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贸易促进下的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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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梁育填，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副教授，综合地理信息研究中心

郑莎莉，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硕士生

李郇，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城市化研究院

原文刊载：梁育填，郑莎莉，李郇．贸易促进下的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J]．热带地理，2017，37（6）：792-801．

版权声明：感谢作者授权发布，如有转载等事宜，请联系原作者。

摘要：

　　通过梳理贸易与区域一体化作用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提出贸易对一体化作用的长期动态理论；以此为出发点，分析珠江三角洲与港澳地区贸易往来的历史地理，认为贸易对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的过程起到了促进作用。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过程中，珠三角与港澳地区的贸易对象从商品，到生产过程，最后到服务的转变，贸易主体从实体商品为主到无形服务为主的这种变化，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从初级一体化向高级一体化迈进的主要过程。此外，贸易的一体化过程有着极大的外溢效应，它完善了地区基础路网的建设，推动了产业集群的产生，带动区域创新，将一体化区域提升至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地位。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将会紧紧抓住服务贸易作为贸易发展的主线。因此，对未来大湾区的发展提出三大发展走向：必须先发展湾区的陆地轨道交通网络，完善港口和机场交通体系的新建和协调；依托交通体系，形成一体化两大枢纽：“广佛”与“深港”，作为推动一体化的主导力量；最后，以“广州―深圳―香港”为主要节点的区域创新走廊是未来大湾区的增长新动力。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区域一体化；贸易；集聚；创新

　　贸易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增长的传统引擎。早在清代十三行时期，广州就是珠江三角洲的经济重心。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依靠“广交会”获取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外汇，改革开放之后，“三来一补”产业的兴起挽救了香港的制造业危机，同时打开了珠三角城市的制造业发展之门；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到来，珠三角外向型制造业受到严重冲击，此时以科技创新、产业转型的生产性贸易在珠三角的企业间兴起。观察历史的风口浪尖，总能找到贸易在其中的影子。贸易是否对粤港澳地区一体化的作用产生了影响？通过对理论及历史事件的研究发现，源于比较优势而产生的贸易，通过产业集聚、产业规模扩大以及规模报酬递增产业的出现，逐步内生化产业集聚的动力，从而改变产业的前后向联系，促进了区域一体化的进程。本文探究粤港澳大湾区贸易关系如何发生转变，以及贸易在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分析贸易在一体化历史中的角色及影响，以期对立足于国家“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粤港澳大湾区的未来发展方向提供启发。

１

贸易与区域一体化

　　贸易对区域一体化的促进关系，已有许多理论与实证研究进行相关讨论。根据新古典贸易理论，产业区位由自然资源、技术、劳动力等外生资源禀赋决定，产业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集聚。各区域根据比较优势进行分工，贸易成本的减少将引起产业集聚和地区专业化。但随着产业内贸易等许多新的经济现象的兴起，比较优势理论难以进行解释。

　　新古典贸易理论解决了当2个地区具有较弱的比较优势时，如何由贸易带来产业集聚现象。20世纪80年代，以Krugman为主要代表人物的新贸易理论通过假定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不完全竞争，认为是规模经济和市场规模效应导致了产业的空间集聚；他认为市场规模（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导致生产商的集中或分散程度可以表征市场规模的变化）和规模经济是产业集聚的内生因素，与比较优势无关。同时，Krugman也提出了贸易成本的下降（例如运输成本的下降）会减弱区位优势对专业化分工的影响，并促进产业空间集聚。

　　在贸易促进区域产业集聚的过程中，产业区内出现了技术溢出的现象。而技术溢出、知识溢出很快能在产业区内传播，并在生产过程中转化为创新力量。根据国际贸易理论，伴随贸易而存在的国际性或地区性的知识和技术传播，一国或地区可以从其贸易伙伴获得新的技术来发展自身潜在的比较优势。刘炜等（2013）认为：产业集群企业之间建立群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基础，证明了产业集聚对技在各种正式与非正式联系上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是集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而随着各国比较优势的动态发展，国际专业化分工的形式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演进过程中，技术要素一直起着重  要的作用，只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它所强调的表现形式及重要性程度不尽相同。技术的创新和发展使得技术作为一种投入要素改变了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从而影响着一个国家的贸易模式和贸易利益；同时，贸易的发展也通过技术的扩散和外溢影响着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的能力和水平。

