂安·施密德的合作项目中，本人正致力于探索出现在当今世界不同区域的全面城市化发展进程。
图片来源：https://aesopyoungacademics.wordpress.com/2014/03/17/harvard-urban-theory-lab/
我们不仅遇到了许多方法论和实证层面的挑战，还得彻底打破有关城市空间性的陈旧思考，重新定义全球范围内城市化进程的外化特征和可操作性。我们认为，若不在重新定义上下功夫，人们将难以理解21世纪早期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城市纹理日渐密集的现象，而我们对它所能施加的影响也会大打折扣。
人们在使用以往的方法理解城市时，在研究及行动上长期把关注焦点局限于城市本身——视其为具备特定表征的住区类型（如大量的人口、密度和社会多样性），使其本质上有别于位处城市“之外”的非城市化社会世界（郊区、乡村及/或“自然”地带）。
相比之下，我们希望能在列斐伏尔提出的一些方法和概念上继续努力，从而搁置以往的思考方式，并以此为基础，超越长期以来全面阻碍城市研究及实践的所谓“城市与非城市”之间的隔阂。我们在推进研究议程时，决不会像一些城市学家那样，认为城市（称其为集聚区或更为确切）已在全球化的洪流之中消解为边界无远弗届或是空间上恣意扩散的非地方化社会。
我们也不否认人口密度、企业集群、集聚效应或是基础设施的集中建设（这些只是所谓城市性的一部分要素条件）是当代经济与社会的重要特质。相反，在一并考虑这些问题后，我们坚持认为“城市不过是城市化的一种形式”，它必须被视为更大范围内社会-空间及社会-生态转型过程的动态性场址、舞台及后果。
然而，如何才能把这种城市化进程准确地用理论语言来归纳呢？
这项任务很有挑战，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城市化这一概念可简单归结为城市发展的过程：从定义上看，它受制于有限的空间，只代表密集、多样的大型住区聚落的发展，通常会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其他一些宏观趋势相结合。
虽然城市化概念的源头能上溯至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各种社会理论，但这种以城市为中心的概念在社会学家金斯利·戴维斯（Kingsley Davis）的经典著作里已得到了典型体现，他在20世纪中期给出了城市化的定义——居住在城市的人口与全国人口相比增多的现象。戴维斯没有给出城市社会、形态和功能方面的定义，而是使用了著名的人口数量门槛值——通常是2万或10万——来划分住区聚落类型。
戴维斯20世纪中期所下的定义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如今使用的数据收集系统中占据了牢固的位置，同时亦深植于当代社会科学、城市规划、社会政策和公共卫生等主要学科分支。正是多亏这位实证主义者，才有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化定义，以及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当代论断：世界上有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
图片来源：https://msd.unimelb.edu.au/operational-landscapes-towards-alternative-cartography-world-urbanization
考虑到各国内部对其住区类型给出的具体定义并非整齐划一，且与联合国全球数据中的统计标准相互交杂，戴维斯的经验主义还存在不少盲区。我们认为，戴维斯的论断其实对理解当今全球城市化的真实状况造成了不少误导。戴维斯假设以城市人口统计为中心的城市定义不受历史因素的影响，因而并未充分考虑到如今遍及世界主要区域的城市集聚过程所呈现的巨大规模及多样性。还有一点同样重要，所谓50% 城市化“门槛阈值”的说法并没能揭示城市化进程的全方位影响——因为城市化进程不仅发生在城市集聚的中心，还穿透了城市外围偏远且具有显著“乡村”和“自然”特征的地区，这些地区在资源开掘、农-工围垦、物流与通信基础设施、旅游及废弃物处理等不同方面，深受城市化进程的裹卷。须知道，这些城市化的操作性景观未必具备通常定义中“城市”才有的人口密度、住区特性、社会结构和基础设施配备，但无论是在提供原材料、能源、水资源、食物和劳动力的问题上，还是物流、通信和废物处置等功能性层面，它们长期以来都对城市的发展都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对这些要素的考虑也相当有力地印证了我们的观点：如今我们需要大力拓宽对城市管治空间载体的研究与实践，不仅要考虑城市和大都市地区，还要考虑它们与更广阔地景之间复杂和持续演进的关联，以了解其日常运作、发展动力和代谢过程。
我们的研究表明，通过基础设施资金的投入、城市扩张和推行大规模的地域规划战略（旨在全世界范围内为加速增长、促进集聚和培育城市体系提供支持），这些城市化的操作性景观正在经历全面的转变。由于劳动力在世界范围内的空间分布，这些景观的变化节奏比以往更直接地与那些主要的都市中心相关联。同时，随之而来的持续商业化、圈地和社会-生态退化现象，也直接导致了大规模的社会剥夺。人们对这些现象往往不加鉴别，甚至在时下主流的城市政策话语中，视其为现代化和人口“从乡村向城市”转变之成就。
如果我们的确已置身于“城市时代”，那么，我们对城市状况的探究，就不仅需要参考全球城市和巨型城市区域的经验。我们还需考查遍及整个星球的持续且不甚均衡的城市化进程——陆地、地下、海洋和大气空间都已成为实现目的的手段，为都市产业发展的加速和强化提供支持。鉴于资本主义城市化的主导模式仍然需要依赖广泛地开采、生产及消耗化石燃料，且开采地通常位于远离主要城市中心的偏远地区，这种模式亦直接牵涉到全球性的生态掠夺，使人们把数量空前的污染物和有毒废物排入地球的土壤、海洋、河流和大气，永久地改变着地球的气候。如此看来，气候变化和生物圈的变迁也与历史上和当前的城市化进程直接相关。
