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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女性主义地理学视角下的广州女性居民日常出行目的及影响因素

2017-11-29 何嘉明 周素红等 SYSU城市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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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嘉明: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东省城市化与地理环境空间模拟重点实验室

周素红: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东省城市化与地理环境空间模拟重点实验室

谢雪梅:深圳市龙岗区外国语学校


本文为简写版,原文刊载:

何嘉明, 周素红, 谢雪梅. 女性主义地理学视角下的广州女性居民日常出行目的及影响因素[J]. 地理研究, 2017, 36(6):1053-1064.

版权说明:感谢作者授权发布,如有转载等事宜,请联系原作者。

  

摘 要

  日常生活的权利和平等是女性主义地理学关注的问题。在个体出行的视角上,已有的研究大多停留在两性出行特征差异的描述统计上,对反映两性家庭生活分工不平等的“出行目的”研究较为缺乏。工作型、家务型和休闲型三种类型的出行目的结构对审视女性出行活动权利和生活质量有着直接的作用,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此外,对女性的出行影响因素研究主要集中在个人和家庭属性因素上,缺乏对女性居民出行空间的建成环境分析。鉴于此,以广州市为例,选取18个社区的1604个样本为研究数据,以男女性居民的出行基本特征差异为基础,重点研究表征出行活动权利和生活质量的“出行目的”,以此解释家庭生活中存在的隐性不平等现象,并通过建立多项logistic模型,探讨造成女性居民出行目的差异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广州男女性居民在出行率、出行时耗、出行时间分布等基本出行特征方面差异不大,但出行目的结构却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揭示了隐性的性别休闲活动机会与权利的不平等现象;同时,这种性别不平等现象在不同女性群体内部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不同的个人属性及家庭结构上;而在建成环境因素中,用地混合度、建筑密度、POI密度和公交站点密度低的社区,工作日女性居民的出行目的更多受限于责任性的家务活动;在休息日,用地混合度、POI密度和商业可达性低的社区,女性居民的出行目的也更显著地指向家务活动,建成环境因素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日常出行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研究结论为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为女性群体创造平等的出行空间和公共服务提供政策参考。


关 键 词日常出行;出行目的;女性主义;广州

  

成果速览【论文的主要内容】



1

研究简介

  本文以广州市为例,借助女性主义地理学的基本研究视角,以男女性居民的出行基本特征差异为基础,重点关注表征出行活动权利和生活质量的“出行目的”,通过发现男女性出行目的结构的差异来揭示家庭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并通过建立多项logistic 模型进一步研究不同出行目的背后的影响因素。研究分析在传统的个人和家庭社会属性基础上,加入建成环境的变量,探讨不同社区环境对女性居民出行带来的影响。这对转型背景下中国如何应对隐性社会性别不公,满足女性出行需求,创造平等的出行空间等方面提供理论依据。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2013年针对广州市居民日常出行活动的入户问卷调查。调研社区的选取基于SPSS统计分析软件和主成分分析,结合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广州市内各街道单位进行五大类社会区划分,分别代表旧城旧机关社区、商业社区、高教育旧单位社区和近郊住宅区和远郊住宅社区,并选择相关主因子得分靠前的18 个社区作为入户问卷调查的样本社区(图1)。本次调查总计回收有效问卷1604 份,每一位被调查者除了填写个人和家庭基本信息外,还详细记录了最近一个工作日和休息日主要出行活动的时间、地点、出行目的等。


1 调研社区在广州市的区位分布


  为进一步刻画男女性居民在日常出行目的中存在的差异,参考Golob等的出行活动分类方式,根据出行目的需求将出行活动划分为以下三类:①跟工作相关的生存性需求活动包括上班通勤,公务业务,以及上学(以下简称工作活动);②以家务劳动为核心的维护性和责任性活动,包括日常满足家庭需求的买菜、日常用品购物、接送孩子等(以下简称家务活动);③休闲类活动,包括文体娱乐活动、探亲访友、外出吃饭和旅游度假等(以下简称休闲类活动)。



居民日常出行基本特征的性别差异

  问卷数据显示,广州两性居民的出行强度,包括出行率、出行距离、时耗等方面的差异并不显著。而从出行时间分布看,男女性在工作日的出行时间也具有一致性。


表1 居民工作日、休息日出行的平均出行率、距离和时耗的性别差异


2 男女性出行时间分布


  在表面貌似一致的出行强度和时间分布的背后,却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出行目的结构差异,女性居民以家务劳动为核心的维护性和责任性活动的比例明显更高。特别是在工作之余,传统的家庭社会分工明显存在,买菜、购物等维持性的家庭劳务职能仍主要由女性承担,而在休闲出行活动所代表的享受型生活方面,男女性表现出的差异同样突显出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现象。遗憾的是,以往的研究基本停留在出行特征的分析上,缺乏对表征女性生活质量的“出行目的”的深入解构。