　　许多实证研究证明了Krugman对于贸易的流动带来产业的空间集聚和地方专业化的理论的正确性。如Krugman（1991b）认为贸易不能更自由地流动导致了欧盟与美国专业化程度的差异，是美国产业集聚力更强的原因；BRÜLHART（1995）通过研究得出了产业集聚与规模报酬递增行业的紧密关系；Kim（1995）的研究显示：随着美国区域经济逐渐实现一体化，产业地方化和专业化程度在美国各个地区显得愈加明显。

   　同时，刘炜等（2013）的研究发现：通过正规与非正规方法产生了技术与知识溢出成为促进产业创新的基础。综合贸易理论与相关实证研究，证实了贸易通过对产业集聚产生作用，从而对削弱区域边界，促进区域一体化有促进作用，并且集聚会带来知识与技术创新。以上理论与实证多采用横向视角，从某个时间截面研究贸易与区域一体化关系，是相对静态的。本文综合考虑相关贸易理论，梳理出较长时间内贸易对区域一体化促进作用的动态理论：以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和运输成本为前提，在贸易发展的初始阶段，比较优势的存在使得商品贸易产生萌芽。每个地区分别从事优势性产业的生产，专业性生产带来具有外溢效应的集聚经济的增长，驱动了产业创新。这促进了产业在不断升级中扩大规模。这时，地区间比较优势的差距日益微弱。而由于产业升级所带来的产业规模的扩大，引起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以及此时运输成本的降低成为驱动产业集聚的新力量，促使区域一体化发展到了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在集聚中心的强大引力作用下，贸易内容从最初的商品变为劳动力、资   本等生产要素，这些要素的向心流动构成了地区间的联系通道，成为消弭边界，达成区域一体化的载体。最终，贸易促进了区域的一体化过程。

２

粤港澳大湾区贸易关系的转变

　　基于以上理论综述，运用总结出的理论分析改革开放后，贸易对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的促进过程。改革开放后，粤港澳贸易关系经历了“广交会”，港资大量北上形成的“三来一补”的特殊现象，以及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加入WTO，2003年CEPA的签订和广东省自由贸易区的设立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在此历史过程中，粤港澳的区域格局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广州与香港各成一家，到改革开放后，珠港澳三地依靠产业分工合作将香港推上了区域中心之位；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珠港澳间的合作更深一层，沟通三地的基础设施不断建设完善，具有强大集聚与辐射功能的区域枢纽渐次成型，地区间的贸易合作、人口流动、商贸物流等往来联系更具规模、更加频繁，“一国两制”下的大湾区一体化格局正在形成。

2.1 贸易是粤港澳区域合作的源头

　　改革开放前，中国处于较为封闭的经济体中，与港澳之间的联系不强，对外出口贸易几乎没有发展。而在世界产业转移浪潮下的香港，迎来了制造  业的蓬勃发展1947―1959年，香港工厂数从961家增加到4 541家。同年，钢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69.6%（陈广汉，2006）。同时期的内地虽然与香港地理邻近，但由于政策阻隔，国内市场封闭严重，珠三角地区还停留在以第一产业为主的经济情况上，致使珠三角地区和港澳地区之间产生了发展的“绝缘带”。

　　为了解决中国经济建设的外汇需要，1957年“全国性出口商品展览交流会”（简称“广交会”）在广州开办，搭建了中国与国际贸易的平台，打破了“资本主义贸易封锁”。虽然第一届广交会贸易成交额只有1 754万美元，参展人员只有1 223人①，但表明了中国对外贸易关系已从闭塞发展到了以小商品为主要产品的出口型贸易阶段。随着“广交会”一年两度的成功举办，在出口贸易额方面取得了可喜成果。1965年两届交易会出口成交额达到7.57亿美元，占当年全国外贸出口总额的33.98%②，达到了改革开放前的对外出口总额数据高峰。