图片来源：http://www.artandeducation.net/announcement/operational-landscapes-work-in-progress-by-the-urban-theory-lab-harvard-graduate-school-of-design/
于是，我们需要对城市化有新的理解。我们要探索集聚过程和其操作性景观之间持续的相互影响，包括在所有空间尺度上，随后者发生的土地利用形式的强化、物质流动的协调以及社会新陈代谢的转型。通过这种方法，我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强化和世界性扩张生产出了一块广袤而斑驳的城市化区域，它涵盖了长期主导城市研究者注意力的集聚区域，并还在继续向更深远的地方延伸。
目前人们应该在分析角度和空间层面相应地扩展“城市”管治的议题，不仅要思考如何协调这类复杂的相互联系，更要考虑到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异常参差、动荡和通常具有破坏性的社会-环境后果。当然，对于城市管治的政治角力，“城市增长”这一经典问题还是一如既往地不可或缺；市政政治及城际协调仍是影响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以及环境关系的重要因素。
不过，在全面城市化的状况下，城市增长的过程愈发受制于遍及整个星球的那些操作性景观，小至最细微的轮廓，大至宏观的环境参数，它在强力的作用下转化，并常常在相当偏远的地区，以持续的破坏性方式，为多样的城市形态提供（物质）支撑。
面对不同的空间尺度，着眼国家及超国家区域内外，我们又应该如何从制度上协调城市与其分散的操作性景观之间的关系，并从环境层面进行管理呢？我们如何才能再造那些社会-经济、基础设施和环境上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它们所产生的全方位外部性，从而创造一个更公正的社会、更有活力的民主体制和生态承受力更强的地区、疆域乃至大地景观呢？
城市学家们对这些宏观空间问题的探索实在太少了，所以我们亟需给予这些问题系统性的关注：我们必须拓展城市管治的领地，使其扣连上更为广阔的问题域，以研究大尺度的社会-地域组织、基础设施规划、环境保育职责和对全球共有资源的民主化（再）利用。当下，城市管治——或者确切称之为城市化的治理——不仅与全球的整体治理紧密交织；毋宁说，他们本来就别无二致。
参考文献
1. Jean Gottmann, Megalopoli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1), 5.
2. Henri Lefebvre, The Urban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Robert Bononno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1970]), 1.
3. Ibid., 1-23.
4. Henri Lefebvre, “Dissolving city, planetary metamorphosis,” in Neil Brenner ed., Implosions/Explosions: Towards a Study of Planetary Urbanization (Berlin: Jovis, 2013), 566-571.
5. Neil Brenner ed., Implosions/Explosions: Towards a Study of Planetary Urbanization (Berlin: Jovis, 2013). See also the website of the Urban Theory Lab (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 Harvard University): urbantheorylab.net.
6. The locus classicus of such arguments is Melvin Webber, “The post-city age,” Daedalus, 94, 4 (1968), 1091-1110. See also Stephen Graham, “The end of geography or the explosion of place: conceptualizing space, plac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2, 2 (1998), 165-185.
7. Matthew Gandy, “Where does the city end?,” in Implosions/Explosions (Berlin: Jovis, 2013), 86.
8. Kingsley Davis, “The Origins and Growth of Urbanization in the Worl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0, 5 (1955) 429-437.
9. See Neil Brenner and Christian Schmid, “The ‘urban age’ in ques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8, 3 (2014): 731-755.
10. See Timothy W. Luke, “Global Cities versus ‘global cities’: rethinking contemporary urbanism as public ecology,”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70 (2003) 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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