3 男女性出行目的比例结构图



居民出行目的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

  在多项logistic 模型中,出行目的的决策集为Y={工作活动,家务活动,休闲活动},三种类型的出行目的分别代表了工作型、家庭型以及生活享受型的出行活动,直接反映出两性居民的生活质量。模型采用SPSS 19.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计算,通过多项logistic 回归模型探讨不同类型的个体、家庭和建成环境属性,对女性主要出行目的类型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


表2 工作日广州居民出行目的多项逻辑模型回归结果(以休闲出行目的为参照)

注:*、**、***分别为在10%、5%、1%的显著程度上通过检验;b表示因为参数冗余,将其设为零。


表3 休息日广州居民出行目的多项逻辑模型回归结果(以休闲出行目的为参照)

注:*、**、***分别为在10%、5%、1%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b表示因为参数冗余,将其设为零。



结论与讨论

  (1) 出行目的结构差异揭示了隐性的性别休闲活动机会与权利的不平等现象。尽管传统研究所探讨的出行率、出行时耗、出行时间分布等基本特征方面,广州男女性居民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绝大部分女性和男性一样,在社会职业空间中实现了性别角色的重构。然而不能由此忽视了出行目的层面上潜在的不平等现象。男性在工作之余,出行目的以吃饭、娱乐、访友等休闲性的活动为主,而女性除了职业工作外,其日常活动目的则更明显地受制于以家庭为核心的劳务分工。这种家庭劳务责任分配不平等,直接压缩了女性私人可支配的闲暇活动时间和空间,不仅削减了女性休闲娱乐活动的机会和权利,还会对女性生活质量和满足自我价值的实现产生消极影响。


  (2) 出行目的结构所反映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在不同女性群体内部会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不同的个人属性及家庭结构上。中老年的女性以及文化程度低的女性往往由于肩负更多的家务劳动而降低了生活质量。而家庭结构方面,“一对夫妇带小孩”家庭中,女性家长的出行活动受到更多的影响。一方面,职业女性在工作之余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在繁琐的家务活动和照顾孩子上,使得女性的出行链和出行模式更为复杂,在上下班出行途中往往还会同时链接多项家务活动,从而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更多的非工作出行,节约出宝贵的时间来维护家庭。而另一方面,由于幼龄儿童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特别是对于照顾0~6 岁孩子的家庭而言,为了满足孩子的外出活动需求,家长也不得不牺牲个人时间进行外出全程陪护。从问卷的数据看,这类出行陪护任务也大多落在女性家长的肩上,对于缺乏老一辈支持的“一对夫妇带小孩”家庭甚至是没有丈夫支持的女性单亲家庭而言则更为显著。这也直接导致了这两类家庭女性休闲娱乐的时间不足,其生活质量和出行活动的权利也受到隐性的损害。


  (3) 建成环境因素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日常出行生活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模型结果表明,对于用地类型单一,商业可达性不高,公共交通设施不足的建成区而言,女性居民进行自我身心调节的闲暇活动会受到更多的限制。由于女性的活动距离较短,活动出行链更复杂,对公共交通的依赖程度也更高,休闲活动空间布局的均衡性和可达性会直接影响到女性出行目的选择:是长期束缚于以家庭为原点的劳务活动,还是在工作之余能便捷地享受多元的娱乐休闲生活。而这种出行活动公平性的问题,在某些公交系统不完善,土地利用类型单一的郊区社区中表现更为突出,客观上对女性的休闲活动造成机会剥夺和空间限制。出行限制和家庭责任带来的双重不公平使得该女性群体要更多地为家庭牺牲,并最终折射出其较低的生活质量。


  女性主义地理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在于揭示城市社会空间当中的不平等现象,最终提高女性居民的生活质量,满足自我价值实现,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性别平等。女性群体由于生理机能和心理特征的不同,加上家庭责任等方面的影响,在出行空间感知和活动环境方面存在特殊的需求,需要在空间规划、制定城市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配置等方面摆脱性别盲的传统思维,使性别平等成为社会政策制定中的常态意识,为女性出行提供更公平的生活和出行环境。例如,居民点的步行范围内增加公园、广场、绿道等安全便捷的公共活动场所。对于建设密度低,商业可达性较低的社区,一方面需要更加合理地配置商业娱乐等公共服务设施,另一方面也要提高公共交通站点的覆盖率,为女性群体日常出行活动提供更平等的机会与选择。


  比起西方社会,女性主义视角的地理研究在中国起步较晚,理论探讨和实践也较为局限,没能跟上社会经济制度快速转型的步伐。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大量女性投身社会就业岗位,男女双方的经济依赖关系已经在社会生产当中发生改变。但是这种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尚未对传统社会性别角色产生根本上的影响。尽管显性的性别差异与歧视在逐步减少,但社会生活中隐性的不公平仍普遍存在,不同女性群体背后的活动需求、心理健康、场所体验等隐性的公平性问题探讨依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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