　　“广交会”形成了珠三角与香港合作模式，建国后首次对香港抛出贸易往来的邀请函。据有关数据显示：第一届“广交会”，参展的1 223位客商中有1 021位为港澳采购商，港澳占出口成交总额的64.33%（喻季欣，2014）。历届广交会对香港的出口值也占到总值的一半以上③。香港客商积极参与“广交会”，促进了珠三角地区的产业从第一产业向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刺激了珠三角地区的农产品转化和出口贸易。香港客商在历届“广交会”成交额平均占总成交额的约1/4。珠三角对香港日用品的输出占到了香港本地日用品生产总额的3/4。“广交会”不仅增加了珠三角地区对香港的商品输出，也在一定程度上吸引香港客商对珠三角地区的发展前景进行考量，为以后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的这个阶段，香港的大量日用消费品仍然依靠内地出口，促进了从珠到港的单向贸易往来。香港作为“亚洲四小龙”之首，大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制造业中心，对内却几乎没有产生辐射和带动作用。作为珠港联系的先行部队，“广交会”的出口贸易虽然没有完全打破珠三角与港澳间发展的“绝缘带”，但也为改革开放后的珠港合作埋下了伏笔，成就了广州成为珠三角的区域中心。

2.2 产业转移下的跨境生产贸易的兴起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的南大门，珠三角采取了宽松的政策以吸引外商投资。1984年政府公布了允许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办服务业，使得大量的农民工涌向城市，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据不完全统计，1984年这类人口达到30万之多（许学强 等，2009）。同时，适逢国际石油危机，香港出口受阻，制造业停滞。香港厂商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快速发展与内地的生产贸易，港资大量北上，形成“前店后厂”的跨境生产贸易模式。

　　“前店后厂”模式的兴起，是比较优势的一个重要体现。随着香港制造业的发展，土地、空间、劳动力的限制成为制造业发展的瓶颈。而珠三角具有的广阔土地、低廉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利好的形式政策等优势，成为香港制造业转移的目的地。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生产和补偿贸易等投资少、见效快、简单明了为特征的产业生产环节的“后厂”因此形成。而香港凭借世界窗口的优势地位，成为负责研发设计、市场营销、财务管理、采购统筹和物资协调等管理运营功能的“前店”（图1）。到了1996年，已有约80%的香港工厂或生产线转移到了珠三角地区，珠三角的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由1980年的25.7%上升到1995年的34.67%（陈广汉，2006），其“后厂”角色基本形成。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香港的服务业占其GDP的比重超过80%；到1990年，香港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达到63.2%（邢志红，1996），可见第二产业转移到内地后，第三产业在香港的繁荣程度，服务业成为香港的经济命脉。

　　在这个时期内，粤港澳间这种跨地区的垂直分工式的跨境分工使得香港与珠三角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区域一体化程度得到加深。这在跨境贸易、雇佣关系、机场与码头物流等方面有所体现。自1985年起，香港与内地的跨境贸易大幅增加，内地成为香港最大的贸易伙伴。到2000年，珠三角对香港和澳门地区的出口额占到其总出口额的34.97%（图2），出口比重位居第一，是珠三角最大的贸易伙伴。

　　1979―2002年，有关研究表明：珠三角近780~1 300万工人被香港近5万家企业所雇佣，香港机场和葵冲码头70%的物流来自于珠三角（黄永智，2003）。

　　贸易一体化还带来了珠三角地区的产业集群现象。贸易促进了各个优势地区的产业集聚与专业化。其中，东莞作为香港腹地工厂最典型的代表，由于比较优势和专业化生产的低廉成本，促使各生产要素往该地区集中。大量港资企业、合资企业在空间上“扎堆”落户东莞，集聚溢出现象明显：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变了东莞落后的投资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港资、台资集聚东莞，20世纪90年代东莞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1986年东莞“三来一补”累积收入工缴费已经达到3亿美元以上，“后厂”模式促进了东莞经济的发展（李郇，2000）。制造业的地方化形成了大量以专业化生产为特征的产业集群（图3）。例如，东莞石龙、石碣电子产品产业集群，中山小榄的五金产业集群，东凤、南头的家电产业集群，佛山大沥的有色金属加工工业产业集群，南庄、石湾的陶瓷产业集群，西樵纺织产业集群，东莞虎门服装、电子产品产业群中起着主导地位，并负责组织珠三角生产活动。通过比较优势而产生的跨境生产贸易的兴起，使得香港与珠三角的产业专业化水平提高，同时地区间的联系也显著增强。珠三角与香港在贸易关系中以厂店形式分工，决定了以香港为发展龙头的区域结构的形成。香港与珠三角各个地区间打破了以商品贸易往来为主的贸易形式，兴起了以生产贸易为主体的贸易方式，这种贸易内容的转变，大大促进了粤港澳地区一体化的进程。而作为一体化进程的表现，产业集群在珠三角各大城市中成为普遍的典型现象。

2.3 加入WTO下的区域一体化过程

　　随着集聚经济的发展，技术与知识在专业镇内传播与革新显得更加频繁。由于技术的升级，以及劳动力、土地成本的逐渐上升，香港与珠三角两地的比较优势在慢慢减弱。而由产业升级所带来的产业规模扩大，使得企业的前后向联系不断向生产地集中，加上交通运输成本的降低，规模报酬递增和低廉的交通成本成为粤港澳区域集聚的新内生动力，改变了原有以香港为龙头，一枝独秀的空间格局。港珠澳在这种集聚的过程中以中国加入WTO、CEPA（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安排）及其补充协议的签订为契机，从以跨地区生产贸易为主的区域联系转向以服务贸易为主的区域合作，将粤港澳合作推向更高层次。

　　进入21世纪以后，粤港澳一体化程度更高。CEPA从官方层面直接促进了三地间商品贸易的一体化。其通过制度性整合为粤港澳间更自由化的贸易建立运营平台，逐步减少或取消三地间货物贸易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其目标在于实现三地贸易自由化和一体化。前期CEPA以货物贸易为实施主要抓手，第一批对原产港澳的273个项目从2004-01-01起开始享受零关税进入中国内地，而在此之前这273种产品过去的税率高达23%~35%。关税清零的措施比中国加入WTO承诺的关税更加优惠，一步到位的零关税使香港即刻获得极大的价格优势，抢先占据珠三角的商品市场（表1）。据香港总商会估计，零关税政策将每年为香港节省约7.5亿港元（常智峰等，2004）。而澳门在2004年1―9月份有51宗货物零关税进入内地市场，货物值达到139.1万澳元。CEPA及其一系列条款的签订，催化了三地间贸易流通，拓展了三地贸易空间。粤港澳间贸易关系得到极大的加强。2011年，珠三角对港澳地区出口流量最大的城市是深圳，其对港澳地区的出口贸易量为809.35亿元，占珠三角对港澳总出口贸易量的31%；其次是东莞和广州，分别占珠三角对港澳总出口贸易量的8.17%和5.19%。

　　除了商品贸易的直接联系增强，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贸易开始由香港逐渐转移到三角洲地区。这是由内外背景2个方面决定的。外部背景是，中国加入WTO，融入世界贸易网络的中国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量大增；而内部因素是，随着珠三角产业规模的扩大，刺激产业前后向联系的逐利本能，促使其逐渐向生产地靠拢。香港的部分服务业随着珠三角专业镇规模的扩大而内移，珠三角生产性服务业得以发展。2000年，珠三角约有15 000家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港澳台企业占到其40%。香港的生产性服务业在珠三角中占有一定比例。据叶嘉安（2002）调查显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与工业化程度密切相关；而珠三角的生产企业所需要的生产服务业有81%使用香港及境外的与贸易相关的服务业，是外向程度最高的一类生产服务业。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珠三角外向型制造业受到严重冲击，企业面临转型升级，以高新技术、先进适用技术改造升级传统产业，运用工业设计提升传统产业产品的附加值成为珠三角产业转型的新需求。而香港由于其具有的可靠、高效以及国际通用的专业服务，使得珠三角的企业就近吸收。从图4可以看出：珠三角已经形成以广州、深圳为企业和就业人口的集聚中心，且呈现由2个中心向外辐射并形成交汇。深圳借力香港，已经发展成为区域的第二中心。

　　此外，服务贸易一体化后带来区域创新与产业结构的变化。2000年中山具有出口优势的产品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占到47.12%；其次是机械装置，占到了17.8%；到了2011年，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下降了约7%，与此同时，机械装置产品增长了约10%（图5）。这说明了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山出口优势产品慢慢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向机械装置转变。由于珠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刺激了企业生产技术与科技研发的产生。深圳与香港的协同关系随着CEPA的签署、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变得更为紧密。2010年深圳R&D经费占其GDP比重高达3.84%，而广州为1.79%，深圳约为广州2倍④。根据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GII），港深联合体位居全球科创聚落第二名。这说明了深圳与香港的创新一体化发展初具成效，在创新驱动上的联动强化了。以深圳为创新龙头，珠三角的其他中小城镇也纷纷开始了创新尝试，以佛山为例，也正逐步追求产业的技术创新。珠三角一体化的创新氛围逐步形成。

　　此外，服务贸易一体化的形成的基础是交通一体化。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直接导致贸易成本的下降，减少了贸易阻力。从2000年起，为了促进区域合作，广东省与珠三角地方政府推出一系列政策和配套项目，大规模修建基础设施来改善区域通达性（表2）。此时，区域内部及之间的铁路交通覆盖里程港高铁、广州―深圳―香港客运专线、港深西部快速轨道等轨道交通将珠三角的主要城市与香港连接起来，加深两地的沟通，对两地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此外，在航空运输方向，香港国际机场在粤港澳地区担当主要的区域枢纽角色，可见香港机场无论在客流还是货运水平上均占了珠三角航空总额的大部分（表3）。当今香港国际机场有超过100家国际航空公司为其提供大约140条国际航线，同期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和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分别拥有63和9条国际航线。在港口发展中，广州港与深圳港共占珠三角集装箱吞吐量超过80%，其中深圳占到了49%，深圳集装箱处理量高于广州⑤。2012年，深圳港以微小差距位于香港之后。港口与机场的发展为粤港澳大湾区与世界接轨奠定了基础。

　　服务贸易一体化极大加深了粤港澳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同时一体化也提高了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整体区域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地位。2011年，珠三角各个城市对香港出口总额达到148.81亿元，占珠三角对外贸易出口总量的29.37%。由于数据原因，只统计了珠三角6个城市的出口总额占广东省出口总额的比例，尽管缺少了3个城市，但其比重仍然  达到了75%以上（表4），其中深圳的贡献很大。广东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保持持续上升的趋势，出口贸易格局发生较大变化（梁育填 等，2015）。广东省与港澳台地区的出口商品类型主要为装备制造业和纺织品，且比例从2000年的42.6%和9.8%上升到2014年的57.8%和17.6%⑥；而“一带一  路”促进了粤港澳间以装备制造业和纺织品为主的贸易迅速扩大。广东省通过“一带一路”主要出口到港澳台，其次是东南亚地区，是珠三角联系这些地区的主要通道。因此，“一带一路”倡议也帮助珠三角拓宽了其对外贸易联系，刺激了珠三角的出口贸易。

　　基于商品贸易规模的扩大、产业规模扩张、运输成本的下降，服务贸易的兴起，粤港澳三地出现了以贸易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业在地区间的转移与扩散，其结果是知识与技术溢出促进了区域创新的形成，同时也推动交通基础设施的一体化过程。粤港澳地区正在形成多个地区性的大枢纽：深圳与香港协同关系增强，形成“港深都市区”；而依靠交通一体与网络化先行的广州与佛山地区，通过产业与经济活动的地域再分工形成“广佛都市区”“珠澳”等。大珠三角形成节点互通互联的网络化发展格局。

３

粤港澳未来发展走向分析

　　通过对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历史的回顾和相关数据的整理，结合贸易对区域一体化作用的理论，认为贸易对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的过程起到了促进作  用。从商品贸易的出现打破隔离发展，到跨境生产贸易的兴起极大促进一体化进程，到服务贸易成为深化一体化进程的关键，贸易的变化影响着粤港澳一体化关系的走向。未来，服务贸易依旧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主要发展主线。因此，对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走向做出以下三点预判。

　　1）湾区陆地轨道交通网络的进一步完善，促进港口群和机场群交通体系的建立。为了促进一体化程度的深入，加强要素在湾区充分自由的流动，必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这是区域一体化的物理基础。  依托现有的广州南站、广州东站、白云机场、佛山西站、广州站等站点，形成“广佛”轨道交通枢纽，承接珠三角区内以及通向区外的主要交通枢纽；而将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为主要连接通道，连通珠三角与港澳，进一步拓宽三地交往，随着未来大田国际铁路枢纽、万顷沙货运枢纽、石龙集装箱枢纽的成熟，粤港澳大湾区的货运枢纽地位将会得到巩固提升，重点提升西南向、东北向铁路货运能力，加快接入“泛亚”货运网络，提升大湾区在“一带一路”中的地位。而在港口群与机场群建设方面，粤港澳应进一步加强交通运输协作，取代盲目新建、扩建的思想，深化粤港澳高效顺畅的综合交通网络发展。

　　2）依托通达的交通综合运输体系，形成湾区两大枢纽：“深港”与“广佛”，作为推动区域一体化的主导力量。以广州站，广州南站、东站、北站和佛山西站为主形成综合枢纽，形成“广佛”联合枢纽；深港则以深圳北为依托，与香港对接形成“深港”枢纽，粤港澳地区今后将会形成面向世界的两大枢纽格局（图6）。深圳北综合交通枢纽和广佛交通枢纽群2个大型区域枢纽将会成为粤港澳结合“一带一路”倡议，走向东盟各国参与贸易的区域性枢纽站。大型枢纽在区域中的形成，表明区域一体化已经达到一定的深度，在枢纽等级之下的地方节点也逐渐形成，区域间要素流动与集聚自由，大型枢纽的外溢效应扩散速度加快，成为推动粤港澳区域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力量。

　　3）形成以“广州―深圳―香港”为主要节点的区域创新走廊是未来大湾区区域的创新增长点。广州和深圳一直以来都是珠三角的2个重要城市。如今，创新已经成为区域是否能够领跑全球的一个重要能力指标。作为珠三角创新龙头城市深圳，其毗邻香港，更容易接受香港的科创基础和科研氛围对接使其独占优势。相比深圳，依托琶洲互联网创新集聚区、大学城、广州科学城等的广州仍然具有一定的创新基础。未来，将广州、深圳与香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走廊的主要节点城市，以广深铁路、广深高速为依托，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打造全国创新驱动发展的支撑，形成全球知名的科技创新走廊（图7）。

４

结论

　　从贸易规模和体量的提升、从商品贸易到生产性贸易的转变，珠三角地区与港澳之间的贸易联系不曾间断，反而历久弥坚。通过对理论及历史事件的研究发现，每一次重大事件的发生都导致了贸易规模及内容的提升，而贸易每一次的变动都配合以区域一体化尺度的上移，从村镇到城市再到城市区域，最终塑造了以“深港”“广佛”和“珠澳”等城市区域为主体向外辐射的一体化格局。通过梳理贸易与区域一体化相关文献和实证研究，本文总结出贸易对一体化影响的长期动态理通过贸易对象从商品，到生产过程，最后到服务的转变，贸易主体从以有形的商品为主到无形服务为主的这种变化，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从初级的一体化到更高级的一体化迈进的主要过程；此外，贸易的一体化过程有着极大的外溢效应，它完善了地区基础路网的建设，推动了产业集群的产生，带动区域创新。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粤港澳地区处在连接与辐射东南亚地区乃至中东、西欧地区的重要战略节点，其出口创新能力必须紧跟时代步伐，这将一体化区域推向一个新的合作平台和战略高点。

　　贸易是珠三角一体化过程中促进产业分工和地区专业化，改变产业地理分布，塑造珠三角空间结构的强大力量。在当今全球化趋势时有逆转波浪的形势下，珠三角的重要城市节点如何充分发展港澳地区服务贸易，发挥自身制造业传统优势，积极发展创新，结合国家“一带一路”的伟大倡议，最终推动区域产业、经济和空间的深度整合与再次腾飞，是今后一体化发展需要更深入讨论的主题。

参考文献：

[1] BRÜLHART M，1995．Scale Economies，Intra-Industry Trade and Industry Location in the “New Trade Theory”．Department of Economics，Trinity College． 

[2] 常智峰，汪小勤，2004．CEPA对珠三角及内地经济的影响．市场周刊：财经论坛，（8）：1-2．[CHANG Zhifeng，WANG Xiaoqin，2004．The Impact of CEPA on Pearl River Delta Area and Mainland Economy，Market Weekly．Finance Forum，（8）：1-2．]

[3] 陈广汉，2006．粤港澳经济关系走向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CHEN Guanghan，2006．Study on the Trend of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Guangdong，Hong Kong and Macau．Guangzhou：Guang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4] 黄永智，2003．粤港经贸合作新机遇——简析《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HUANG Zhiyong，2003．New Opportunities in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Guangdong and Hongkong–Analysis of CEPA，Guangzhou：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5] KIM S，1995．Expansion of markets and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the trends in US regional manufacturing structure，1860–1987．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10（4）：881-908．

[6] KRUGMAN P R，1991a．Geography and trade．Cambridge：MIT Press． KRUGMAN P，1991b．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9（3）：483-499．

[7] 李郇，2000．港澳直接投资企业在广东的发展与影响．广东经济，（6）：35-37．

[8] 梁育填,刘鲁论,柳林,陈蔚珊.广东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出口贸易格局的时空变化[J].热带地理,2015,35(05):664-670.

[9] 刘炜，李郇，欧俏珊，2013．产业集群的非正式联系及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以顺德家电产业集群为例．地理研究，32 （3 ）：518-530．[LIU Wei，LI Xun，OU Qiaoshan，2013．Informal ties in industrial cluster and its impact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A case study of household appliance cluster in Shunde ． Geographical Research，32（3）：518-530．]

[10] 邢志红，1996．香港的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国际比较》分报告之三．北京统计，（8）：33．[XING Zhihong，1996．The Tertiary Industry in Hongkong-Part Three of The Sub-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Tertiary Industry．Beijing Statistics，（8）：33．]

[11]许学强，李郇，2009．改革开放30年珠江三角洲城镇化的回顾与展望．经济地理，29（1）：13-18．[XU Xueqiang，LI Xun，2009．The Growth of City-Town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By Adopting the Open-Door Policy．Economic Geography，29（1）：13-18．]

[12] 叶嘉安，2002．香港珠江三角洲生产性服务之联系．香港：提升珠江三角洲竞争力——社会、经济与基础设施发展研讨会，20 ．[YE Jiang’an ，2002 ．The Relationship of Producer Services between Hongkong and Pearl River Delta，Hongkong：Upgrading Pearl River Delta Competitiveness–Seminar on Social ． Economic and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Forum，20．]

[13] 喻季欣，2014．逐梦世界：广交会启示录．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YU Jixin，2014．Catching Dreams in the World：A Revelation of Canton Import and Export Fair．Guangzhou：Nanfang Dail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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